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明代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

明代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海禁政策是明朝时期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旨在限制对外贸易,维护国内经济利益和政治稳定。
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首先,海禁政策对明朝国内经济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海禁实施之前,明朝的海外贸易主要由私人商人负责,他们通过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贸易往来,带来了大量的进口货物和外汇。
然而,这些私人商人往往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缺乏对国家经济的忠诚度。
因此,明政府决定通过海禁政策来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
海禁政策限制私人商人的贸易往来,使得大量的外汇和商品流向了国内市场,为明朝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同时,海禁政策还迫使国内商人增加对国内工业的投资,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然而,海禁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由于海禁政策限制了进口货物的流入,导致明朝市场上的商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
尤其是对于富庶的南方地区来说,这种供应紧张的现象更加明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其次,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朝曾与东南亚一些岛国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双方互派使节,交换商品和文化。
然而,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这种贸易往来被削减甚至中断,导致明朝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恶化,甚至爆发了一些冲突事件。
最后,海禁政策限制了船只和海军的发展。
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很多商人和船家放弃了海上贸易,转而投资于内陆城市的发展,导致了明朝海军的衰落。
这在后来明朝面临外来侵略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总结起来,明代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虽然海禁政策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了物价上涨、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恶化以及海军衰落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背后是明朝政府为维护国内经济利益和政治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无论影响如何,这一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时期的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特点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特点明清时期海外贸易政策具有以下特点:1.闭关政策:明朝创立了最早的海关机构,海禁,旨在限制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控制。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闭关政策,继续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并且实行封闭的海洋政策。
2.封建体制: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政策严重受到封建体制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易的控制主要由地方官员执行。
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才能进入中国进行贸易,这种过程中常常出现贿赂、勒索等不良行为。
3.限制性贸易政策:明清海外贸易政策以进口限制为主要特点。
明朝设立了专门的通商口岸,如广州、汕头、杭州等地,只有这些口岸才允许与外国进行贸易。
对外贸易主要以单一通商口岸为中心,其他的港口严格限制与外商发展贸易关系。
4.重税政策: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主要依靠海禁税、鼓税以及其他关税手段进行税收的征收和管控。
明代时,对外贸易的关税高达30%以上,清代则增加到了40%以上。
重税政策严重制约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
5.对外贸易的严格管制:明清时期海外贸易政策对外国商人和使节严格管理和控制。
外国商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且受到地方官员的严格监管。
同时,中国政府对外交涉的使节控制严格,只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地区和时间内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和交流。
7.东南沿海贸易的繁荣:明清时期,由于东南沿海发达的经济和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
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如广州、福州等成为中国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节点,也使得这些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明朝海禁与海外贸易

明朝海禁与海外贸易明朝时期实施了海禁政策,限制海外贸易。
