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传统的用人思想
・文史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浅谈中国古代传统的用人思想林贻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用人问题,“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共识。
但在选择人才的标准方面,不同的君主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任人以德宋朝的司马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他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政事,其次艺能。
”他的《资治通鉴》开篇就详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
春秋末期的晋国由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家大夫执政。
在选择接班人时:“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而授二子曰:‘谨识之’。
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
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
这说明无恤能谨守先人训戒,这就是古人所重视的孝道,赵氏以德为先,弃长立幼,以无恤为后,是为赵襄子。
智氏恰恰相反。
“智宣子将以瑶为后。
智果曰:‘不如宵也。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夫以其五贤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智宣子以才为重,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
智伯嗣位后,骄横无礼。
一次在兰台的宴会上侮辱韩康子及其相段规。
家臣担心这会引起事端。
他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能兴之?”一次,他侮辱赵襄子。
赵氏家臣无法忍受,提出要去刺杀智伯。
赵襄子说,我父亲立我为后,是希望我能为国家忍辱含垢,而不是去刺杀别人。
没有接受家臣的意见。
周威烈王二十年,智伯向韩、赵、魏三家各索取一个万家之邑。
韩、魏为其威势所劫,勉强从命。
赵氏不从。
智伯率韩、魏二家进攻赵氏,赵氏逃入晋阳。
三家军队围城,决晋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城内臼灶生蛙,悬釜而炊。
智伯巡城时对韩康子、魏桓子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国也。
”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氏家臣 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
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浸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 疵之言问韩、魏二君,二君自然极口否认。
二人离开后, 疵入内责问智伯:“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智伯不改, 疵遂请求出使于齐以逃命。
赵襄子在危亡之际让张孟谈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之理说服韩、魏二君与赵结盟。
智伯同宗智果见到张孟谈,立即告诉智伯:“二主殆将有变”。
因为他见到赵襄子的谋主张孟谈在赵氏将亡的情况下,还是“其志矜,其行高”,而韩魏二主“色动而意变”。
并且提出“杀”与“亲”两条对策。
智伯不听。
智果言之不从,只好改姓辅氏而出逃了。
很明显,以智伯之才,辅以智果、 疵,本不至于亡国破家。
但由于智伯有才无德,见利忘义、贪婪无厌。
结果,“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韩魏翼以击之。
襄子将卒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漆其首以为饮器。
尽灭智氏之族。
”可见,智伯灭亡原因在于有小人之才而无君子之德。
司马光曾言:“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这些话痛切地指出有才无德的小人的得志将会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性。
孔子曾说过,小人所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得失,权力、金钱等等东西。
没有得到时,只怕得不到;拥有这些东西时,一心只想永远占有它。
有了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就《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百般钻营,当上了客卿。
当秦王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
发布“逐客令”时,他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阐述人才在统一天下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秦王收回成命;当秦王赞赏他的同学韩非的才能时,他恐怕自己前程受影响,伙同姚贾谋害了韩非;当秦王统一天下时,他或以财物贿赂、离间诸侯君臣间的关系,或以利剑行刺诸侯的名臣良将,或以军队进攻,智计百出,终于协助秦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王朝,他自己也成了秦的丞相。
一人之下,万民之上,他所想得到的全都拥有了,这时他所要做的事就是保住它。
他的儿子李由为三川太守,告归咸阳,百官长前来祝寿,门庭车骑以千数,这时他所担心的就是“盛极则衰”。
当秦始皇巡行天下暴死沙丘时,遗令公子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赵高企图篡改诏书,杀害扶苏、蒙恬,以胡亥为二世皇帝。
李斯明知这是“亡国之言”,而且他也有力量阻止这个阴谋,但是当赵高以个人得失游说他时,患得患失,持禄固位的思想使得他一边流下了眼泪,一边却参与了这一阴谋。
不久,赵高在一场新的权力角逐中害死了李斯。
儒家尤重德行,孟子重视培养人的浩然之正气。
当景春问他,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难道不是大丈夫吗!孟子立即反驳,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威武不能屈,富“黔娄布被”,“曾子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而绝不是那种为个人的权力富厚而孜孜以求的人。
易箦”的典故都歌颂了这种思想。
二、唯才是举曹操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在三国鼎立,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他急需大批人才。
建安二十三年,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
