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 乾嘉史学
乾嘉考据史学发展的学术动因
青年 与社会
２ ０ １ ４ 年５ 月下 第 １
郭蔚 然
（ 北京师 范大学 历 史学院，北京 １ ０ ０ ８ ７ ５ ）
【 摘 要】 乾 嘉时期 ，受考据 学繁盛 的影响 ，清代 的史学也兴起 了一股 考证之风 ，考据 史学在 内容和 方法上都得到 了前 所 未有 的发展 。对 于这一 现象产生的原 因，学术界 长期存在 着一种文 字狱成 因说 ，实际上 ，乾 嘉考据 史学的兴起 ，原 因是 多
方 面的 ，不仅仅 有社会历 史条 件等外 因的影响 ，更 多的是 史学发展 到一定 阶段 以后 的必然 结果 ，是清代 学术史 内部 的嬗 变导 致的 ，史学的发展 固然不能摆 脱政治的影响 ，但 更应该重视其 自身独立的发展动力。 【 关键词 】 乾 嘉时期 ； 考证 史学；文字狱 ；学术史
所 以在 探 讨 乾 嘉 考 据 史 学 兴 起 的 原 因 时 ， 不 能 脱 离 时 人 对 经 学的考据 。 除 了经 学 的影 响之外 ，史 学发 展 的内在机 制是 乾嘉 考
首 于故 纸堆 中，不敢妄议历史 ，只从事文献古籍 的考 证 ，所 以这时期 的史学就 以考据史学 为主 。但 细究之后不 难发现 ， 在 文字狱中 ，针对学术思想和史家著史 的案件并 不多 ，不足 以使得 乾嘉 史家人人 自危 。不仅如此 ，文字狱 的效果 也并 非 如有些 人想象的那样有着 巨大 的影 响，且不说文 字狱 的威慑 力是 大是小 ，若 如有些观点所说清代史家 因文字狱 而纷纷转 向考据 之学 ，对清代学人们追求真理 的品格也未 免太 过轻视 了。 顺治 十六年（ １ ６ ６ １ ） ， 庄氏史 案牵连被杀者七十余人 ， 吴炎 、 潘 柽章 两位 史学 家遇难 ，顾 炎武 与他们 深有 交往 ，此 时并 未 避之不及 ，而是写诗 以悼之 ： “ 北京一崩论 ，国史遂 中绝 ， 二 十有 四年 ，记注亦残缺 。中更夷 与贼 ，出入互 幅 ； 亡城 与破 军 ，纷错难具说 ……有志述三朝 ，并及海 宇图。一书未 及成 ，触此忧患途 。 ” 而且 ，乾 嘉史 家们从 事考 据史 学 的原 因也不是 迫于 文 字 狱 ，因为 这时期 的考 据学 以其不 同于 理学 的经典 诠释 方 式 、研 究方 法 、逻 辑思 辨 以及 令人 信服 的成 果 ，使 时人 对 其 产生 了浓 厚 的兴趣 ，许多 史家之 所 以走上 考据 之路 ，大 多 或 由于家 学 、或因师友影响 、或是 自我认 识到 了考据的价 值 。所 以，文 字狱对 于史 家 的写 作和研究 的影 响并 不 明显 ， 那 么造成乾嘉时期考据史学兴起 的主要原 因就要 从其它方面 着 手进行探究 。 中国古代哲学 主要 以经学 的面 目出现。汉代时对经 的解 释就出现 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 。其 中 ，古文经学尤注 重 考据方法 的运用 ，重视字义 的训诂 。宋代 对经典的解释形 成了程朱和陆九渊两派 。明代王 阳明祖 承陆九渊 ，进一步发 展了孟 子的心性学说 ，强调 主观体 验 ，空谈 心性 ，弊端是不 重视事实考证 ，只重义理 阐发 ，祖 承今 文经学 ，把经典作为 阐发 自己思想的工具 ， 从 而造成 空谈 的学 风。在这种情 形下 ， 经学的发展孕育着转 向的契机 。清初 ，经学的发展走 向另一 个 方向——在经学 中重视考据 ，重 视对 事实的求真 。顾炎武 顺 应 了潮流 ，提 出了 “ 经世致 用 ”的思想 ，倡 导实事求 是 、 考据事 实的治经 方法 ，人们 把这种经 学称为朴 学或 日汉学 。 这种治经 的方法也影 响到了历史学 ，清初经学 中盛行 的考据 方法促成 了乾嘉考据史学 的产生。乾嘉时代 出现 了一大批终
乾嘉考据史学教学课件
•一、陈寅恪简介
❖从1902年起先后留学日本、德国、瑞 士、法国、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 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 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 亚古文字、蒙古语。
• 他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 学的第一人。
一、王国维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 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 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 国学大师。
一、王国维简介
• 曾受聘于清华 国学研究院， 与梁启超、陈 寅恪、赵元任、 李济被称为 “五星聚奎” 的清华五大导 师。
一、王国维简介
• 1927年6月， 国民革命军 北上时，王 国维留下 “经此世变， 义无再辱” 的遗书，投 颐和园昆明 湖自尽。
病逝于 1971年。中国历史学家﹑教育 家。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 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 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 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推重。
一、陈垣简介
• 他曾任国立北京 大学﹑北平师范 大学、辅仁大学 的教授﹑导师。 1952～1971年﹐ 任北京师范大学 校长。
《十七史商榷》100卷：十七史，包括 《史记》以下十三种史著，加上《南 史》《北史》、《新旧唐书》、《新 旧五代史》实共19部。所谓“商榷”， 就是为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 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 审核舛（chuǎn)驳”。（《十七史商 榷序》）
• 《十七史商榷》主要内容：
（1）文字校勘：这是全书的重点。 （2）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 （3）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 （4）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罗炳良的乾嘉史学研究
·罗炳良与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收稿日期：2016-12-06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第33卷第1期Vo l.33No .12017年3月Mar .2017罗炳良（1963—2016）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
1984年，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他转入兰州大学师从李蔚先生学习宋史。
因选修张孟伦先生的课程，也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史功底。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在一所工科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课程。
1995年，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先生的博士，从此走上了史学史研究的道路。
根据瞿先生的建议，罗炳良的博士学位研究以18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为方向，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研究之路。
因为他原来的专业是宋史，而18世纪是清朝的康熙朝后期经过雍正、乾隆到嘉庆初年，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对于他来说，研究宋史是一种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而18世纪史学则是一种对史学史的研究。
