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
试述强势利益集团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组 织 之 间 联 合 起 来 ， 且 占有 大量 社 会 资 源 ， 维 护 自身 利 并 为
益 而 能够 对 政 府 政 策 的 制定 施 加 重 大 影 响 的 团体 。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和 社 会 主义 现 代 化建 设 事 业 的 推 进 都 给 各 种 强 势 利 益集 团 参 与 公 共 政 策 制 定 提 供 了 背 景 条
摘 要 ： 当代 中国 ，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和 社 会 转 型 的 加 速 都 不 可避 免 地 促 进 了众 多强 势 利 益 集 团 的 产 生 ， 对 我 国公 共 在 改 其
政 策 的制 定 产 生 着 Ｅ益 重 要 的 影 响 。 因此 公 共 政 策 的 制 定 需透 明化 、 ｌ 程序 化 、 主化 、 制化 。 民 法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上 说 ：只 要 我 们 “
不 动 摇 、 懈 怠 、 折 腾 ， 定 不 移 地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 定 不 不 不 坚 坚
移 地 走 中 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就 一 定 能 够 胜 利 实 现 这 一 宏 伟 蓝 图 和奋 斗 目标 。”１ ＿ “ ” 既是 对 全 党 的 告 诫 ， （ 一个 不 字 １ 这 也 是 向强 势 利 益 集 团敲 响 了 警 钟— — 政 府 将 会 更 加 关 心 社 会 弱 势 群体 ， 平 正义 应 当成 为 社 会 的核 心 价 值 。因此 在 现 公 阶 段 ．研 究 强 势 利 益 集 团 与 我 国公 共 政 策 的制 定 将 对 消 解 社 会 矛 盾 、 进 社 会 和谐 、 障社 会 公 平 具 有 重要 意 义 。 促 保
重温南方谈话
重温“南方谈话”，为当下改革提供镜鉴稿源:南方都市报摘要：20年前，在中国的南方，一个伟人重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
从此，中国改革再度出发，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20年前，在中国的南方，一个伟人重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
从此，中国改革再度出发，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回顾当年情境，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围绕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目标等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改革事业因此蒙上阴影。
在这样一个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巨大影响力固然缘于其积淀的权威，但斯人而有斯言，却仰赖个人的胆识、智慧和敏锐的历史自觉意识。
南方谈话，改革之幸，更是中国之幸！20年了，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有两个指标颇能说明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消息，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比重达5 1.27%.第一个数据说明，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解决温饱已不是当前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第二个数据昭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市民社会。
这样深刻的变化无疑拜南方谈话之赐，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业绩。
但任何一种变化又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当下民众的诉求已经大大超越生存需求这样的初级阶段。
如何面对和适应这种诉求，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呈现：既是对一个伟人的缅怀，更是为了从中吸取资源，解决现实的问题。
首先，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改革提供镜鉴。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类似的“证明”可以不断罗列下去，而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则应该是，证明了民众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和潜伏的惊人能量。
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对民众的这种愿望和能量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之一)
关于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之一)导言：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激烈争斗。
对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由中国共产党自觉自主进行的、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整个社会大变革，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史中一段非常特殊的历程，特殊就特殊在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的旨在从根本上保护自己而又不得不针对自己进行的改革，这一漫长的改革实在是非常艰难、痛苦，却又成就“非凡”。
那么，到底如何观察和认识不同利益集团在中国改革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呢？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财经分析师、记者郭哲日前特别约请到了著名专家毛寿龙教授，并与之就此问题进行了访谈。
（毛寿龙教授简介：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 GEDA：毛教授，关于利益集团这个话题，现在人们谈论的是比较多了。
最早研究利益集团的应该是美国，早在十八世纪，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就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利益集团，并开始研究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但到底什么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现在人们也还是有很大分歧。
被称为研究利益集团“第一个最重要的美国理论家”的詹姆斯·麦迪逊对利益集团作出了这样的论述：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把他们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您是否同意他的这种观点？毛寿龙：我并不怎么赞同这个观点，它有很强的倾向性，把利益集团完全定义为损人利己的。
应当认识到，维权型的利益集团、维护公共利益型的利益集团和瓜分型的利益集团是不一样的，这与产权有关系，与政治经济状态有关系。
2021年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欧阳光明*创编 2021.03.07
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欧阳光明（2021.03.07）
当今一个词流行，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究竟谁是当今中国最大、最具有破坏性、损害人数最多的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所谓国有企业，而是一个在30年改革过程中具有原罪性地形成的新生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是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的主要构成包括：（1）一部分欲改旗换帜的新官僚势力、特别是腐败官僚势力（高级特权公务员阶层）、（2）改革新贵集团——这是一个新生的、世袭的、垄断资源的暴发豪门世族，一个富可敌国、奢侈无比的暴发户集团；（3）被外国金融资本雇佣为其服务的洋务买办集团；（4）外资（独眼势力）控制下的网络新媒体集团；这四大势力是所谓“改革红利”的主要攫取者，是将大量财富资产外移的主要集团，也是中国当今势力最大、最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
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使得中国当今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而对立，阶级矛盾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欧阳光明*创编 2021.03.07。
利益集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种制度变迁 。 经济转轨 的方式（ 或称路径选择 ） 有两种 ： 一种是渐进的
转轨方式 ； 另一种是激进 的转轨方式（ 休克疗法 ） 。渐进的转 轨方式 ， 经济转轨采取稳健 的、 的分 阶段的过渡方式 ， 是 逐步