强调“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听说丁仪(字正礼)有才,要曹丕将女儿嫁给他。
曹丕说:“女人观貌,正礼目眇。
”后曹操辟丁仪为掾(属官),与丁面谈后说:“丁掾好士,即使其双目俱盲,尚当嫁予,何况但眇,是儿误我”。
他确实也搜罗了一批文官武将,从而为统一北部中国储蓄了人才资源。
封建国家的家天下性质决定了“唯才是举”路线具有极大局限性。
一是对君来说要做到唯才是举,他自己就必须具有雄才大略,始终能指挥得了、笼络得住这些人才。
就以曹操来说,他就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文武全才,但对于比自己聪明或自己控制不了的人才,却也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杀戮。
如崔琰原是曹操谋士,后来崔对曹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就说曹操进封魏王不满,就被赐死。
再如杨修,命运亦然。
“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
二是从臣的方面来说,要找到一个“明君”,实属不易。
汉代的张良就觉得自己讲的道理别人都听不懂,只有刘邦能理解。
曹操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尽管你才气横溢,可是在该傻的时候还是要傻。
宋初有个太尉党进,苏东坡之所以称之为“腹负将军”,是因为有一天,大雪纷飞,他酒足饭饱,觉得太热了,连说:“今年天气不正。
”冷得发抖的士兵告诉他:“小人此处颇正。
”醉饱之余,他摸着大肚皮说:“我不负卿。
”士兵告诉他:“将军不负腹,可是腹负将军。
”笑他笨蛋。
其实,他的傻是装出来的。
试想,宋太祖陈桥兵变,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得江山,怕人照此办理,最忌的就是手握重兵的武将。
因此,怀酒释兵权,让功臣多买田宅以遗子孙,多养歌儿舞女以乐天年。
党进倘非如此之“傻”,岂能担负得起全国最高军事指挥官这个重任?再者臣子在帮助主子夺得天下之后,为避免功高盖主,就必须功成身退,不问世事。
否则,很可能会落得韩信哀叹的“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下场。
可以说,有才能的人不一定都是佞臣,但是,佞臣却一定都是有才能的人。
宋代著名的佞臣丁谓就很有才能。
他曾提出一个修皇宫的方案:在大道上取土建屋,挖出一条沟,把水引入沟中,木料砖瓦可以水运而来。
宫殿修好后,把垃圾废土填入沟中,又成了一条路。
现代科技史即以此作为古代系统工程的典型事例。
寇准曾多次推荐丁谓之才,宰相李沆硬是把丁谓压下去,寇准大怒,说:“以丁谓之才,你能压得了吗?”李沆以德为先,说:“我能压多久就压多久。
”后来丁谓执政,就把刚直的寇准流放出去。
宋朝著名卖国贼秦桧也以处事干炼著称。
其一:都下乏钱,秦桧让人为他镊胡子,以五千钱当两个大钱给镊工,并说,国家准备铸大钱,这种钱不用了,你要赶快用掉。
镊工当成小道消息传出,不数日,全城皆知,大家都把钱拿出来用,都下就不乏钱了。
其二:有人伪为秦桧笔迹,写推荐信给临安太守。
太守察知,来请示秦,秦桧说:“就当这封信是真的,给这人一个官职。
因为敢于伪装我的笔迹之人,必是非常之才,不给个官职羁縻,他不是北走胡,就是南走越,一定会成为我的敌人。
”其三,显仁太后对秦妻王氏说:“近年子鱼大者绝少。
”王氏说自己家里多得很,提出要送一桶进宫。
秦桧知道后,大吃一惊,说:“皇帝家没有的东西我家却多得很,岂不触忌。
”就送一桶青鱼进宫,青鱼跟子鱼相似,但个头较大,味道差,是一种很普通的鱼。
显仁太后见到青鱼,笑道:“,果然!”就是这个秦桧,才有可能利用宋高宗赵构害怕宋钦宗回来会跟他争位的心理,而害死了民族英雄岳飞,干尽卖国勾当。
三、用人原则(一)去私心。
《吕氏春秋》中的《去私》,指出私心与公道是不能并存的。
人都有私心。
关键在于要遏制私心,不让其无限膨胀。
东汉的第五伦是个以峭直端严著称的名臣。
《汉书》本传载: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
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
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有私心,就会丢掉公道,“所好则钻皮而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而求其瘢痕”。
尽管是同一件事,也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春秋时,卫国的卫灵公爱弥子嘏,入桃园,弥子食桃而甘,以余桃口敢君。
卫灵公说:“弥子之爱我,忘其为余桃。
”一次半夜,弥子闻母病,窃驾君车回家。
灵公说:“弥子之孝也,忘其窃驾君车之罪。
”后弥子色衰爱弛,卫君历数其罪曰:“是尝食我以余桃,是尝窃驾君车。
”(二)任公义。
要选好用好人才,就要事事想着国家利益,不计较人家对自己的好恶。
唐代的娄师德当了二十余年节度使、宰相之类的高级职务。
他喜怒不形于色。
据说他侄儿出外当刺史。
他教以忍让。
侄儿说,倘若人家把痰吐到我脸上,我也只是擦掉痰就是了。
他说,我所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你擦掉痰,就是违背了人家的意思,要让痰慢慢干掉。
因而留下了“唾面自干”的成语。
名臣狄仁杰瞧不起他,常排挤他。
他也视若无睹。
一次,武则天问狄对娄的看法,狄答以不足取。
武则天又问娄是否有知人之明,狄说没有。
武则天拿出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表章说,我之所以重用你,就是出于娄师德的推荐啊!狄仁杰感叹说:“娄公大度,我为其所含容,尚且不知。
”有了公心,才能对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和鲍叔是一对生死之交。
管仲得到重用就是出于鲍叔的推荐。
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可是,管仲临死时,齐桓公提出要用鲍叔接替管仲为相,管仲却说:鲍叔嫉恶太甚,不利于把各种人团结在一起,不能为相。
这就是任公义。
(三)破成见。
成见会影响人们对事物做出正确判断。
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用人思想论文
浅谈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摘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 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本文试就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与传统用人思想之渊源关系, 以及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一探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用人思想; 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do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tegrity principle and tradition of employing ideas, as well as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ing thinking.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er thinking; merit;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引言：“德才兼备”是我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 它是对传统文化“尊贤”、“用贤”、“德才兼备”用人思想批判继承的结果, 是对历代用人得失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后, 在任用选拔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领导干部的腐化、犯罪事实, 也恰恰证明了德才兼备的重要性。
