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落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封建王朝下的经商是一种不怎么稳定的职业，并且官压商。

国家遭遇危难时，大多数的战争经费还是由经商的人来凑齐，或是被国家征调。

至于物流方面，与总体的国情有关，交通的不发达造成了各地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因而货物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快速有效的到达。

就明清而言，交通的不便利是阻碍商品运输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清末，火车的流行也未能带来一定的变化。

主要还是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认为洋人的东西是不保险的，所以对于火车没有进行有效的利用。

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第一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衰落原因探析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