即“ 摸着石 头过河 ”采用这种方式 的最大好处是使人们逐步 。 承担改革 的社会代价 ， 避免“ 爆炸式” 成本分摊方式而引发社 会 冲突 ， 以用一部分改革利益给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 以补 可
维普资讯
湖北 社 会 科 学 ２ ０ ０ ８年 第６期
经 济论 坛
利益集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贺 文 华
（ 邵阳学 院 经济与管理系 ， 湖南 邵 阳 ４２０ ） ２ ００
摘要 ： 改革 的本 质是利 益 的再分 配 ， 导 致各 个利 益 集 团之 间以及各 利益 集 团与政 府之 间 为 了利 益的 这将 占有和成 本 的分摊 而进行博 弈 ， 利益 占有量 的 大小将 会与 利益 集 团的 力量成 一定 的对 应 关 系， 利益 集 团为 了 保 持其既得 利益 而进行 的博 弈 ， 增加 改革的摩擦 成本 ， 弱势群 体 的成 本 负担 。 将 增加 因而在 改革过程 中应尽 量
制 度 变 迁 理 论 综 述
程度上可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 容 纳生产力发展之 日，也 即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要 被砸 毁之 时。 马克思认为资本 主义 只是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 中的一个阶 段， 它必然会 被更高级 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古典经济学 家认 为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能够达到 自我 均 衡 ， 给能够 自动创造需求 ， 供 市场总是 处于出清状态 ， 既不会
产力的发展， 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局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赵向文(中共大同市委党校,山西大同037010) 提要:由于利益集团内在的利益冲动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甚至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俘获”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
在分析其对实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将面临着一个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制衡与再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利益集团;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俘获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9)02-12-03 收稿日期:2008-10-25作者简介:赵向文(1978-),男,中共大同市委党校讲师。
一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相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言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它以国家为制度变迁主体,包括各种的可以影响政策决策、制定、实施的集团和组织,它靠国家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虽然在理论上,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但是我们发现,利益集团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的影响力可以说无处不在。
诺斯等人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
他们认为,从静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从动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密切相关。
强势集团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制度演进的方向,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使本集团的利益能获得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官僚本身也是“经济人”,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对任命他们的政治家或者支持他们的选民、利益集团负责。
中国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中国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摘要：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中国的改革，选择的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改革路径。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
政府应该从政治、经济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改革的发展。
促进我国走向更好的明天。
关键字：改革方向路径中国一、中国改革的现状与阻力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全球经济正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变。
从工业革命开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却严重滞后，不只中国如此，甚至美国等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
制度主要包括三块：一块是支撑市场秩序的制度，也就是产权的基础设施；一块是支撑社会秩序的制度，也就是政治的基础设施；一块是支持生态秩序的制度。
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形式，支撑着市场、社会、生态等所有制度和秩序。
现在，这三个领域的制度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都是如此。
我们遇到了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利益分配的挑战。
在市场分工和市场规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就业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这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了一些机会。
二是可持续性的挑战。
当欧美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没有遇到资源有限的问题。
而现在，可持续问题对我们的制度造成了重大挑战。
三是效率的挑战。
中国的水、电、油等一些资源很便宜，这其中就存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四是稳定性的挑战。
国家间的人均GDP差距在缩小。
缩小的过程可能很平稳，也可能非常动荡。
就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现在我们增长得快，但以后增速可能降下来。
中国很多方面的制度都还不完善。
例如在市场秩序方面，我们的制度还缺少一些基本功能。
一个市场要运作，需要有四大功能：一是界定产权，而我们的土地产权不是很清楚。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在哪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在哪？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3月14日中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记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第十次在两会闭幕之后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
3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涉及诸多被大家关注的热点议题。
特别是谈到改革，温总理透出了一种坚定与果敢的神态，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任何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感到一种少有的惬意和欣慰。
从温家宝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非常紧迫，改革也是阻力重重。
那么，现在改革的阻力究竟在哪里呢？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干扰，他们不希望中国出现新的改革，更不允许推出新的改革举措。
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一步，所面临的困难已是今非昔比。
原先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群体在经改过程中先富起来，数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着相当一部分财富和资源，还有一定的权力，他们不希望改革，因为改革会触犯他们的利益。
