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浅谈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摘要：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代表人物，其杂文如匕首、似投枪般的对黑暗的历史、传统、社会和人生进行着破解与嘲弄，他杂文中的讽刺性语言更是把这一点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本文主要从其杂文中所运用的反语、夸张、仿词、比喻等方面来分折其杂文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杂文，讽刺艺术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其中充满了自贬、俗化、讽刺、仿词等万紫千红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深刻的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民族魂”人物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今天我们给它的解释是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理解认识。所以说讽刺它是一种手法，而不是文学。它可以是口头讽刺也可是动作讽刺，还可以笔墨讽刺。鲁迅擅长的就是笔墨讽刺，其实讽刺是为了增加语言效果渲染气氛的。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

一、修辞技巧

(一) 夸张

夸张是将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事，用于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从标题看，这已经是一种逻辑上的夸张，如何会由这样的前提得出那样奇怪的结论呢?鲁迅自有解释，他说中国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可见，中国人并非中庸，“其实颇不免于过激的”。这样的推论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却确有夸张的成分，尤其后面得出的“孔夫子有胃病”的推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文中还写道：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一味溯古求源的有考据癖的人疯狂运用考据来为复古的程度。如果连“孟子的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的“古迹”也能考出来，那中国的历史不知要被这帮人糟蹋到什么地步了。鲁迅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考据癖”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不惜翻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莫须有的证据的行径。

夸张也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又如《偶》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而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是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提牢/只剩下一把馄饨担。骆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剩下一担

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二) 反语

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里，“《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外，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杀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呜得意，以创建“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再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子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那些卖国贼‘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指航明灯；而“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那些卖国贼喊捉贼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的丑恶面目。

(三) 比喻

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往往比抽象的说理更生动、更鲜明、更深刻。鲁迅善于把握住对象的内在精神，扼其要而传其神。如《看书琐记(三)》中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比喻成厨师与食客关系: “厨师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师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帐"。批评家们摆出专家的架势，对作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说不定他们自身的监赏水平和道德水平就有问题，也许“挟夙嫌”，也许“神经病”，鲁迅借此取笑了某些批评家吹毛求疵不懂装懂。

类似这样精彩的比喻在他的杂文里俯拾即是，如他把投机文人比喻成“革命小贩，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把谄媚的汉奸比喻成“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二丑”；把利用愚民政策害人民于无形的专制统治者说成“细腰蜂”，“蚊子”，“青蝇”。这些比喻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事物的本质，具有典型的意义，并一度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

《拿来主义》一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于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的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