社会文化背景对艺术审美的重要性

社会文化背景对艺术审美的重要性作者：潘莉石志超单位：扬州大学艺术学院

罗聘，清代画家。号两峰，别号花之寺僧、金牛山人、衣运道人等，是家喻户晓的“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一位。此人绘画技法精妙，绘画题材广泛，更得金农青睐，收为嫡传弟子，被人称为“鬼才”，其才情可见一斑。但是，罗聘走出金农光环而一举成名的却是如今被我们视为传世之宝的《鬼趣图》“。在罗聘一生所有的画作之中《，鬼趣图》因为其独特的魅力而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那凄惶迷离的色彩，那上百人的提拔，都使它的名声盖过了罗聘其他的所有作品，和罗聘的名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画史上熠熠生辉。[1]”《鬼趣图》由八幅图组成，内容不一，有的阴森可怖，有的诡异莫测，有的甚至滑稽可笑。但是现在在观赏《鬼趣图》的时候，多多少少受张问陶和蒋士铨等人的影响，先入为主的把图片内容与他们的题诗对号入座，使得“鬼趣”之“趣”有了令人遗憾的局限性。

鬼，作为绘画题材可谓历史悠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曾提到画鬼的内容。还有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也令人称道。其师金农也曾画过鬼。哲学上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万物都有联系。那么，鬼题材的产生也不是偶然。鬼的题材反复出现，追本溯源是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在无意识心理中积淀着种族记忆，这种种族记忆就是“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一直影响着我们本能和原型组成。“荣格说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遇见意义普遍一致且反复发生的领悟模

式就是在和原型打交道。”[2]“鬼”的形象被历代画家演绎成各种形象《，韩非子》中也有云：“……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也就是说鬼，大家没见过，所以容易画。[3]叶舒宪在《鬼的原型——兼论鬼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中总结出五种不确定的鬼的原型：一是死人，二是丑人，三是类人动物，四是骷髅，五是头神像。[4]并且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罗强烈在《原型的意义群》中认为：“原型是潜伏在实体作品中的人类的或者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社会性的共同情感，它是由思想和情感交织而成的‘典型’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5]就是说给“原型”加上“社会文化”这个定语，就使得解读《鬼趣图》有一个既定的理论背景。那么从揣摩“共同情感”这个角度看，罗聘的《鬼趣图》更具有现实性的审美价值。罗聘的生于雍正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乾隆年代“，康乾盛世”几乎浓缩于扬州这一繁华城市。同时扬州作为盐商富居之都，又是交通要道，人流量大。只道一时间商贾云集，文人雅士纷来沓至，经济、文化艺术一派欣欣向荣。乾隆曾叹“：盐商之力伟哉！”[6]且经济、政治、文化都处于一种新旧代谢的重要转折时期。而社会的发展，使得思想愈加开放，必然引起统清政府的统治恐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席卷而来。一时间那些新兴的思想几乎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态。使得不少艺术作品都表现出“怪”的风格。罗聘就是在这种怪的风气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当然，各中经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鬼趣图》才应运而生的。

对于《鬼趣图》确切的创作时间，之前很多研究者都没有提到。

只有在《花之寺僧罗聘传》所附的年表上大致提到是乾隆三十一年，也就是罗聘三十四岁时所作。这时的罗聘已经走过他人生的一半（罗聘1733-1799）并且经历了出生、父母双亡、成家、拜师、创作、游历、师逝等一系列事，也算小小的尝试一遍酸甜苦辣。那些慢慢沉淀在罗聘心中的阅历经验和对社会的感知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直观的信息便来自于他的作品。

这也是我们欣赏《鬼趣图》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解读《鬼趣图》，才有现实的语境。解读《鬼趣图》首先看其审美意象《，鬼趣图》中罗聘所创造的意象就是八福图中形态不一的鬼。直观的印象便是这些鬼有肥的、瘦的、貌美的、矮小的、怒目而视的，甚至直接是骷髅。光从图像上看几乎是“人”“鬼”难辨，即使过分“鬼样”也基本可以看出人形，第三幅鬼趣图中的美丽女鬼更是面容姣好，体态优雅，并不像张问陶的诗写的：“须怜鬼国少完人。”也就是说，罗聘“鬼”之原型至少形态上是生活中的人。再看罗聘为画面造的意境。有的阴风阵阵，有的阴风大作，有的若有若无，有的飘渺虚无，也有的是寂静无风。只是这看似随意的画法，却把适合鬼的阴森环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恍若置身其中，阴冷不自持。不得不说罗聘是造境的高手。一尺画卷仿若他就是主宰，感染并调动了观者的情感记忆，真正营造出了基于《鬼趣图》而升华出来的不尽相同却十分微妙的社会文化背景“。鬼”之“原型”似乎呼之欲出，却恐若以偏概全。来看蒋士铨诗：“侏儒饱死肥而俗，身是行尸魂走肉”、“王家僮约太烦苦，鬼奴嘻嘻随鬼主”“、长头偻背老复丑，形容疑似承蜩叟”；张

问陶则写到：“暴顋何处能容首，小物从来惯折腰”“、冠狗随人空跳舞，沐猴无发尚威仪”等[7]。在蒋士铨眼里，这里的鬼是不思进取的懒人，是奴颜婢膝的奴者，是捉鬼的老叟；在张问陶看来，这里的鬼又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是迂腐的狐假虎威者。面对《鬼趣图》两人所看到的都是人性丑恶的一面，这“鬼”便是丑恶的代名词。徐大榕题到：“早岁已持无鬼论，中年多被鬼揶揄。何人学得燃犀法，逼得真形入画图。[8]”这里便是把现实中的人生动比作图中的鬼。诸如此类在《鬼趣图》上写题跋的有一百多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境遇各有不同，在他们眼里所见之“鬼”更是千奇百怪，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这图中的“鬼”是暗讽谁也好，鄙视谁也好，表达愤怒也好，有其他的所指也罢，都不能断章取义的确定为一种原型。正如《鬼趣图》伴罗聘几十年，百人题字，自己却一字未题，却有种菩萨拈花微笑的禅意，而罗聘的睿智更是表露无遗。

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更有属于哪个时代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但是社会和文化都在迅速发展，那么基于新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原型也在不断的加入了新的元素。“社会文化原型”是扬弃了的荣格“原型”的科学存在[9]。当今社会，我们再去欣赏《鬼趣图》的时候，也许思维亦可穿越时空拾慧多多，但是时过境迁毕竟比不上亲身经历的深刻，即使张问陶的题诗再精彩，我们也只能暗自喝彩。通过《鬼趣图》我们也许看到的是正义高大对峙恶势力矮小的一面；也许是类似于鬼的外在力对于有情人的祝福；也许是对活着的人人性善恶的警示等等。这是新的社会文化背景所赋予的更加完善的文化内涵。所以，

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接受这种审美体验，更要用创新的思维去发掘和理解艺术作品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