要同时在这两个方面转向，这对罗炳良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从接受瞿先生的建议以后，他就以巨大的毅力和努力投入到了这项研究之中。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十余篇关于18世纪中国史学理论成就的文章，同时申报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
他的刻苦钻研取得了初步成绩，他在史学史的研究道路上逐步走向深入。
一、致力于对乾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从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以下简称《理论成就》），到2004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以下简称《理论和方法论》），是罗炳良对乾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探讨的时期。
清朝的科举制度与乾嘉学派
清朝的科举制度与乾嘉学派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科举制度在其长期统治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此来选拔官员，确保政府的有效运转。
在清朝，科举制度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同时，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乾嘉学派，其对于清朝的科举制度和知识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围绕清朝的科举制度和乾嘉学派展开论述。
一、清朝的科举制度清朝的科举制度源自唐宋时期，经过明朝的发展与改革，到了清朝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清朝的科举制度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
1. 乡试乡试是科举制度的第一阶段，每三年举行一次。
参加乡试的考生数量众多，但只有少数考生能够通过考试，进入下一阶段的会试。
乡试的题目主要涉及经义和诗词，考核内容偏向于理论和文学才能。
2. 会试会试是科举制度的第二阶段，每年举行一次。
只有通过乡试的考生才有资格进入会试。
会试的考生数量相对较少，但考题的难度更大，考核内容更加全面。
会试主要考察的是政策理论和政务能力，包括策论、文章等方面的表达能力。
3. 殿试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后一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只有通过会试的考生才能进入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核的内容更加综合全面，主要考察考生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殿试结束后，根据考生的排名，皇帝会亲自决定授予科举称号的考生。
清朝的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官员，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官员耕地的效率。
该制度虽然存在一些弊端，如成为社会上层阶级的垄断，但它也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让社会上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有机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二、乾嘉学派对于清朝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乾嘉学派是清朝时期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兴起的一股重要的思潮。
它对清朝的科举制度和知识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乾嘉学派注重实际的经验与实用的技巧，倡导将学问应用于实际治理中，为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做出贡献。
这一思想对于科举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清朝的科举考试更加注重实务能力的考核。
历史上的数学学派乾嘉学派
历史上的数学学派——乾嘉学派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兴起的学派，以讲究训话考据为特色，致力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
因以汉儒经注为宗，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又称之为汉学派。
初时以校订经书为主，后扩大到史籍和诸子，开始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等。
乾嘉学派主要分为以惠栋（1697—1758）为首的“昊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支。
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辑录《永乐大典》，保存佚书和征集私家藏书，于1787年编成《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其子部第十七为天文算法类的“算书之属”25部。
此外，在子部第十六天文算法类的“推步之属”中也包括一些数学著作。
这些书是由当时任纂修兼分校官的戴震等人负责校勘和编写“提要”的。
其中的《周稗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经算术》经戴震本人详加校勘，改正许多误文夺字，对学者很有帮助。
其他被校勘的算书还有《海岛海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缉古算术》、《数术记遗》和《数书九章》、《益古演段》、《测固海镜》等。
随后，李清、李锐等人又对其中一些算书进一步注释或做“细草图说”，逐渐形成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
一些数学家还有所发明创造，例如焦循关于四则运算基本定律的总结，汪莱关于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式，李锐关于高次方程系数符号变化规律等等。
同时，阮元和李锐等人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1795—1810)，收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1799）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
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荟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依靠第一手原始材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乾嘉学派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较大贡献，后来随着西方科学第二次输人而衰微，但其影响长期存在。
（。
大学历史专业历史文选真题
一、填空题：（共10题，每题2分）1．唐代刘知几的《》是一部体史著。
