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清史研究综述
清史研究资料
清史研究清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项重要领域，主要研究清朝时期的历史。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间跨越近300年，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献和遗产。
清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清朝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等方面，还可以为我们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参考。
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对清朝时期历史的客观还原和深入探讨。
清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都具有独特性。
通过对清朝历史的研究，可以了解清朝开国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官僚体系的建立、封建经济的特点等诸多重要议题。
同时，清史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清朝的兴衰周期，从中汲取教训，为今日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清史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清朝时期的诸多方面。
首先是清朝政治制度的研究。
清朝政治制度奠定在封建基础之上，实行专制统治，重视礼制、儒学等传统文化。
清代皇帝的统治方式、官员选拔机制、地方行政体系等都是研究的重点。
其次是清朝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
清朝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商业、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海疆开发等问题都是清史研究亟需解答的问题。
此外，还包括了清朝文化教育、军事制度、外交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清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化，清史研究也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理论，如考据学、文献学、微观史、比较史等。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在清史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提高了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和传播效率。
总体来看，清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意义。
通过对清朝时期历史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只有持续深入研究清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为构建更好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明清史研究综述范文
明清史研究综述范文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涵盖了明朝（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44年-1912年）两个朝代。
明清史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从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出发，对明清史研究进行综述。
政治方面，明朝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政权的建立、维护和衰落。
明代早期的皇帝追求政治和经济的，强调道德和仁义，提倡孝道文化，这在明初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政治逐渐境遇到问题，后期更是频繁出现政变和军阀混战，明代晚期的政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崩溃的原因与过程。
经济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明代初期，明朝积极进行了土地整顿和农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内外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繁荣程度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
对于明清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商业贸易、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丰富多样的商品经济体制如何催生了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文化思潮。
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稳定，社会阶级相对固定，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地位的获取和巩固。
文化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明清史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明清史的研究中，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深入。
总体而言，明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涵盖了众多的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明清时期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
（二）编年体通史，有两种类型，一为编年体，一为通鉴体：
戴逸主编，《清史编年》，以朝、年为单元，每朝一册，康熙、乾隆二朝因年久事繁，各为二册；就我所读过的康雍干三朝的印象，主要依据清代历朝实录编写，并且容纳了许多其它文献、外国文献的资料，既见功力，又有价值，当然亦有可议之处，如重要事情的遗漏。
三、清代专门史研究
（一）政治史、制度史和帝王史：
清代各个皇帝皆有传记，有的不止一部，例如乾隆帝（1711-1799， 1736-1795在位）及其时代的，有周远廉的《乾隆皇帝大传》、白新良的《乾隆传》、唐文基等的《乾隆传》、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等五部，头四种资料丰富，后一种以分析见长；用传记体裁，反映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历史事件，如拙作《雍正传》（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版）；专门制度史，如郭松义的《清朝典制》，较全面地涉及清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二○○二年出版的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论述中枢决策的机构、制度及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君健、许檀等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概括一代社会生活状况的是我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我写此书，试图建立清代社会生活史的一种研究和描述的框架，所叙述的内容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到社会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