因此, 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任人唯贤”原则源于传统文化“举贤不避亲”、“任人不避仇”的用人思想。
1. 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关系中国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视“任贤使能”为治国之大事,“国以任贤使能而兴, 弃贤专己而衰”。
千古名帝康熙以善用能臣而名垂青史, 他认为“历代治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 “致治之道, 首重人才”。
可见,“用贤”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用人思想中最具精华之成分, 至今仍闪耀着进步思想之光辉。
中国传统用人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用人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王 斌 宋 蔚我国传统用人思想涉及对人才的识别、选拔、任用、考核和赏罚等方面。
传统用人思想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任人唯亲”“任人唯贤”“任人唯德”“任人唯才”和“德才兼备”等主要用人思想，最后汇聚成多元并存的用人思想体系。
“亲”与“贤”的选择是传统用人思想的主要矛盾，“士”是传统用人思想的主要作用场域，“国家需求”是传统用人思想的核心。
批判继承传统用人思想，对丰富新时代人才思想、完善人才体系、更好地使用和管理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传统用人思想 人才选拔 人才评价 人才使用[中图分类号] C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61（2018）06-0054-12 [摘 要]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转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系统的人才使用理论和实践。
新时代的人才队伍建设，离不开传统人才思想的支撑。
一、中国传统用人思想发展史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以人才的选拔、考核、使用和评估等为切入点，对人才使用的原则、标准、程序、环节等进行深入探讨，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才使用理论。
（一）先秦时期用人思想先秦时期的中国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演进，在这一历史形态的交迭更替中，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开始萌芽。
1.“禅让制”中的用人思想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发端于氏族社会“禅让制”的首领推举方式。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尧在衰老之际，知子丹朱不肖，推举贤孝而有才的舜，“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1]。
舜到暮年，“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2]，把权力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
这一上古社会的权力嬗递折射出“任人唯贤”的思想光芒，成为各个时期用人思想的重要理念。
2.春秋战国时期的用人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揭开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帷幕，社会的裂变使人们从沉重的宗法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基金项目：本研究为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重庆市人才强市战略行动计划的人才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8SKSJ002）、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SWU1809339）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识才至关重要
重要 性 有过 精辟 的 论 述 ，他 说 ： “将 美 等被人瞧不起的人 ，有 的还 受尽侮 辱。 帝 （宋神 宗 ）的 意 思 。 先 帝每 次 读 你 的
玉 看成 石 头 的人 ，也 会 将 石 头看 成 美 玉； 邹 阳最 后 总 结 说 ： “这 七 位 贤 士 ，倘 若 文章，必然感叹地说 ： ‘奇 才，奇才！’
对 于 用人 者 来说 ，遇 到 了人 才 ，能 常 有 ” 这 句 名 言 突显 了识 才 的 重要 和 文学殿 堂的道路上 不断攀登 ．．
马 上有 所意识 ，尤其是遇 到 了贤才 ，更 识 才者 的 宝贵 ！
识 才 的 重要 性 ，彰显 了识 才 成功的保证
遇 上 识 才者 ，对 于 一 生 的发 展 至 关重 要 ， 发 现 人 才的 潜 能 ，预 测 人 才 的 发展 。 凡
其 次 ，识 才之 所 以 重要 ，是 因 为 只 能遇 上 懂得 自 己价值 的 人 是 一 种机 遇 ， 属真正 的人 才，凡是怀珠抱 玉者，都希
天 子 时 是 一 样 的 。 在 机 遇 未到 时 ，他 和 谓 “士 为知 己者 死 ” 。
半 未 匀 。若 待 上 林 花 似 锦 ， 出 门俱 是 看
他 的 同伙 耕 种 土 地 ，兴 修 水 利 ，编 织 蒲
宋代 大文豪苏轼任翰林 学士 时，有 花 人 ” 那 些初 露 才 华 的人 才 好 比 这 初
有识才 ，才能发现人 才，给优 秀人 才一 很 多优 秀人 才 可 能 一 辈 子 怀 才 不 遇 所 望 用人 者 是 识 才 者 ， 能够 慧眼 识 珠 ，拔
个展 示 才 华 ，为 国 家 、 百姓 、社 会 作 出 以 ，很 多人 把 受 到 赏 识 和 重 用 看 作 是 用 识 自己于 未 显之 时
浅析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
浅析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摘要：人事管理素来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核心和关键。