2．所谓的“三通”是指《》、《》和《》，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和。
3．我们把古籍中作者给自己所著的文字加说明的现象叫作，而称不是给自己所著的文字加说明的现象为，对那些汇萃众家说明文字的古籍则称作。
4．避讳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综观历史上的情况，我们把避讳分为、和三种类型。
5．《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的作者分别是朝的和朝的。
两部书都是体史著。
6．朝的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的史书。
与编年体的以时间为中心和纪传体的以人物为中心不同，纪事本末体是以为中心。
7．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史学家是、和，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和《》。
8．唐玄奘的《》、明末清初顾祖禹《》以及清代章学诚参予修纂的《永清县志》，通常都被人们归入到史部类。
9．乾嘉史学中的“史考三大家”分别是、、。
他们的代表作是《》、《》和《》。
10．在近代史学家中，率先用新的眼光和材料写出的新史著有魏源的《》、夏燮的《》。
二、名词解释题：（共5题，每题4分）1．“六家二体”2．《资治通鉴》3．汉学与宋学4．章学诚5．新史学三、释词题：（共10题，每题2分）1．“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2．“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3．“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4．“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
”5．“逮于养生送死之具、庆弔问遗之资，咸俾经营，并立条制。
”6．“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7．“日遣诸杨与之选胜游宴，侑以梨园教坊乐。
”8．“《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之始末也。
”9．“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
”10．“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
先守后战，曲在彼矣。
”四、繁简字题：（共20题，每题0.5分）经论礼辅无观务传数顾学书声历证宝让归实录五、标点翻译题：（共2题，每题15分）1. 户部尚书安思顺知禄山反谋因入朝奏之及禄山反上以思顺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与之有隙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且数思顺七罪请诛之丙辰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安史之乱》2．如是姑息有功释而不用者有之略加戒谕奴仆者有之又不明白与功臣道其奴仆所作之过含忍大多及法司屡奏却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作铁榜申诫公侯》华中师范大学2004–2005学年第2学期期末考试试卷（A卷）一、注釋：閱讀下面的句子，注釋句後之字。
乾嘉史学的理性诉求及其现代价值
乾嘉史学的理性诉求及其现代价值
罗炳良
【期刊名称】《甘肃理论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4
【摘要】清代的乾嘉史学内涵丰富,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理性诉求意识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
国史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总页数】6页(P138-143)
【作者】罗炳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49
【相关文献】
1.论乾嘉学派“求是”“求通”学术风格的史学影响
2.罗炳良的乾嘉史学研究
3.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
4.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史学之比较——“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概论”教改比较研究
5.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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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教学中的“乾嘉学派”评价问题
２１ ０ ０年 ４月 Ｊ ｕ ｎ ｌｏ ａｂ ｉ Ｃ ａ ｎ ｕ ｔ ｅ ｃ ｅ Ｃ Ｕ ｇ ｏ ｒ ａ ｆＨｕ ｉｅ ｏｌ Ｉｄ ｓ ｙ Ｔ ａ ｈ ｍ ｏ ｅ ｅ ｒ （ｈｌ ｏｈ ｎ ｏｉ ｃｅｃｓ Ｐ ｉ ｓｐｙａｄ Ｓｃａ Ｓｉｎｅ） ｏ ｌ
一
、
对 其产 生 的 时代 背景 要准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确 把 握
长期以来人们论及乾嘉学派时 ， 对之加以歧
视， 批评过多 ， 苛求 太甚 。究其原因 ， 这是 因为人 们忽 略 了探究 学 者 的心态 和起 因 ， 能 跳 出后 人 不 给他们划定的定义 和框架 ， 这无疑妨害了对我国 些 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 的继 承与发 展。由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 而要复兴古代 儒学 的宗 旨，就必须从整理 、研读儒家经典着 手。 因为每一部经典文本都有 自己的意义和解释 史， 乾嘉学派的治学范 围是以经学为中心 ， 其学 术成就也较多反映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 。 埋首于 故 纸 堆不 是 目的 ，而 是 为 了准 确 地 理解 儒家 原 典， 在学术实践中将儒家经典化为时代精神 ， 以 指导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才是他们 的追求 。 这既 是考据学的 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 ， 也是儒家 文 化 的 内在要 求 。所 以在 大兴 求 真 务 实 的今 天 ， 下几种观点 ： 政治高压说（ 章太炎、 梁启超、 钱穆、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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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教学中的“ 乾嘉学派 ” 评价 问题
王 智 汪
（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 与社会学院 ， 安徽 淮北 ２ ５ ０ ） ３ ００
摘
乾嘉学者《元史》研究所体现的史学思想
乾嘉学者《元史》研究所体现的史学思想作者：徐雷来源：《卷宗》2016年第11期摘要：不少学者在评论清代中叶的乾嘉学者时，总是认为他们长年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脱离社会现实，使学术完全脱离于实际生活，这些说法近些年来已经慢慢改观。