这意味着改革的共识趋向薄弱，改革的阻力较之当年已经更大。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形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
对于中国改革人物或上层领导集团，能够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也大打折扣。
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利益集团掌控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普通老百姓受制于利益集团。
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社会经济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如果依照他们的改革思路，那一定是背弃人民意志，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腐败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共赢的局面。
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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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
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社会进步运动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中国正处于社
会转型时期，也可以说处于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之中，主要挑战就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强、弱两种利益集团形成的因果联系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而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权力系统在未得到有力改革的条件下，必然会与市场形成形形色色的关系，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
权力和市场结盟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封闭性的，这是因为，第一，一个人要进入权力阶层就离不开财富，同样一个人要迈入财富的门槛(比如大型国有企业)也离不开权力；第二，权力和市场的结盟还形成排他性垄断，即好处只能归强势利益集团，其他人不得或没有机会进入被垄断的产业。
这样，个人很难以自己的天赋或才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生活在父辈所处的结构之中。
政治与商业的联盟是中国最值得警惕的现象，这种联盟的根源在于：第一，还是老生常谈的政府职能问题。
第二，“大部门制”的流产。
第三，作为权力与市场结合的产物，行政垄断反过来又会强化“政治—经济”一体化同盟。
上述三点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形成一个以行政垄断为主要形式的强势利益集团，而其副产品则是造就一个庞大的无组织化的弱势利益群体。
就权力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公司型利益集团和无组织利益群体。
作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公司型利益集团
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
“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两类：
一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其他国家的很多行业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并在国家的干预下实行反垄断。
但是在中国，行业垄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垄断，一些行业垄断公司的背后都有行政主管部门，因而是行政权力保护着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
在这种条件下，垄断公司本身就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不需要以社团性利益集团即“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它们对政府的影响比“协会”更直接、更有效。
二是暴利行业的公司。
在中国，暴利行业特指房地产业和采矿业。
这些行业的产权多元化，既有国有也有私有。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离开权力的保护就难以运转，因而，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官商一体化的利益集团。
与垄断行业相比，暴利行业的利益集团在数量上更多，在形态上更隐蔽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在影响政策的方式上合法与非法并存。
公司型利益集团中的某些国有垄断公司主要通过影响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部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一些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以维护其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
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能源短缺，以采煤业为代表的采矿业四处开花，煤炭安全生产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关键原因在于某些地方官员、尤其是县乡两级官员直接参与其中，结果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官商同盟的博弈，中央政府疲于应付。
如果说煤炭生产中形成的官商同盟属于非法性质，而土地开发中形成的官商同盟既有合法行为，也有非法行为。
土地开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来源。
高的预期收益和几乎等于零的成本付出，驱使个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结盟，导致住房价格居高不下。
典型的官商同盟的作业程序是：“地方政府土地项目立项——引入外来投资者——完成批地手续——胁迫投资者同意分肥，不就范就踢走
——引入新的关联代理人开发商——代理人开发住宅获利——官员以及特殊利
益群体分赃”。
作为弱势利益群体的无组织利益群体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一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对非组织化的潜在利益集团，从组织化程度来说，与其称之为利益集团，不如称其为利益群体更为合适。
但关键问题是，此类利益集团的特征不在于其利益诉求的组织化，而在于它以实际行动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过程，这也是这类群体或集团的重要性所在。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
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
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
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
当前的问题是，即使在与自己具体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第二种非组织化的潜在利益集团基本上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低成本地表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而当行政决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即使他们抗争，制度上也缺少改变决策的余地。
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
”
有关部门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
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社会抗争”的增多意味着很多领域内的政策出现了问题，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执政者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直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两种利益集团具有因果链条关系。
解决利益集团政治只能从源头上找办法，即解决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
在此情况下，国家或政府别无选择，让国家回归国家应有的位置即国家的自主性或政府的中立性，以强大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和果敢的决断而改革政府体制并真正开放市场。
国家在抑强的同时，还必须扶弱。
就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公民的社会权利保障而言，社会权利优先更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更容易在国家和政府那里达成政策共识，也是社会大众的优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