这一政策对明朝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海禁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明朝开国之初,实行一系列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外贸易的鼓励和对内贸易的限制,使得贸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明朝开始积极限制海外贸易。
从嘉靖二十年(1541年)开始,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民对外贸易。
海禁实施后,明朝对外贸易几乎中断,只有官方机构与藩镇对外贸易,私人贸易被禁止。
海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生产力,并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
海禁政策的实施对明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明朝海禁导致一些商人流失,不仅损失了海外贸易的利润,也减少了对国内市场需要的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汲取。
其次,海禁政策使得中国的盐、铁、丝绸等商品的价值受到了影响。
由于中国不能直接进口外国货物,这些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并变得更加昂贵。
同时,由于余额商品不能外销,也导致了贸易顺差的减少,最终影响了明朝的经济发展。
二、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海禁政策的实施对海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实际上,海禁政策意味着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这种封闭市场有利于国内产业的保护,国家避免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过于依赖。
然而,这也意味着中国没有接触到海外贸易的先进技术和资源,也限制了中国的海外影响力。
同时,那些因海禁政策失业或无法获得出口利润的商人,被迫离开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这样就引出了它对海外地区的影响。
中国商人在海外繁荣的贸易市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东南亚、南亚及东非等地区留下了印记。
禁止他们活动只是一方面,更深远的影响是,一些中国商人离开中国并且在海外发展起了他们的企业,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商人在海外获得了更多的成功。
对外国商人来说,中国的贸易政策严重限制了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最终使得海外贸易的局面与中国的收益无望相比。
无可否认的是,海禁政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所有与东南亚和全球经济问题相关的国际环境有十分显著的重大影响。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革和发展。
自唐宋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
然而,在明朝时期,中国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相对衰退。
直到明代中期,随着明政府对海禁政策的逐渐放松,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崛起,海外贸易重新繁荣起来。
二、明代海外贸易的特点在明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南海和东南亚地区。
广州、泉州、苏州等港口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枢纽。
明朝政府为了规范海外贸易,设立了官方贸易机构,如四夷行官、东南亚通事船等。
这些官方机构的设立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和机制。
三、明代海外贸易的商品明代海外贸易的商品种类丰富多样。
其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最具特色和竞争力的商品。
丝绸是中国的传统特产,深受东南亚和欧洲贵族的追捧。
瓷器也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青睐。
此外,中国的茶叶也成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四、明代海外贸易的通路与航线明代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两个通路进行,一个是南海通路,另一个是印度洋通路。
南海通路从中国的广东和福建港口出发,沿着东南亚诸国的海岸线向南延伸,通往东南亚地区。
印度洋通路则从中国的福建港口启航,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洋地区的各个贸易中心。
五、明代海外贸易的影响与价值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及其他相关国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明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大量的财富和商品流入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其次,明代的海外贸易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使中国的独特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六、清代海外贸易的变革与发展清代沿袭了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
清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广州通商大臣、泉州海口通商使等。
中国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

中国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流的时期。
尤其在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明清时期展现出了非凡的活力和创造力。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并分析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取得了空前的繁荣。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贸易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长距离贸易的重要途径。