商人史和会馆史，尤其是徽商和晋商、海商研究成绩显著，徽商的研讨同徽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徽商的经营方式、道德、与家族关系、家庭、文化价值取向及自卑心理、与小区关系诸方面均有一定深度的涉及，主要研究者为叶显恩、唐力行、张海鹏、周绍泉、王振忠等，我对徽商与扬州关系的讨论，是关注移民史，即徽商通过投入当地文化教育、城市设施、河道疏浚的建设，融入地方社会。会馆史有王日根的专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考察了会馆发生、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二十年来学者关于八旗满洲建置问题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学者关于八旗满洲建置问题研究综述作者：张帅来源：《卷宗》2012年第08期摘要：研究清史满族史，八旗制度是一个重大问题。
从八旗制度在清太祖时代的建立到清末的衰败，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而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参与和研究，本篇主要对八旗满洲的建置问题，八旗满洲的生计问题，八旗满洲的建立对清王朝的作用三个方面做了简单的综述。
关键词：八旗满洲，建置过程，八旗满洲建立作用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制度，他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清朝的军、政、财、文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八旗制度的建立可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部分，本文主要对八旗满洲的建置过程，八旗满洲的生计问题，八旗（满洲）制度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性的综述。
一、八旗满洲的建置过程关于八旗满洲的建置过程问题，学者们讨论颇多，但观点趋于一致。
研究八旗满洲，首先涉及牛录问题。
牛录是八旗的基层组织。
清太祖时代，随着人口增加，牛录增多，所以建立固山。
关于八旗建立的时间，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辛丑（1601年）说”，“甲寅（1614年）说”，“乙卯（1615年）说”，目前看来，大多数学者认同“乙卯说”，年代的问题基本解决。
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是在牛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满族简史》中提到“原来在女真人氏族制时期，就存在着作为生产和军事行动的组织形式———‘牛录’。
当时，在行军出列时，参加的成员，各依所属的族寨行进。
每十人中以一人为首领，被称为‘牛录额真’，所属九人听从他的指挥。
努尔哈赤把从战争中合并来的各部落的诸申、伊尔根，统一组织起来，规定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置一牛录额真。
每五牛录置‘五牛录主’，即甲喇。
每五个甲喇构成一个‘固山’，即‘旗’。
‘旗’在这个时候只是标志这一新组织的队伍的不同部分的旗帜。
1601年，努尔哈赤有黄、红、蓝、白四旗。
随着队伍的扩大，1615年，于原有四色旗帜以外，又增加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色旗帜，合为八旗。
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
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摘要】：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
“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
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
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
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
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
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著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
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
清朝档案整理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
主要来源于清朝官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清 朝档案。
数据处理
对收集到的清朝档案进行清洗、整理和分类，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数据集，以便 进行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工作。
04
研究结果与分析
清朝档案整理的历史演变
清朝档案整理的起源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其档案整理有着重要 的历史价值。随着清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清朝 档案整理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清朝档案整理的特点
清朝档案整理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清朝档案整理成 为中国历史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档案整理的成就和不足
清朝档案整理的成就
清朝档案整理在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 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贡献，为后人研究清 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同时， 清朝档案整理也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保存和 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档案整理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
清朝档案数量庞大、内容复杂，整理难度 较大；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档案存 在遗失、损毁等问题，给整理工作带来一 定的困难。