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一些学者并不甘心于故纸堆中，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考据学，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对历史上与现实中种种历史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历史上很多史学家不同的是，乾嘉学者没有形成讨论历史现象、阐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述，他们是通过考证历史的形式评论历史，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乾嘉学者对社会、民生等思考都寓于对历史的考证之中，因而在其对历史的评论中蕴藏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赵翼；钱大昕；汪辉祖；《元史》研究；史学思想钱大昕、赵翼、汪辉祖三位学者在对《元史》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历史考证学本身的限制，三位学者之史在其研究过程中对一些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在其研究《元史》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他们发出的评论，不难看出三位学者对一些历史的深刻认识，其中就有很多的史学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1 忠贞节义思想赵翼和钱大昕同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对《元史》的考证过程中自然流露出表彰忠贞贬斥失节的思想。
例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条中补载夏、金、宋被杀或者被捕不屈而死的忠臣义士：“夏、金、宋皆灭于蒙古。
夏无史，金、宋二史皆有《忠义传》，载末造抗节死事之臣。
然以《元史》核对，尚有未备者，今为摘出，观者可以览焉”。
[1]宋、金二史缺漏之处应该不止殉节之臣，赵翼不考虑其他人特意挑出殉节诸臣予以记载，反映了赵翼选择札记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忠贞节义思想的影响。
钱大昕不赞成对历史人物施加褒贬，他认为对历史人物做出的善恶评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在字句上随意评论历史人物，必然会有所偏失，所以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也很少看到他对历史人物直接的施加褒贬的相关言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钱大昕在对《元史》辨讹纠谬过程中可以发现他提倡忠义、贬斥奸佞的思想。
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
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注重史料得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乾嘉学风得显著特点.受其妨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讲,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得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得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得“二重证据法”,陈垣得“史源学”,陈寅恪得“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得“层累地造成得古史讲”等.这些史家得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得借鉴和启迪意义.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讲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得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得乾嘉先贤.他以自己得治史实践讲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得史料基础之上.关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得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往常得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得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得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得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得能够考见得三百多个国名得基础上,ｒóｎｇ＠①铸出如此一个确定不疑得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确实是为了如此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刻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乾嘉学派.王引之得《经传释词》和赵翼得《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得精品佳作.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wC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所以也.”[3]这一学术思想得形成,尽管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得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乾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得“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关于史学研究得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得游谈无根、无端妄断得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得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得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得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得《纪行记》、高居海得《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得必要预备工作.王国维得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乾嘉学派得一支）得妨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资料得特有价值.据粗略可能,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得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钞票、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得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得工作,都为他得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得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得三个显在证据外,又排列出其它鲜为人知得佐证14个[4].