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冯梦龙“情教观”

下编 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创作者的劳动，从题材选择到思想内涵，都与创作者息息相关。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时代，时代风气、思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其思想情感。同时文学作品的产生还不可能离开文学传统，越是优秀的作品，与时代与作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三言”也不例外。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在批评了由文学“外在的”研究去诠释和评价作品的缺陷后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 [7]反言之，文学作品里高于现实的构造，也一定反映了类似“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等等的客观实际，只有把它们和作品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避免偏颇。我们在“三言”中可见的这些状态，都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章 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 120篇。厚重的文学作品集结成册，流传后世，凝聚了作者的辛劳和智慧，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冯梦龙在“三言”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 ,不亦可乎?”也就是说，“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那么，冯梦龙又是用什么思想以一贯之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在编纂的另一部小说《情史类略》中阐述道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情教观”也就成为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

“情教观”是冯梦龙在编纂，创作文学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不仅肯定“情”的本源性——“天地若无情 ,不生一切物”，强调至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而且把它作为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线——“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归结为一点就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冯梦龙在塑造这些占据作品全集 1/3以上的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时,不仅深刻反映了广大妇女的生活和心态,而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情教观”的强调 ,可以说,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思想的艺术实践。

“情教观”对文本的影响，具体讲,在两性角色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其影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冯梦龙肯定“情”是万物的本源，人类世代繁衍，繁荣的保证。因此“情”也就理所当然的胜于“理”之上。“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 ,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 ,由情不灭故”[8] ,好比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情”当作是一种根源性的实际存在的事物，有情一切便可萌芽发展，无情便只好终止回落。“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然必曰草木可以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情史·孙化》）。表明冯梦龙对天地间情爱的本源、力量、表现及其永恒精神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而且他认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提出“情”“理”互为表里，在此“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化的思想被弱化，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情欲的地位。

“三言”中的女性，不羞自媒，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也无需门第高低，只要情之萌生，有了这个源头，便果敢向前，甚至虽死不悔。《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刚开始似乎乱伦般无理取闹的男女，特别是慧娘，初见假扮嫂嫂的孙郎就情为所动，“若我丈夫像得她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慧娘正爱着嫂嫂，只说教她相伴，恰中其意。”感情一旦萌生便难以遏抑，更不用说在相处中慧娘发现梦想中像“嫂嫂”的意中人竟然是男儿身，就更是“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然而，作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乔太守，先问明了慧娘的心意，然后把她判与孙郎，让二人终成美眷。在这里，家长的曲允成全，正是肯定情胜于理的决策。“即使家长不应允的婚姻（如周胜仙）竟得神灵庇佑而成事，这是作者对女性勇敢，坚决追求婚姻自主的肯定，也是对至情的肯定”。[9]

《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中贺秀娥以及她的恋爱婚姻过程和结局也是“情”胜于“理”的典型，虽然这篇小说的着眼点在于偶然，但正是冯梦龙思想的必然体现。大家闺秀贺秀娥，未曾出嫁且知书达理，按“理”说应该恪守妇道，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课文中贺秀娥偏偏一见到吴衙内后,就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就有了“情”的萌生，欲与之结好，并且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以实际的行动向吴衙内发动进攻，更甚者是在与他云雨后，贺秀娥想方设法将吴衙内藏到了自己的船上，直到被发现后，还一直为吴衙内开脱，并表明“非君不嫁”的决心。经过她不断地努力，终于与吴衙内成亲了，获得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人们在感叹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来之不易的同时，更为贺秀娥感到庆幸。也由此印证了冯梦龙“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的说法。

其二，“情”在婚姻自主问题上拥有“万物如散线 ,一情为线索。散线就索穿 ,天涯成眷属”[8]的巨大作用，是“情”把男女双方牵到一起并牢牢的拴到一起的。

古代妇女的婚姻仅仅是一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所以才会有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然而冯梦龙笔下“三言”中的很多女性却一改被动挨打的地位，自主地争取在爱情婚姻中的主角，不但能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更是为“情”表现出极强的斗争精神。这除了和冯梦龙的“情教观”有关，也和晚明社会现实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封建婚姻观逐渐改变时分不开的，这些会在以后的篇章中详述。

《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著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身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素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知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亲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知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结婚的父母改变了态度，然后又“取纸作状，径至河南府讼府之下”，把自己和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状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媒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基础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子弟乐和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强调的是“情”的巨大力量，宣扬的是当事人爱情应高于一切的恋爱观。“仅仅为了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出生命作孤注”。乐和的真情能使潮王感动，而在《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爱爱的真情却能使全能道士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爱爱与吴清一见钟情，因不得结合抑郁而死，死后变为鬼，继续追随吴清。当吴清的父母发现后，便请道士皇甫真人前来斩鬼驱邪。尽管道士足智多谋，但最终仍被变了鬼的爱爱识破并击败，那“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自去入山修道去了”。描写道士与鬼相斗的作品古已有之,然而像这类鬼魅战胜道士的作品实不多见。“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这个鬼魅击败道士的故事，暗示了真情对名教的胜利。

其三，冯梦龙认为，天地间“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不仅如此，它还有陶冶人性，转移世风的巨大功用：“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作用于个人身上，则体现为“有情则勇，无情则怯” [8]的巨大力量。

真情给予了女性勇气，才智赋予了她们技巧，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冯梦龙也大胆为妇女正名，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对轻视妇女的封建礼教及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嘲弄：“语有之‘男之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无才可以为德，则天下之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 [10]这一观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喻世明言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其性格特色远远超出一般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的贤惠，俨然是智斗邪恶的女勇士。这个故事反映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沈链以攻严而获罪，故难免被斩，这是当时一个重大惨案。明人江盈科的《十六家小说》中《沈小霞妾》记述了这个题材，但描写简单。冯梦龙在改写这个故事时，让地位卑微的闻氏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她因对沈小霞的挚情而甘冒生命危险陪同上路。小说着力渲染了在途中闻氏智斗解差的细节，充分赞颂了妇女的才智，肯定了妇女的胆识。真可谓“情不至，义不激，事不奇。 ”（《情史·昆仑奴》 )。冯梦龙最终还是把女子的才德落脚于“情”字上，归结出“真情”这一渊源，纽带和力量。

“真情”的问题，并非冯梦龙的首创，早于冯梦龙的李梦阳曾提出，“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是说人的感情之根，存在于外物，“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梅园先生诗序》)，而“真”乃“情”的第一要素。冯梦龙继承并超越了李梦阳学说，把真情自觉地纳入他的“情教观”的理论中，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来对待，并对情与真的辩证关系进行阐述。“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冯梦龙《太霞新奏序》），这可说是对他自己所有作品的总评价，也是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审美要求。在冯梦龙的“情教观”思想中也融会贯通了当时许多进步的社会思潮，比如王学的兴起认为“人欲”就是“天理”，李贽主张的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徐渭、袁宏道等一批勇士向“存天理”教条发起的猛烈冲击，都对他思想形成有重要启发。文学作品中只有表现了真情，才真正能达到长久的教诲众生的目的。从“情教观”出发，冯梦龙力主文学必须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物要成为有血有肉，具有真情的“情种”。冯梦龙认为,最能表现这种真性情的是通俗文学，所以，“谐于里耳”的“三言”，其字里行间的真情“感人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冯梦龙在“情教观”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女性主题的开拓，揭露纲常名教及封建制度抹煞人性，践踏妇女尊严的本质和罪行，为“三言”中的女性们伸张着时代的正义和自由，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