机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清朝 档案整理工作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同时，随着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清朝档案整理的研究成果也将 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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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பைடு நூலகம்研究
国外对清朝档案的整理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 一些学者关注清朝档案的收集、分类和整理方法，同时也有学者关注清朝档 案中所蕴含的文化、政治等信息。
研究热点与趋势
研究热点
清朝档案整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案整理的方法和技术；二是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利用 ；三是清史研究中的档案整理；四是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档案研究。
《经籍籑诂》研究综述
《经籍籑诂》研究综述作者：谭圆圆来源：《卷宗》2019年第11期《经籍籑诂》是一部由清代阮元主编的收集唐以前各种古书对文字训诂的字典。
全书汇集了唐以前的经史子集等各种古籍对某个字的注释，全书共收字一万两千多个，对于词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其在注释时仅仅把唐以前的各种注解罗列出来却并不依自己的见解做出相应的取舍，因而难免存在内容繁冗或有误之处，因此本文将依此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 《经籍籑诂》的成书及版本问题1.1 关于成书的问题李步嘉曾根据《清史稿》以及王引之、臧镛堂等人给《经籍籑诂》所做的序文等史料推断其成书时间应该是在嘉庆三年。
支持它成书于嘉庆四年的人是把它的刊出时间与成书时间搞混了。
关于其编纂成员，除了主编阮元外还有出于浙江附近的州县的经生以及成名甚早的学士或读书名人之后等共43人。
他们都是学有专长，具有极深的经学涵养的人。
几乎编纂班子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经阮元精挑细选，选拔出来的。
就其纂书成员来看，《经籍籑诂》也是具有极高的训诂学价值的一部巨著。
王引之曾评价它“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
”钱大昕评价“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焯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炫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
”足见其重要性。
1.2 关于其版本问题据张文建及刘宗汉等人的文章，有扬州阮氏琅环仙馆原刻本、淮南书局刊本、等版本。
此外还有1936年上海国学整理社铅印本、1982年4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
接下来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版本进行介绍。
1）嘉庆十七年的阮氏原刻本即琅嬛仙馆刻本，这也是几个版本中最为重要一版，此版本是补遗初编分开，补遗之凡例及具体内容俱附初编106卷之后。
此后，历代版本均以此本为底本进行影印刊刻。
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
2）中华书局影印本，此本成书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在阮氏琅嬛仙馆刻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影印出版。
但此本与原来已有不同，是采取补遗附于初编每卷之后的补遗形式。
清史研究外文文献综述
清史研究外文文献综述清史研究外文文献综述指南清史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且复杂的领域，那外文文献在其中的地位就像远方来的客人，给这个研究的盛宴带来别样的风味。
我们先来聊聊外文文献的种类。
你看，就像不同的菜系一样，有欧美的文献，就像是西餐，风格和咱们本土的文献大不相同。
从英国的研究来看，他们对于清朝的外交关系特别感兴趣，那些研究就像是一个个精致的小点心，从不同角度剖析清朝与西方世界的交往。
比如说，有的文献专门探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那里面的描写就像是在给你讲述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又有些许尴尬的会面故事。
他们会细致地分析双方的礼仪冲突、文化误解，就像厨师精心调配调料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美国的文献呢，又像是一道混合菜品。
有的侧重于清朝的社会结构，把清朝的社会阶层比作一座金字塔，然后一点点剖析每个阶层在这座金字塔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还有的对清朝的移民现象感兴趣，那些研究像是在绘制一幅大地图，标记出清朝移民的走向、目的地，以及在当地的生活状况。
再看看法国的文献，就像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有着独特的风味。
法国学者可能会对清朝的艺术、文化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
他们会把清朝的瓷器文化研究得如同欣赏一件绝世艺术品，从瓷器的制作工艺到图案的文化寓意，一点点挖掘，仿佛在寻找宝藏。
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外文文献呢？这就像在茫茫大海里捞针，但是也有办法。
大学的图书馆就像是一个装满宝藏的山洞，里面有各种外文数据库，像JSTOR之类的。
你进去之后就像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知识集市，各种各样的文献摆在你面前。
还有些在线的学术资源平台，那是一个开放的知识广场，很多学者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上面。
当你拿到这些外文文献后，怎么去理解和吸收呢？这就像是学习一门外语，一开始肯定会觉得有些吃力。
你得先搞清楚里面的基本概念，那些概念就像是一个个小零件，你得把它们组装起来才能明白整个文献的含义。
有时候里面的句子结构就像一团乱麻，你得耐心地解开。
比如说，一些长句子可能会把好几个观点缠绕在一起，你就得像拆毛衣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每个观点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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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清史研究综述1981年清史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清朝开国史的研究出现了新成果。
清前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加强，并出现了向地区经济纵深发展的趋势。
关于边疆民族和边疆地区有了比较广泛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满汉文档案、民间土地契约及工商业文书的发掘和运用，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并从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以下仅就所见到的论著，从几个主要方面，试作初步述评。