自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开始,明代海外贸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势头。
通过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出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中国不仅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也拓展了对外交往的渠道。
二、商品和物种的传播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成为了世界各地瞩目的宝贝。
中国的丝绸在欧洲引发了一股名为“中华风”的热潮,丝绸成为了贵族们展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品。
同时,中国的瓷器也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精美的图案使得瓷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奢侈品。
除了商品的传播之外,中国还向世界引进了许多珍稀物种。
比如,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番茄、辣椒等作物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种植。
这些农作物的引进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也加速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海外贸易的背后,也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与融合。
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在艺术、哲学、科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些成就通过海外贸易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不仅仅是商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
通过海外贸易,中国的文化符号逐渐深入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并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欧洲的瓷器制作工艺受到了中国瓷器的启发,东南亚的丝绸文化也深受中国丝绸的影响。
此外,中国的科学和数学也通过海外贸易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
中国的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海外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并对当地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积极参与海外贸易,并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本文将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开辟、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海盗与海外贸易等方面,探讨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
首先,明清时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与世界的贸易联系。
自从陆路丝绸之路被西方国家控制后,中国丝绸的出口受到了限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代政府决定重新开辟海上丝绸之路。
明朝时期,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开始通过海洋贸易被运往世界各地。
特别是明代万历年间,中国开始派遣官船到东南亚、西亚等地进行贸易和外交活动,加强了对外关系,打开了中国的海外市场。
其次,明清时期外国商船频繁进入中国,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涌入中国的港口。
这些商船带来了各类商品和先进的生产工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些商船也为中国带来了外汇和珍贵的航海技术,为中国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持。
外国商船的到来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然而,海外贸易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海盗的出现给海外贸易带来了风险。
明清时期由于长期对外贸易,中国的沿海地区成为了海盗的重灾区。
这些海盗从陆地和海上进行袭击,掠夺商船的财富,给海上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组织护航船队,加强对海盗的打击,提高海上贸易的安全性。
此外,在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还涉及到了外交和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中国不仅与亚洲各国有广泛的交往,还与欧洲、非洲等地进行了密切联系。
在外交方面,明清政府通过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
同时,传教士的到来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和科技,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科学技术、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也受到了外国知识的影响和借鉴,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世界影响力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世界影响力在明清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海外贸易活动对世界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
