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袁娥 2012-10-10 16:45:07 来源：《民族研究》(京) 2011年5期

内容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文章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指出通过引入身份认同理论，把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并由此总结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变迁的规律或机理，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袁娥，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中的人参与了不同群体形式的建构，扮演着多个角色，由此形成了一个个角色集。社会成员因隶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传统国家中，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而民族－国家时代，“其内部的行政调节仰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特性的条件”，① 民族国家建构后的社会成员所担任的角色集较之传统社会亦发生着变化。作为某个民族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群体里担任的角色集中较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② 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③

一、采借初探：多维视野下对民族认同研究的聚焦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把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④“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⑤ 后来，埃里克森（E. H. Erikson）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因此把“认同”放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指出“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就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⑥ 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到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汇，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民族认同的概念开始，学界就展开了丰富的讨论，由此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要素、对文化适应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等问题的系统研究。

卡拉（J. Carla）和雷格奈德（J. 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族群与族群认同的研究论文很多。国内学者在借用“族群”概念的同时，也试图对其重新定义和解释，以适应中国的国情。王希恩把民族认同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⑧ 庄锡昌进一步划分了民族认同的类型，认为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⑨ 郑晓云认为，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意识，即对“我”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的看法。⑩ 王亚鹏在卡拉所提民族认同定义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态度是民族认同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而群体认同的态度表现在民族认同上有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之分。前者是指成员以身为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满了优越感，行为上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积极的民族认同不仅使民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同时也会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认同模式在强势民族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成员以一种悲观甚至是自卑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以自己隶属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耻辱，因而产生了一种认同的污名感（stigma）。这种消极的民族认同运作的结果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部分民族成员不愿意暴露其民族身份。(11) 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学者们多把目光集中在认同模式的划分及族群关系上。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是针对美国有色人种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获得积极的民族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进行的。最初，研究者往往只对少数族群，且多以美国黑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移民、难民、留学生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认同研究情有独钟，其研究领域主要包含对少数民族族群的自我认同及跨文化族群认同研究。伴随着对弱势族群认同研究的热潮，西方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族群认同研究的模式来解释特定族群的认同发展状态。菲尼（J. 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12) 70年代格罗斯（Feliks 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13) 这一模型勾画出了黑人青少年认同发展的方向——最初表现出对白人的过分认同，贬低自己的文化，而这种认同是极不健康的，直至发展到认同于自己的黑人群体，走向健康的认同。1996年赫尔姆斯（J. E. Helms）提出了白人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后，又于同年提出了更具有包容性的适合于所有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14) 这一认同发展模式的发展过程由以下发展的因素组成，分别是一致性（Conformity）、不协调（Dissonance）、浸入-浮现（Immersion-Emers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及整合意识（Integrative Awareness）。赫尔姆斯认为，认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认知、情感因素的图式，从图式可以测定出认同的不同维度和发展水平。

除了对认同模式的划分进行研究外，国外部分学者倾向于从族群边界及边界维持的角度来解释族群现象。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首次提出从族群结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他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族群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其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因素是其社会边界，而社会边界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15) 此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泰勒（Charles Taylor）、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人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并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身份日益模糊化。(16) 与此同时，国内关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相关专著。(17) 张剑峰指出，族群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即心理认同和文化实践认同决定的行为边界才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18) 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各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结构和认知结构。(19) 周大鸣对族群、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进行了系统描述，并指出“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些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20) 栗志刚则进一步强调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21)

关于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研究者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但都认为青少年时期不仅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较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对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了探索性量化研究，如万明钢、张庆林等。(22) 一些学者通过对藏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汉族朋友的数量、父母民族身份、学习汉语的时间与其民族认同息息相关。不少研究者都认为民族认同对文化适应、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3) 高永久认为，积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往往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协调和有序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对本民族及祖国的强烈情感，二是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公正的强烈需求，三是对本民族自身利益的关切。(24) 关于民族认同，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原生论强调认同中那种相对稳定、依靠传承而延续的维持认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先赋、原生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个体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即族群文化儒化的结果。(25) 工具论则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在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指南针。事实上，认同意识的强弱，既源自原生性的因素，也受到现实条件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是原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的相互博弈。在不同时期，人们认同意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因此“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二元预设，使得任一理论都无力单独对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王明珂先生指出：“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需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