清朝开国史研究满族入关前的历史，一般称为清朝开国史，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清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第一部专著是孟森的《清朝前纪》，出版于三十年代。
周远廉著《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解放以来的第一部新的成果。
全书以研究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为主，联系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满族社会的发展和清朝开国史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史学界一向持有不同的见解。
周远廉认为：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满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1587年努尔哈赤筑费阿拉城、“定国政”，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八旗制度是后金奴隶主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1621年3月，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满族过渡到封建社会。
天命六年的“计丁授田”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占居主要地位”，“对加速后金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按丁征赋佥差”是“封建赋役制度”。
奴隶性质的包衣阿哈从此转化为封建农奴。
与此同时，和汉民、诸申、阿哈对立的汗、贝勒、大臣、八旗官将，则转化为封建农奴主。
本书对于自明代嘉靖中期到崇祯末年近百年间满族在创建后金国家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形态发展变化提出了新见解。
同时，又按时间的顺序将重要史实作了具体的论述。
所以，这既是一部史论，也是一部历史——清朝开国史。
作者使用的主要史料是前人引用不多的《满文老档》，并且依据满文原意作了解释，从而在史料方面加重了全书的科学价值。
书中论证了满族短暂的奴隶制和迅速过渡到的封建制。
对于入关前满族社会何以会出现这样快的连续飞跃?它有那些特殊性?似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1981年发表的文章看来，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集中于清朝入关前后的几个重要帝王。
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历史档案》1981年第l期)，结合清朝开国史的研究，评价了这位“满族杰出首领和清朝始祖”的一生功过。
文章认为，正是在女真人渴望统一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应运而兴，“以短短三十余年时期，完成了几百年来没有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并促使女真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蒙、汉等各个民族的数十万人，融合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这是努尔哈赤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努尔哈赤从小部落酋长一跃而为大金国的“英明汗”，“对统一女真各部、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攻取辽沈地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进入辽沈以后，努尔哈赤也作了不少错事，如残酷屠杀辽东军民；大规模编立农奴制拖克索，使辽东大多数汉民沦为封建农奴；确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形成了破坏统一的君权、削弱后金国力的倒退的落后制度；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这些弊政大大地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生产，造成人民的苦难。
努尔哈赤“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不应该起的消极作用”。
“但毕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
赵德贵的《努尔哈赤及其时代》(《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l期)，着重从努尔哈赤所处时代的特点入手，论证了他怎样以卓越的才能促进了女真族历史的发展。
文章认为这一时期女真社会正处在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努尔哈赤的历史作用就在于用自己的活动，使女真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转化为现实”。
他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其次在于在女真人中推行封建制改革，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最后在于他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后来，努尔哈赤“削平诸部”实现统一，建立起强大的后金政权，攻取明辽东诸城，为清兵入关，取代明朝、统治全国奠定了基础。
这些赫赫宏业固然与努尔哈赤个人的聪明才智、骁勇善谋有关，但归根到底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文章中有关努尔哈赤所处时代的论述，有助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后金政权的建立和满族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的探讨。
多尔衮是清开国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陈作霖的《论多尔衮摄政之历史的和个人的条件》(《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认为，努尔哈赤“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不适应封建制发展的某些落后形式，却非常明显”。
这主要表现在八旗制度下，八旗并立，互不统属。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加强和巩固封建君主制，是集中在削弱和改变八旗制度上。
”在这一过程中，使其国力不断增强，为清的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可靠基础。
“多尔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迅速成长为皇太极确立君主专制政体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在皇太极死后，他继承、发展了皇太极的事业，在清政权从东北一隅发展为统治全国的关键时刻，取得了摄政地位，成为清政权抢占北京、统一全国过程中的实际最高统治者。
文章认为多尔衮“在满族统治阶级开创统治全中国的业绩中，作出了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历史贡献”。