由此得出得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得学风,是对乾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得超越.尽管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截了当师承并执意恪守得无疑仍是乾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乾嘉学者得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得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得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乾嘉学派得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得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资料占有得越充分,考虑咨询题得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咨询题就越有深度,得出得结论就越确切可信.因此他一贯坚持在要紧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得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得是,他得每一论著,基本上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得基础上辛勤著成得.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资料,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资料汇编形式结成得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得正稿,才只是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存了一万二千余条得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得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遗风得痕迹更是清楚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得精确性便难以保障；论据不足,必定导致论证乏力.朱延丰曾将自己撰著得《突厥通考》一书交托陈寅恪先生批阅,在通核全书后,陈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大概让人难以同意得是,他竟要朱延丰“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陈先生才对通过大量补正之后得《突厥通考》一书不吝赞誉并欣然为之作序.在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时,他首先提示学生：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史料保存得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得,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证据和反证随之亦少,故论断常流于推测.近代史资料丰富,搜集相对容易,确切地诠释材料亦非难事,但若求史料完备,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独厚,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得是,这些充足得史料,有时不但不足以构成确证,反而却足以构成反证[7].基于这种认识,他选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自己得研究范围.他尽管熟谙上古史,但却非常少论及,个中缘故,盖与其厌弃在史料不足得情况下,仅凭印象,徒托空言不无关系.尤为可贵得是,陈寅恪先生不但重视对新见史料得充分占有,而且还力倡并躬行践履对新见史料得开发利用.他曾高度评价新史料得特有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咨询题,采纳此材料以研求咨询题,则为如今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写本是当时得新见史料,而在他得论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从事研究得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河碑》来讲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得时机和成功缘故,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无不心悦诚服于他得不刊之论.顾颉刚先生长于吴派基地,自幼受吴派学者追求渊博风气得濡染,因此,终其一生,都将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为治史第一要义,在回忆自己得学术生涯时,顾先生曾言：“往常我听得几个今文家得讲话,以为清代得经学是支离、琐屑、ｄòｕ＠②ｄìｎｇ＠③得……到这时我才明白明白,学咨询必须在繁乱中求得得简单,才是真实得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得材料作差不多,所定得简单纲领便终是靠不住得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咨询得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9]顾先生对今文家得菲薄之词或可商榷,但能够确信得是,他推崇乾嘉学派之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得治学态度,得确成就了他一生得学术事业.目前保存下来得顾先生得读书笔记,总计有一百八十余册,约四百余万字.这座浩瀚得资料宝库,是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如痴阅览,如狂抄录,铢积寸累,积微成巨得结果.正因有了这种博大得基础,才做成了他精深得学咨询.二、精于考辨,严于取舍乾嘉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得概在于给当世和后世学者留下可信度较高得史料.王鸣盛曾坦言：“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不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0]由此可见,王鸣盛把校书视若治学得基础性工作,视若幸免著述错误得保障性手段.乾嘉学派之因此被称做考据学派,是因其大多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订事业之中.治经者如此,治史者亦无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俱是考史、校史得经典性著作.它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将我国古代文献史料得可信度档次大大提高,施惠后人,功在千秋.这种学风和旨趣,对近代史家妨碍深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得构建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如欲保障史料得真实可靠性,就必须善于进行严密得正误和辨伪.