本文将从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贸易路线与商品、海外贸易的影响力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对中国的海外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明代的海外贸易活动奠定了基础。
随着郑和船队的频繁出洋,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步入繁荣期。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更加活跃,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发展。
到了清代,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中国的贸易活动已经涉及到了更多的贸易路线和商品。
二、贸易路线与商品明代时期,中国主要进行的贸易活动以西洋贸易和东南亚贸易为主。
西洋贸易主要以马可·波罗为代表,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东欧、中亚等地进行贸易往来。
东南亚贸易则主要以南洋、马六甲、暹罗等地为贸易对象,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
清代时期,中国的贸易活动更加多样化,涉及到了更广泛的地区和商品。
除了继续进行西欧贸易和东南亚贸易外,中国的商品还出口至南亚、西亚、东非等地,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三、海外贸易的影响力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一方面,中国的商品在海外市场上广受欢迎,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以其优质和独特性吸引了众多海外商人和顾客。
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贸易也促进了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也逐渐增多,促进了世界的跨文化互动。
总结而言,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海外贸易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交流,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海外贸易活动也在不断变革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互通互联注入了新的活力。
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及其经济影响

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及其经济影响明朝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明初,银、丝、瓷等大宗商品不断流向海外,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对经济、文化、科技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海外市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明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因为钦差大臣的出使而突飞猛进。
大明政府铸造的交子和宝钞流通到世界各地,在东南亚甚至遥远的非洲土地上都有兑换的市场。
其中以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最为繁荣,交流最为广泛。
因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地理邻接和相似的气候条件,交流经济的门户常年紧扣,所以海上贸易也就非常繁荣。
另外,明朝时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向南迁移,海上贸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海关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变得有序,在广州、福州、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设立了海关,对外贸易更为便利。
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东南亚沿海城市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愈加明显。
东南亚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通商自由的基础上,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随着时代的推移,明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逐渐繁荣,成为了中国的海外贸易重要支柱之一。
在明代初期,中国海外贸易路线主要集中于海中之道,即南海和印度洋间。
南海海上贸易主要是经由厦门、广州、福州、泉州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其中,广州成为了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大门。
对于海外市场的影响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繁荣,明朝也逐步掌握了对于东南亚市场的控制打击。
明朝政府不仅倡导对外贸易,并加大对外贸易的管控。
因为海上贸易具有高风险、待遇不平等、成本高等特点,所以明朝政府对外贸易进行了政府官员的监管,以及军事力量的保护。
此外,明朝政府还鼓励海外移民,开发新的海外市场,其结果是为明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和中国海外影响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海外贸易向中国介绍了外来文化,并全面提升了明朝社会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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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的史料研究即是其中一。笔者以前介绍过的<漂人问答)L2J,也是相关课题之一,傅衣
凌先生也曾表示对此深感兴趣l 3|。 本文试就近年韩国刊行的史料集的记载,论述明末中国商人等的海外贸易的实际情况。 二、飘流朝鲜的中国船