作者在高度评价他的军事、政治才能以外，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多尔衮在所谓“两次失掉皇帝宝座”后的“个人政治气量”；对于当时后金的内外形势、多尔衮的具体条件和处境以及可能作出的选择，则感分析不足。
康熙的评价，一向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
关于他的评价势必涉及许许多多方面。
只有随着一个个有关问题研究的深入，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全面评价的水平。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刘德仁《论康熙治河的功绩》(《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吕坚《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刘潞《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故宫院刊》1981年第3期)、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故宫院刊》1981年第3期)，马汝珩《康熙的务实思想》(《人民日报》1981年11月26日)和王政尧《试论康熙不尚尊号》(《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以及李林、王建学《鳌拜论》(《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等，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康熙时期社会经济、中西关系、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等问题。
这都有助于康熙评价问题的深入。
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研究伍丹戈《论清初奏销案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l期）一文认为：“发生在顺治、康熙两朝之间的江南奏销案，不仅是清代的一桩大事，而且也是近古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的历史意义，可能还比明清之间的改朝换代更加重要”。
文章首先补充和订正了孟森《辛丑江南奏销案》，认为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顺治十七年各省奏销案”，也可叫做“庚子奏销案”。
因为此案并不限于“江南”，其他如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也有。
所奏销的也不是顺治十八年(辛丑)钱粮。
文章指出；“奏销案是清朝廷对待汉族士大夫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是清朝对于汉族绅衿从入关初期的拉拢、迁就、安抚的绥靖政策转化为控制、打击、奴役的镇压政策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商品经济初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封建地主中最腐朽的身份地主阶层削弱而平民地主地位则趋于稳定的表现”。
文章还以松江府名门世家为例，说明身份地主在明清鼎革之际已衰败一半，奏销案中又有近四分之一遭到沉重打击，摊丁入地以后，则已逐渐在无形中消亡。
刘永成《乾隆刑科题本与清代前期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一文，利用档案资料着重探讨了乾隆时期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两种主要方式，即经营地主和佃富农。
文章认为：自康熙、乾隆以来，由于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货币地租的增长，商业资本的渗入农村，以及清政府为使赋役得到保证，实行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土地日益卷入流通过程之中。
土地关系的经济因素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所谓“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因此，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田宅牙行”、“土行”、“地行”、“产行”等承揽土地交易的中介机构和经纪人。
同时原来束缚土地买卖的“先尽亲邻”的传统习俗也开始瓦解。
这同明代土地兼并中，主要靠豪强势力进行掠夺，迥然不同，这是一大变化。
文章指出，根据刑科题本，乾隆时期经营地主的萌芽在十二个以上的省区已可零星看到，既有种植经济作物的，也有生产粮食的。
这一时期农业中出现了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动向，即不少出租地主为牟取更多经济收益而改变剥削方式，纷纷“取地自种”、“收田自种”，直接从事商业性农业的经营。
文章还进一步论证了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另一种经营方式——佃富农经济。
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通过近二千件清代闽北土地买卖契约的整理和研究，剖析了闽北土地买卖中的“土俗”、“土例”。
卷入土地买卖的田土名目繁多，除完整意义上的土地所有，如“皮骨田”，“大小苗”、“税粮田”等以外，田底权和田面权也均可以单独出卖。
闽北民间土地买卖契约，归纳言之，可分为断契和活契两种。
但契约中还有“卖”、“找”、“贴”、“断”、“洗”、“尽”、“休心断骨”等，这些都表示地权转移中的性质与程度，为社会上买卖双方所公认，并得到官府的默许。
文章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分割地权逐次买卖的习惯所以产生的原因。
关于民田买卖中的“银主”和永佃权卷入土地买卖后，对于永佃权产生的影响，文章也进行了探讨。
叶显恩《关于徽州的佃仆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继作者前此发表的有关论文，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田光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胡克敏《清代前期贵州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孙占文《清初、中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等文章，都说明清代社会经济的研究中，地区经济研究的新进展。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提高了生产力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与此相反。
这对于深入研讨清代前期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将近百年之中，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相当显著。
从采矿看，尤为明显。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展了商品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过程。
这一过程大致有两种形式：一、商人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开始时带有临时的不稳定性的特点。
二、商人资本同生产的进一步结合，就是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
“商人投资生产比过去单纯从事商业交换显得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