他在总结、概括乾嘉考据学方法和经验得基础上,提炼出一套系统得、具有近代科学实证精神得史料鉴不技术.他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验证史料之真伪.当同一历史事件得不同记载发生抵牾时,则以最原始、最近真者为可信.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持有独到得见解,其所归纳得辨伪求真方法,具有较强得实践操作性.这些方法源自何处?梁启超自认其得自乾嘉学风得启迪.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论到其写作旨趣时,梁启超申明：“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得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11]确实是讲,尽管他因受乾嘉学风妨碍而不惮其烦地反复例举和论证史料得鉴不方法与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导人们趋向繁琐考证,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领悟乾嘉学者所倡“实事求是”学风之真义所在.在史料考订方面,王国维提出了屡试不爽得“二重证据法”.该方法要紧包括文献与文献、文献与实物铭文、实物与实物得互证三种形式.它要求在互证前必须明晓互证双方是否出自不同得观看.假如是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之间互证,因为两者显系出自不同得观看,所以能够直截了当互证；而在文献与文献之间,由于可能存在着转抄关系,因而必先通过审慎得考察后方可互证.考察得差不多程序是：通过名目学了解作者、成书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等.经分析综合,假如确认两种文献出自不同得观看,那么才能够进行两者互证.这种方法得创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鉴不技术,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义得史料,又可保证所引材料得确当.这既是对乾嘉学风得继承,更是对乾嘉方法得超越. 陈垣先生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为史学研究得方法之一,作为“实事求是”得保障性手段,考证关于任何一个严谨求实得治史者来讲,基本上不可或缺得.因此,陈先生强调,关于到手得材料,必须逐条核对,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书早于彼书,信此而必疑彼.这一史料征引原则,显系承自乾乾历史考据学派得王鸣盛、钞票大昕等人.其所不同得是,陈先生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史源学”,其目得是探寻史料得源头及其演变情况以明史料之真伪.假如治史者在对待史料咨询题上,不咨询来源,盲目征引,那将极易使研究成果减色甚至会因误引误用而使研究徒劳无功.陈垣先生将探寻史源上升到“学”得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考辨得重视程度.“史源学”得创设,是陈垣先生对史料建设得一个重大贡献,也使他得史学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在史料得考订和择用方面,陈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独具.他讲：“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13]认为不管官私著述,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够“详辨慎取”,严择慎用,就可幸免诬妄之失,得到真确史料.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文证史法,将诗文、小讲等广泛用为治史之佐证.这个地方得一个关键性咨询题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幸免地存在着情节渲染和虚构现象,若无深厚得学术功底和精湛得考证技巧,一般难以咨询津此道.而陈先生学贯中西,得益于长期严格得考据学训练并深得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启迪,擅长文史互证,不乏成功力作.《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柳如是不传》、《桃花源记旁证》等著作得撰著,证明了诗史互证法得应用价值.这种根植于乾嘉考据学基础之上得学术努力,既拓展了历史资料得取用范围,又提高了史料学得科学境地.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得创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识.他勇于怀疑史籍记载,提出了闻名得“层累地造成得中国古史”学讲.其差不多理论是：“时代愈后,传奇中得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奇中得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明白某一件事得真确状况,但能够明白某一件事在传奇中得最早状况”[14].依照这一理论,他断定许多古史记载基本上后人附会得,因此要得到真实得材料以明历史之真相,必须大胆地疑古和辨伪.这一传统是承自乾嘉学派得崔述.顾先生对崔述推崇备至并曾投入了相当长得时刻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学旨趣,以致将崔述得疑古辨伪传统发扬光大到极致.这种学风提醒治史学人：关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纳,只有藉通过严格考订得、慎重选取得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才是治学得正确方法. 乾嘉学派厌弃空发议论,崇尚言必有据,凡立一讲,广征博引,凡引资料,必经精审.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确实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用得逻辑归纳法,其步骤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看事物,觑出某点有应专门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排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得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依照此意见,更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讲,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5]梁氏将乾嘉学派得治学方法简单地比附为近代科学归纳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归纳法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得进展而渐趋缜密得一种由个不到一般概括和推理得逻辑方法,乾嘉学派虽亦偶或使用归纳法,但却是不自觉得和不明确得,尚未成熟完备到近代科学归纳得高度.事实上,乾嘉学派得要紧方法是,广泛细密地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以比较其异同,从而推断出何者正确,何者讹误.其要紧作用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古代文献中以讹传讹或混淆不清得咨询题,顺利清除通解古籍得路障——疑文滞句,严格讲来,称之为比较得方法更为妥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它确乎寓有西方实证科学得某些因子,但却难以从个不现象中推导出一般规律.