中国航海贸易商的活动自明嘉靖以后呈现活跃趋势。从<明实录>中即可找到具体的例 子。如<明世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庚子(20日)条载:
<世宗实录>卷三百八、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壬寅(15日)条载: 朝鲜国署国事李垣遣使臣南洗健、朴菁等解送下海通番人犯颜容等六百一十三人至
边。上嘉其忠顺,赐白金五十两,文绮四袭,洗健、仆菁并赉以银币。容等悉漳、泉人,诏福建
巡按御史治之。【4J
<世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一、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4日)条又载: 朝鲜国王李崾遣人解送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咨,福建人民故元浮海至本
自朝鲜国忠清道的报告载:“虽不明知某国之人,而虑有唐人私自浮海而贩卖日本,为风所漂
流。’’[5]
即是有身分不明的外国人飘流到了朝鲜国忠清道蓝浦附近,据判断可能是到日本进行 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的确,从他们回答中得知: 大明国福建泉州郡为经纪事,切照本国凶荒,人民饥馑,无奈率告于郡官,装载货物,外 国买卖,被风漂泊贵国,实天有以作成吾人也。 原来是福建商人因乡里饥馑,出海贸易而飘流至此。
来自福建的李王乞等人,据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三、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21
日)条载: 漳州民李王乞等载货通番,值飓风漂到朝鲜。朝鲜国王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怿捕获三十九人,器械送辽东
都司。上嘉怿忠顺,赐五十两、采币四表里。【4J
即是说,是朝鲜国王下令将李王乞等护送到辽东的。像这样的事例在<明实录>中还可
见到以下几例。
<誊录类抄・边事>,宣祖三十七年(万历三十二,1604)可见到下列事例:
唐人供招:一名温进,年三十五,系福建漳州海澄县白丁也。上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卖买 事,乘黄文泉船,与文泉等起身,往交趾港口。未及下陆时,猝遇倭船二只,贼众则仓卒间不 各其几许,而俺每百余名,尽为被杀,生存者只二十八名。俺每尽以货物求活,仍与二船之 贼,偕到柬浦寨。二船之贼,又以俺每,转卖他倭之客。到于柬浦寨者,二船之贼,则仍留其 地,而客倭之买得者与俺每,同乘俺每之船,发向日本。未及日本,只隔四五日,而遇横风漂 到朝鲜地方,为边将所捕。交趾遇贼,乃上年三月日不记;而柬浦寨到泊,则乃上年五月初二 日也。自柬浦寨发船,乃今年五月二十日也。交趾之於柬浦寨五日程,而柬浦寨之于日本, 则三十日程云。被捕乃今年六月十四五日矣。俺每从前往来买卖於交趾者屡矣。交趾有王 有官,而无冠帽,编发垂後。柬浦寨,则介于交趾、暹罗之间,而属于暹罗,物货则有皮物、蜂 万方数据
2001年3月 总第28卷第2期
求是学刊
Sl觅K矾G
TRII.IH
Mar..2001 V01.28 No.2
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松浦章
(关西大学文学部,日本大阪)
摘要:文章根稀见史料,系统地探讨了17世纪初期,包含明末的中国、日本、东南亚地区 等广大地域的航海贸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的实际状况。诸如 倭寇绑架中国人又转手贩卖的实情,葡萄牙人的亚洲贸易,在日中国商人参与策划日本海外贸 易等,均从不同侧面予以阐述,尤其是文中引用大量漂流到朝鲜半岛的中国、日本商人的供状, 亦属首次公布,对研究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明代末期;海外贸易;中国商人
一100— 万方数据
腊、胡椒、苏木、象牙、犀角、玳瑁、金银”等。张燮<东西洋考>卷三的“暹罗物产”项目下记载
的货物名称及物种,几乎都包含在内了。 从列举的招供状中还得知中国商人的构成:福建商人14名,其中漳州府8名,泉州府6 名;浙江商人2名,其中杭州府1名,金华府1名。由于这个数字仅限于生存者,所以很难得 出精确的数据。可是它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一个侧面,即福建、 浙江两地商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尤其是福建商人更为显著。 《誊录类抄・边事》,宣祖三十七年条可见下面供述: o南蛮人供称:一名之缓面弟愁,年三十四,所居之国,即宝东家流,乃南蛮诸国之一也。 其地多产玉帛,金银至少,素以行商为业,离本国几十五年。往年自甘门往可普者,因与今来 华人、倭人等同船将往日本买卖,为横风所漂到此,被付甘河,即中国地方,而距其所生之国, 几十八万里,顺风八、九月可到,而可普者,距甘河六千里,乃暹罗、安南两国之间,而属于暹 罗,华人所供柬浦寨乃此也。所蛮一名,即黑体国人,乃所谓海鬼者也,买而为奴,从行。[6] 此乃一个葡萄牙人供词。该人离开葡萄牙15年间,一直在亚洲从事贸易,其后又从事 澳门与可普间贸易。在可普与中国人、日本人一起乘船赴日本,途中飘到朝鲜。可普按该供
初,漳州人陈贵等私驾大船,下海通番,至琉球。【4J
收稿日期:2000—07—26 作者简介:松浦章(1947一),男,日本大阪人,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中日关系史。
一98—
万方数据
福建漳州人陈贵等乘大船到了琉球。我们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可以找到中国商人飘
流到朝鲜半岛事例。朝鲜<中宗大王实录>中宗三十九年(明嘉靖二十三年)六月辛卯条,来
中图分类号:K24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2—0098—07
一、绪言
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关于倭官倭岛载:“有刘风岐者言:三十六年至长崎岛,
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万历三十六年 (1608)渡海来日的刘凤岐在长崎见到中国人不过二十名左右,而不到10年,其人数就猛增 到二三千人。若加上其他的地区,推测可能有二三万人之多。之所以有这么多中国人参与 海外贸易,是隆庆初年海禁令的缓和,到海外去的中国人不断增加,日本就成了他们进出海 外的地域之一。 关于明代中国商人,特别是福建商人海外活动的实际状况,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做了 论证…,弄清了史实。其后,虽然许多学者也继续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但与傅氏研究成果相 比,出其右者不多,可以说并无太大进展。其原因主要在于傅氏几乎论证和澄清了所有相关 史料。如果要说傅氏的研究还有未涉及到的领域的话,那么关于中国商人飘流到中国以外