我国古代官员管理思想源远流长，认识和学习这些思想，对于认识我国人事管理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事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主要包括选官制度、用人思想和官员素质三个方面。
关键词：人事管理；中国古代；选官；用官。
一、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进人封建社会以后，我国封建官员选拔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军功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第一，军功爵制度的创立。
军功爵制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出现的，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开始瓦解的春秋时代，确定于秦，延续到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选官制度。
其基本宗旨是按照军功的大小，赐给臣民田宅和食邑，封给爵位。
这种选官制度，使一些家境贫寒、出身低微的人或获得了建功进身的机会。
第二，察举征辟制度的实行。
封建地主阶级在彻底战胜奴隶主贵族势力，为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察举征辟制。
察举即由三公、九卿、列侯、刺史、郡守、国相等官吏，根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考核授予官职。
皇帝有时也下诏征聘名人出任较高的官职。
察举征辟制扩大了选官范围，增加了中、小地主做官的机会，保证了封建政权统治的需要。
但是，也会出现营私舞弊现象。
第三，九品中正制度的运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品第人物时一般均能以德才为主要依据，不专重家世门第。
第四，科举制的建立。
科举制是由国家定期举行分科考试，以考试成绩的好坏作为选拔各级官吏的主要标准。
二、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一）关于治世之本，惟在尊贤、尚贤思想。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实行“人治”的社会。
在孔子之前，周代在用人上重视宗法血缘关系。
孔子除了“亲亲”之外，竭力主张“尚贤”。
由此可见贤才在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性。
（二）关于德才兼备，任贤使能，唯才是举，量才授职的选才和用人原则。
在举贤时，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举才择人不分亲疏，惟贤能是举。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历史长，文化深厚，人才辈出，其中的用人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在古代，用人处世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得到了深刻的研究和总结，并且被广泛应用。
这种思想和方法，包括人才观、用人标准、选拔考核、激励保障等方面，为我们今天的人才管理和用人制度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人才观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注重人才，崇尚“才能上人，德行最重”之说。
在古代，人才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实绩而不是学历和出身。
在古代，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学历制度和职称制度，也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严格的考核、成绩评定等制度。
因此，选人就更看中实际成就，而不是学历和出身。
例如《左传》中有一句名言，“士无常官，君子无常声”，赞扬的是实际工作成果的重要性。
第二，注重道德品质。
在考虑人才的时候，德行比才能更重要，关键是这个人的品质和价值观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
尤其是在官场，一些‘品德高尚’的文人或选拔，或职位提升，其污点少，威望大，让人尊重，证明了德行的重要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重视德才兼备。
就像今天的招聘一样，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状态。
在古代，选择人才时，一直重视才德并重和贤才并尚。
比如《论语》中就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友志也”，赞扬的就是孔子所欣赏的人才回头，他不仅德行高尚，知识渊博，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清高。
二、用人标准在古代，选才下定论时，不是光凭自己的喜好和感觉，而是有一套明确的标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人才的适应性。
古人讲，“虚心使人进步、自满使人落后”，即虚心是人才的条件之一。
所以，用人的标准主要看其适应事业、适应社会发展和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
第二，讲求专业特长和综合素质相结合。
一个人要能在相应的领域中深耕，具备相应的技能、经验和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有丰富的亲身经历、应对能力和公共素质。
第三，强调领导才能。
在古代，一个人是否有领导才能，是用人标准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前途和成就的高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领导才能的大小。
古代的用人观
古代的用人观嘿，咱今儿就来聊聊古代那用人观。
你说这古代啊，用人那可是一门大学问。
就好比那帝王选臣子，那得精挑细选。
要是选得不好，嘿，这江山社稷说不定都得受影响。
有这么个故事，那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就问大臣：“咱这朝廷要用人，啥样的人能用啊？”大臣回他：“陛下，那自然得是有才能又忠心的人呐。
”唐太宗一听，直点头：“嗯，有道理，可这才能和忠心咋看出来呢？”大臣想了想，说：“就好比那千里马，得拉出来溜溜才知道是不是真厉害。
”唐太宗哈哈一笑：“说得好，那咱就多溜溜，把那些真有本事的人都找出来。
”咱再说说那齐桓公。
齐桓公当年被管仲射了一箭，差点小命不保。
可后来他当了国君，却能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
旁人就问他：“大王，您咋不记仇呢？”齐桓公大手一挥：“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得看这人有没有本事，能帮咱把国家治理好，那点仇算啥。
”你看看，这齐桓公多大气，怪不得能成为春秋霸主呢。
还有那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那可是三顾茅庐啊。
前两次都吃了闭门羹，旁人就劝他：“主公，这诸葛亮是不是故意摆架子啊，咱别去了。
”刘备摇摇头：“那诸葛亮可是大才，咱得有诚意。
”第三次终于把诸葛亮请出来了，这才有了后来的三分天下。
