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

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知音》篇。

“知音”的意思，本指懂得音乐。

《吕氏春秋·本味》中说，伯牙弹琴的时候，当他想到巍巍的泰山，钟子期就从他的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泰山”；当伯牙想到滔滔的流水，钟子期就从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流水”。

后人就称钟子期为“知音”。

《知音》的篇名就是借此来比喻文学批评者的善于辨别文学作品；同时也表示，真要如“知音”者那样做好文学评论是不很容易的，所以本篇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
文学批评难在何处呢？在《知音》篇中，刘勰写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

”
刘勰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音实难知”，一是“知实难逢”。

首先讲“知实难逢”：刘勰举出秦汉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大量实例，说明自古以来，真正知音的批评者不可多得。

有的是“贵古贱今”，认为今人的作品总不如古人好；有的是“崇己抑人”，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有的则“信伪迷真”，轻信虚伪而不明真象。

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当然算不上“知音”。

但这样的事实却大量存在，所以刘勰十分慨叹：“逢其知音，千载
其一乎！”
据《后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写《太玄经》时，刘歆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刘勰借用这个故事，深为感慨地说：“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风气之下，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可能被人用来盖酱坛子，这种慨叹并不是多余的。

这个“酱瓿之议”，说明一个重要
问题，当时扬雄虽严肃认真地写他的《太玄经》，却无人能赏识，所以刘歆认为是“空自苦”，意思是劝他不要写下去了，写出来也不过给人盖酱坛子。

可见没有正确的批评风气，没有“知音”，是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

这就说明了建立正确的文学批评的必要。

其次，刘勰再讲“音实难知”，即正确的文学批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音”之所以“难知”，刘勰分析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文
情难鉴”。

他说：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

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

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
麒麟和獐子，凤凰和山鸡的差别是很悬殊的；珠玉和石块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竟有人把麒麟当獐子，把山鸡当凤凰。

魏国人又把美玉当怪石，宋国人则把石块看作宝珠。

形体显著的东西还难免如此认
错，抽象的文情就更难鉴识了。

主观的原因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

他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

所谓东向而望，
不见西墙也。

”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本来是很复杂的。

批评者既各有自己的偏爱，又不可能具备全面鉴别作品的能力，因此，往往就是对合于自己口味的便赞同，不合的就抛弃；那就正如一个人面向东望，必然看不见西
墙。

有这样一些主观原因存在，就更难对文学作品作出正确的评论。

这里虽是讲文学批评在主客观两方面不易做好的原因，却也说明了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学作品本身有其复杂性和比较抽象，一方面是批评者见识有限而又各有所好，很难对有着“万端之变”的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

要想做好文学批评，就必须认识到这种特
点，才能进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正确的文学批评，确是困难重重的。

但刘勰讲这些，并不是要说正确的文学批评无法做到。

《知音》篇首先提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主要是为了探讨如何做好文学批评。

刘勰的批评理论，就正是根据上述
问题和特点建立起来的。

怎样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是刘勰文学批评论的核心。

他认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
这就是正确的文学批评完全可以做到的基本原理。

知音固难，但从文学批评的这种原理来看，并不是做不到的。

这就因为：文学创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种情感而用文辞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不过是把文学创作的途径倒过来，即用“沿波讨源”的方法，根据作品的文辞进而探寻其思想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东西也看清楚了。

根据“披文以入情”的道理，刘勰再进一层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从琴声中表达出来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无形无影的，知音者尚可识别，何况形之笔端，写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有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隐藏得住？
所以，从理论上看，虽然“文情难鉴”，但不是文情不能鉴，而是“文情可鉴”。

具体鉴察“文情”的办法，就是“先标六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
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
一观位体，也就是看作者对文学（文章）体裁的选用，体裁是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情有密切的关系。

二观置辞，即分析作品语言的含义和特点。

能否通过把握语言符号来还原为感性的形象，并在头脑中重现出来。

三观通变，即运用比较的方法，看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陈继新。

四观奇正，看作品的结构和风格是否多样统一。

要求平中见奇，奇归于平。

五观事义，即看作品题材的选择，看作品中描绘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思想感情等的需要。

六观宫商，即看语言的音乐性，即语言的节奏旋律是否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相符合。

这“六观”通常被理解为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这是有待重新考虑的。

第一，从它的前言后语看，并非批评标准。

“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明明是讲“披文以入情”的具体方法；是说要考察作品的内容，先提出这六个方面，以便从这六个方面具体着手，以入其情。

最后又明明说“斯术既形”，“术”并非标准，而是方法，亦即“披文入情”或“沿波讨源”的方法。

用此方法，则作品的优劣可见；而不是用此标准，“则优劣见矣”，第二，“六观”本身并非标准。

所谓“标准”，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刘勰这“六观”，只是说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
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入手，进而研究这六个方面所表达的内容。

“六观”本身并没有作何要求与规定，也就说不上是什么标准了。

第三，“六观”基本上都是表现形式方面的问题，当做标准来看，显然与他一贯文质并重特别是“述志为本”的主张不符。

从“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原意来看，正和刘勰的基本思想一致。

他在《序志》中批评魏晋以来的文学批评“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六观”
的提出，正是“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的具体办法。

针对“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的主观原因，刘勰提出了加强批评者的
修养的主张：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

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
有了演奏各种乐曲的实践经验的人，才懂得音乐；观看过多数刀剑的人，才懂得武器。

因此，刘勰认为掌握全面评论作品的方法，是必须进行广泛的观察。

因为看过大山的人就更了解小山，研究过沧海的人就更懂得小沟。

这样，只要排除掉个人的偏见，就可以对作品作出公平而准确的评价了。

所以，加强批评者的修养，提高其鉴赏能力，这是做好文学批评的根本条件。

一个文学批评者，在见多识广，提高鉴别能力之后，可能会开阔其视野，突破其原来的狭小天地，因而减少或改变一些偏见。

但自古以来真正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评论家，确也是“千载其一乎”。

在阶级社会中，绝对公平的评论家是没有的，即使是刘勰自己的评论，也往往对“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有明显的偏爱。

《知音》主要论“圆照之象”，谈批评方法。

如果作为一篇独立的批评论来要求，是应该讲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的，但《知音》是《文心雕龙》的一篇，全书总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

而“原道”和“宗经”，就是刘勰文学批评的标准了。

从全书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来看，刘勰基本上是用是否符合“自然之道”、是否违反“征圣”、“宗经”之旨这两个尺度，来衡量作家作品的。

不仅如此，《知音》篇讨论的中心就是如何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个基本论点，正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
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

故对《知音》的研究，不能脱离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从《知音》篇中要求它解决文学批评理论的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