国者,顷自李王乞等始以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今又获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皆夹带军 器、货物,并此。倭奴未有火炮,今颇有之,盖此辈阑出之故,恐启兵端,贻患本国。[4] 尽管如此,中国航海贸易商飘到朝鲜半岛的典型事例,仍然应该从李王乞等人飘流的嘉 靖二十三年开始算起。 三、万历三十二年飘流到朝鲜的中国商人 嘉靖以后,虽然可以找到中国商人飘流到朝鲜半岛的事例,但是关于贸易活动等的详细 内容至今仍不清楚。不过从下述史料中,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些实态。 万历三十二年(1604)飘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商人等被送往汉城接受调查,在招供状中可 以窥见海外贸易的一些详情,借以分析一下当时的贸易状况。
词分析,应位于暹罗和安南之间。《东西洋考》卷三柬浦寨条目载:“其国自呼甘孛智,後讹甘
破蔗,今云柬浦寨者,又甘破蔗之讹也”l 7}。明代称“柬浦寨”为“甘孛智”,是被错念成“甘破 蔗”而成的。普通话里“甘孛智”读作“gan—bo—zhi”,“甘破蔗”读做“gan—po—zhe”,“可普” 读做“ke—pu”,自然是指柬浦寨了。这个葡萄牙人还随身带着一个黑人奴仆。 《誊录类抄・边事》,宣祖三十七年七月初五日条还记载了中国人的供述: o华人黄廷所供:俺每於万历二十七年自泉州乘船行商,为吕宋所虏。(吕宋即琉球之 傍国)也。吕宋转卖于日本,仍居长崎,以驾船兴贩为业。前年二月,与倭人久右文同受家康 银子,往可普曲折,与久右文所供相同。今来华人蔡泽、李弘烈、黄春、鲁春等,亦於万历三十 年,为倭所虏,方居长崎。故前年二月往可普者时,同船以去。其余华人,则於交趾等处相 遇,同船出来,因为所擒去也。蚓 黄廷万历二十七年(1599)从福建省的泉州乘船去吕宋岛。在那里被掳后,又被转卖到 13本的长崎,开始从事航海贸易。他和13本同行久右文一起从德川家康那里收下银子,从事 可普(即柬浦寨)贸易。飘到朝鲜半岛,正是发生在从柬浦寨归来的途中。而黄廷从日本出 港是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庆长九年,1604)的前一年万历三十一年(庆长八年,1603)二月。 关于这一时期德川家康的记载,据《当代记》卷三,庆长七年(万历三十年,1602)条[8J载, 来自越南的外国船向德川家康献上了虎、象和孑L雀。另外,据庆长十年(万历三十三年, 1605)六月四日条载: “当春日本国船,吕宋、东京、暹罗为买卖渡海,竟一艘不归。右船或当岩破坏,或喧哗被
o一名陈二,年二十六,系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陈三,年二十四,系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蔡泽,年四十,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李弘烈,年二十,系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黄春,年三十六,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郑瑞南,年三十四,系福建泉州府晋江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黄延,年四十九,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鲁春,年三十六,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王明,年二十九,系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 上面记述的是万历三十二年(宣祖三十七年,1604)飘流到朝鲜半岛的载有中国人、葡萄 牙人的事。至于同船的日本人的事情待后论述。综合以上中国人的供述得知,以福建商人 们乘黄文泉的海船去交趾(越南)经商,在登陆前遭到倭寇袭击,百余名被杀。28名生存者 随二艘倭船去柬浦寨时,被二艘倭船转卖给其他倭船,继续驶向日本,但是在到达日本前却 遇大风,随风飘到了朝鲜。 从供述中又得知在暹罗的交易情况,多是物物交易,间以货币。而物货则有“皮物、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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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胡秋、苏木、象牙、犀角、玳瑁、金银等物矣。漂风之後,连日海暗,而及至朝鲜地方之日, 风雨开霁,有船二只,先出洋中,倭等相与言日:“此必朝鲜兵船也。”欲挂帆回船,则无风不得 发,朝鲜兵船陆续而至,俺同年王清呼谓日:“我等乃天朝”云。则朝鲜人不以为信,俺以书纳 诸汲水筒漂送,则朝鲜人日:“若是天朝人,则即落帆”云。倭人不肯,仍欲走去。俺每中有二 人强为下帆,即为倭所杀。朝鲜送一船,Z,il、与王清即乘小船出来,俺同行,皆欲随出,而为 倭人所制,不得自由。朝鲜诸船,矢石交发,攻其船尽烧。其上藏倭人之抗战者,杀死殆尽, 其伏於庄下者三十余名,仅得生存,被虏。俺每免死於交趾港口者二十八名,而二人则落帆 时见杀,十四人与倭贼伏於下庄而得生,并俺与王清通共十六名,时方上来,而其余十名,不 知去处,恐是接战时被死。所供是实。 o一名王清,年三十三,系金华府义乌县白丁也。上年二月二十八日,自福建起身,以买 卖事往交趾,遇倭船二只,同船之人,尽被杀死,生存者只二十八名。以货物求活,偕到柬浦 寨,转卖于他倭。今年五月,发向日本,洋中遇风,漂到朝鲜地方,与朝鲜边将相遇,与温进乘 朝鲜所送小船,先为出来,前后曲折,与温进所言相同,所供是实。 o一名庄昆,年二十七,系福建漳州海澄县白丁也。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自福建起身,二 月初八let,往到柬浦寨,与倭人输俺物货,不为偿价,今日明日,迁延累日。俺欲受价,直到其 家,则妻独在,以其夫出去为辞而已。其倭向外人来,谓俺奸其妻,执俺告官。其土之法:“奸 人妻者,没其财货,以身为奴。”故俺为其家之奴,随主倭往日本,遇风漂到朝鲜地方。节次与 温进等所供相同。而主倭则接战时烧死矣。温进、王清乘小船出来时,俺等亦欲随往,而倭 奴等只以温进等二名点名出送,其余则皆坚执不许出去,以此不得自由。华人之生存,皆是 伏于藏下,得免炮矢者,而或投水而死,或逢九中矢死者,亦至十余。所供是实。 o一名许文,年四十,系福建海澄县白丁也。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鲁三,年三十三,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丁也。所供与温进相同。 o一名黄二,年三十五,系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白丁。上年二月二十八日海澄县起身,往 柬浦寨买卖,为倭所虏。所供与庄昆相同。 o一名钟秀,年三十六,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白丁。所供与温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