咱普通人用人也得讲究。
就说那做生意的吧，找个好伙计那也能让买卖更红火。
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偷奸耍滑，那可就麻烦了。
有个掌柜的就吃过这亏，找了个伙计，看着挺机灵，结果干活老偷懒，还偷偷拿店里的东西，把掌柜的气得不行。
掌柜的就懊悔啊：“早知道当初就该好好考察考察。
”所以啊，这用人不能光看表面，得深入了解。
就像那挖宝藏，得一点点挖，才能找到真正的宝贝。
而且啊，用人还得会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咱得把他放在合适的地方，让他的长处能发挥出来。
古代的用人观告诉我们，用人要慎重，要善于发现人才，更要会用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让事情办得顺顺利利，才能让咱的生活越来越好。
咱可不能学那糊涂的用人者，随随便便就用人，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浅谈我国的传统用人艺术
浅谈我国的传统用人艺术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用人艺术。
归纳起来，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
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信条。
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沉淀，也是中国人之文化的体现。
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而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例流传下来。
如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推心待士”作为驱驾英才的重要条件。
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对待臣下的态度，能够做到“事臣如礼”。
对臣下提出的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
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太宗本人也成为开明皇帝而流传千古。
第二，知人善任，唯才是举。
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
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
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
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
三国时期的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了“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
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以不同的事任，做到人尽其才。
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
刘邵还提出，在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还应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其职。
三国时期的刘备，在未得诸葛亮出山之前，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却是屡打败仗，而自请诸葛亮出山后，却是捷报频传，令当时强大无比的曹操都刮目相看。
以致刘备感慨“备得军师，如鱼得水”，这就是知人善任的明显例证。
知人善用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可识，有人可任，否则这一用人举措只能是纸上谈兵。
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及启示
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及启示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及启示浏览次数：387 发布时间：2010-5-24用人历来是关系国家社稷治乱兴衰的根本问题。
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高度重视选人用人问题,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
历史上用人上的成功之道,对于我们正确地选人用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综观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是成就一切大业的基石和先决条件,用人是为政之本、治国之本、安民之本。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业者,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
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汉代刘向指出:“要在得贤而任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得成功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
”(《说苑·尊贤》)汉代王符把选用称职人才看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指出“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
”三国时诸葛亮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
晋代葛洪认为,“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
”(《抱朴子·贵贤》)唐太宗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后指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
”(《贞观政要·崇儒学》)。
宋代张孝祥把人才看作国力强弱的象征,认为“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
”(《论人才之路欲广札子》)元代许衡把用人问题同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指出:“生民休戚,系于用人当否。
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
”）《许文正公遗书·论生民利害书》)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则把用人作为实施政令的保证。
明太祖朱元璋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吕坤指出:“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能成。