尽管如此,乾嘉学派以史实为依照,以求真为旨归,勤搜资料,严于取舍得朴质学风依然值得取鉴得.恩格斯曾指出：“不论是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得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得事实动身”[16],“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得历史实例上进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平复钻研得科学工作,因为非常明显,在这个地方讲空话是无济于事得.只有靠大量得、批判地审查过得、充分地掌握了得历史资料,才能解决如此得任务”[17].因此,史料得搜集与考辨,是历史科学和其它许多人文科学研究得一个重要环节.尽管乾嘉学派尚未意识到倾其毕生精力所做得一切仅只是史学研究得始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去努力探求事物内在得本质联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他们得治学方法中,得确孕育着近代实证科学得胚芽,对近代史家产生过积极而深远得妨碍.近代史家得辉煌成就,无疑得自于对乾嘉学风得合理扬弃.史学得进展,需要多方面得条件,既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得推广应用,又需要对传统史学中精华部分得继承和弘扬.我们不能想象传统史学假如是一片沙漠,却能够在此之上矗立起现代史学得参天大厦.目前或明或暗地滋生得传统史学虚无主义认识倾向,无助于史学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在形形色色得史学新模式被争相鉴用得今天,对传统史学得客观重估,绝对不是老生常谈.注释：[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5、76页.[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1页.[3]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一,第16页.[4]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九,第6～7页.[5]《励耘书屋咨询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6页.[6]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7]俞大维编《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236页.[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1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光绪六年王氏刻本,第2页.[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12]《励耘书屋咨询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4页.[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14]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16][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第118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金加容＠②原字饣加豆＠③原字饣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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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嘉史学概述
1、乾嘉史学的含义 何谓考据学？ 乾嘉史学中，不仅有考 据学，还包括历史著作、 历史评论、史学理论、 文献学等。 但是，占风气之先的是 考据学。
乾隆绘双塔峰图（局部）
考据学派的治学宗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其治学方法，张岱年先生概括为： ① 重证据，求古训，不随意下结论。 ② 不以孤证定案。 ③ 注意寻求训诂校勘的通例。 ④ 不掠美，不抄袭，凡引用前人成果，一定 要写明。
上海古籍1983年版《崔东壁遗书》
其史学见解：
① 学贵专精。 ② 三代以上所谓经，即当时之史。 ③ 其重要见解是：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 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 ④ 在评论人物和著作时，不能先有成见， 不能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 ⑤ 从不同时代的文体、文风、习俗等因素 中，能辨别古书真伪及成书的年代。
3、赵翼《廿二史札记》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 江苏阳湖人。乾隆朝进士。 官至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 等职。 所著有《陔余丛考》、 《檐曝杂记》、《皇朝武功 纪盛》、《廿二史札记》等。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
《廿二史札记》计36卷，544条。对历 代正史的编撰、体裁以及主要内容，进 行考证、分析和评论。重在论史，即用 分析归纳法评论有关一代兴衰变革的重 大问题。 三人之书，均以正史为研究对象。钱大 昕的著作，考据的意义更为完整；赵翼 的治学眼界更广。
（江藩《汉学师承记》）
前录有《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 正录有《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 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 后录有5篇。
• 崔述言： ‚世近则所闻详，学深则所记多，此必然之 理而无可疑者也。然吾尝读《尚书》，孔子之所 序也，乃仅断自《尧典》以下。其后五百余年， 有司马迁，其学不逮孔子远甚，而所作《史记》 乃始于黄帝。至司马贞，又后于迁者近千年，其 学亦益不逮，乃为迁补《本纪》（三皇本纪）， 又始于伏羲氏，前于黄帝千数百年。下至于明， 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贞、钟惺辈，学亦益陋，而 其所续《纲鉴捷录》等书乃反始于开辟之初盘古 氏之时。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 益浅，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哉？‛
顾颉刚：‚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 的学问，它的工作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 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 狭义的是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 载的真伪和时代。‛ 张舜徽：‚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 驱。‛ 乾嘉考据学的对象以经书为主，也考证史 书。
鲁迅说：‚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 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由重直观悟性的思维方式，发展为合乎 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故梁启超说： ‚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的训练， 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趋于 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 根本要素。‛
钱大昕像
《廿二史考异》计100 卷，仿司马光《通鉴考 异》体例。 其内容： ① 重在文字校勘和名 物训诂。 ② 在考史上有所创新。
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总结考史者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① 要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 ② 要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 ③ 要有广博的知识。 ④ 要注重证据，广搜资料。 ⑤ 要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 ⑥ 要求善本。 钱大昕在文献考证上成就大，后人评价高。
4、崔述的《考信录》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乾嘉 时期直隶大名府魏县人。 23岁，中举。 30岁，开始究心六经。 44岁，发愤著书。 57岁，任福建罗源知县。 63岁，离任。 77岁，去世。其著作由弟子陈 履和刊行。
邯郸赵武灵王丛台
《考信录》36卷，包括 三个部分。 历考了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孟 事迹之真伪。
王鸣盛言：‚我于经有《尚书后案》， 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 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 部。‛（沈懋德《蛾术编跋》）
求于虚不如求于实，重考证则义理自见； 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 先读正史，后阅杂史。
“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 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 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 亦隐，天之幸民。‛（《潜研堂文集》）
钱大昕对不同类别资料考史价值的认识： 金石文字最可信； 实录比正史可靠，正史中私修好于官修； 正史又比地方志、家史可信； 诗歌和小说笔记也有证史之功。
段玉裁言：‚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 弗精。‛ ‚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 而无艺不精。‛ （徐世昌《清儒学案》） ‚戴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 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 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 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4、评价
① 乾嘉考据学在本学科范围内取得了不容 忽视的成就。 ② 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评价不一。 对其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分歧很大。
二、反映乾嘉时代精神的几部史考著作
1、王鸣盛的《十七史 商榷》
王鸣盛，字凤喈， 号礼堂，又号西庄。嘉 定（今上海嘉定区）人。 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负。
2、乾嘉史学的内容
既有官方史学，也有私人治史。其中官 方史学多是近、当代史，私人治史则包 括： ① 对古籍进行校注、辨伪和辑佚。 ② 对旧史进行改写、补作和考证。 ③ 方志、谱牒和史表盛行。
3、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第一种意见认为，其形成应归咎于‚清廷 的绝顶专制‛，即文字狱频兴。顾颉刚、 郭沫若持此说。反对者则否定文字狱与考 据之间有必然联系。 第二种意见认为，还应加上统治的相对稳 定、经济的发展。侯外庐、翦伯赞持此说。 李洵反对。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从学术自身的发展中 找原因。
李洵言：‚考据学派无论中外，都是 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 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 分。‛
• 章学诚言：‚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 书为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 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 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 肯定其治学方法者认为，其治学有三个特点：求 实精神；辨疑精神；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 否定者如葛兆光则专论其不足： ① 判断是非的标准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② 偏重于资料的搜集、归纳、排比，忽视资料本 身的问题和征引资料与要说明问题之间的联系。 ③ 将考据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将考据与义理对 立起来。 ④ 未能更好地编辑工具书，更未及时总结规律和 方法。 • 此外，乾嘉学派有无思想，也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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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考而后信、先疑后信的精神是 地道的科学精神，对王国维、梁 启超和顾颉刚都有所影响。 当然，他所疑的，未必都可疑； 他所信的，未必无可疑。 局限性：他考史的目的是要‚维 持圣经‛，以存圣人之道，凡不 合者，都不足凭信。 1931年，顾颉刚访问大名，1936 年，编辑出版《崔东壁遗书》。
顾颉刚像
嘉定王鸣盛全集 (全十一册）
《十七史商榷》计100卷。其内容： ① 校勘文字。 ② 考证典章制度。 ③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 ④ 对史书及作者进行评论。 ⑤ 论治学方法。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 晚年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 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詹事府 少詹事。 所著有《潜研堂文集》、 《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 考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