”(《呻吟语》卷上)海瑞说:“天下之事,图之固贵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是指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于用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制度。
在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包括了选拔人才的标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评估人才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德才兼备。
古代中国有“才德兼备”的观念，即认为一个人既要有德行端正，又要具备才能和实践能力。
这一思想强调一个人的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对于其职位和任职能力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在选拔人才和评估人才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组织管理中，也强调了员工的道德品质和能力的综合考察，让这一古代用人思想对现代用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
在古代中国，人们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人才的实际能力。
实践能力是一种凭借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得来的能力，对于管理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培养员工的实践能力以及强调实践能力对于员工绩效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性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教育和培训。
在古代中国，人们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从古代的儒家文化到科举制度，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教育制度和培训机制。
这些制度和机制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条件。
现代组织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能力提升。
古代中国的用人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培训和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最后，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强调人才的合理分配。
在古代中国，人们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并将其分配到不同的职位和岗位上。
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人才的优势，提高了人才的使用效率。
现代组织管理中，合理的人力资源分配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古代中国的用人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分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在理论和制度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
这些思想强调了个人品德、实践能力、教育培训和人才分配等方面的重要性，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用人思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国传统用人之术与激励理论
我国传统用人之术与激励理论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用人之术和激励理论的智慧和经验。
这些智慧和经验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成为了我国独特的用人之道。
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我国传统用人之术与激励理论：诚信与忠诚、贤才与任用、德楷与激励、仁爱与关怀。
诚信与忠诚是我国传统用人之术的根基。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与忠诚是道德的基石。
用人之术第一要素就是要求人具有诚信和忠诚，这是因为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如果员工缺乏诚信和忠诚，无法保证员工与企业的合作。
因此，用人之术中首先要求员工具备诚信和忠诚的品质，才能让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贤才与任用是我国传统用人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人的能力、品德和才干。
因此，在用人之术中，首要考虑的是员工是否具备贤才的特质。
通过选拔贤才，企业可以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同时，任用贤才也是尊重员工的一种体现，能够让每个员工发挥自己的优势，发展自己的潜力。
德楷与激励是我国传统用人之术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人的德行和道德修养。
在用人之术中，企业要注重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励员工做出更优秀的业绩。
而激励的核心在于德楷，也就是要以积极正面的方式鼓励员工，培养员工的道德品质和优良习惯。
只有德楷与激励相结合，企业才能真正激发员工的潜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仁爱与关怀是我国传统用人之术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亲情和人际关系。
在用人之术中，企业要注重关怀员工的需求，建立和谐的员工关系。
通过关怀和关爱，企业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
同时，仁爱与关怀也可以增加员工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形成团结协力的企业文化。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用人之术与激励理论在培养员工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关怀员工的需求和建立和谐的员工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智慧和经验。
这些智慧和经验在现代管理理论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用人和激励工作，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