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劳动纠纷案例15例
2024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大全
2024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大全2024年是中国开放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国劳动争议案例频发的一年。
下面将介绍几个2024年的典型劳动争议案例，并附有专业点评。
1.2024年广东省佳美集团工人维权事件事件：2024年6月18日，广东省佳美集团一家制鞋厂员工为争取加薪等权益举行罢工。
他们要求加薪、减少加班时间和改善工作环境等。
罢工持续数日，期间出现了警方与罢工工人之间的冲突。
最终，工人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专业点评：这个案例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的劳工权益问题。
工人们以罢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劳动法规制度不健全、工人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2.2024年山西焦化疑似中毒事件事件：2024年10月上旬，山西焦化公司部分员工出现中毒症状。
他们长期在有毒有害物质环境下工作，导致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媒体进行了曝光报道。
专业点评：这个案例揭示了中国工人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的突出性质。
企业在环境监管和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缺陷，员工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制定更严格的安全生产规定，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3.2024年浙江义乌渔港业务员维权事件事件：2024年11月，浙江义乌渔港公司业务员罢工维权。
罢工的原因包括工资低、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等问题。
工人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
最终，劳资双方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专业点评：这个案例体现了劳资关系的紧张状态和劳动者权益的不足。
企业应该加强对劳动合同的履行，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条件，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4.2024年北京普洛斯食品厂工人维权事件事件：2024年12月，北京普洛斯食品厂一百多名工人因拖欠工资和公司突然停产而上访维权。
工人们抱怨公司长期以来低工资、迟发工资、长时间工作等问题。
事件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最终工人们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最高人民法院15则劳动争议案例裁判要点总结
最高人民法院15则劳动争议案例裁判要点总结1.公司与董事之间即形成委任关系，但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委任关系并不排斥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二者之间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还可以同时构成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7年7月20日，孙起祥被麦达斯控股调任其全资子公司麦达斯轻合金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月薪税后7万元。
自此，孙起祥既作为麦达斯轻合金的董事、董事长参加董事会行使公司法赋予的职权，同时还作为麦达斯轻合金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从公司法的角度看，公司依据章程规定及股东会决议聘任董事行使法定职权，董事同意任职并依法开展委托事项，公司与董事之间即形成委任关系，从双方法律行为的角度看实为委托合同关系。
但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委任关系并不排斥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即二者之间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还可以同时构成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这就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了董事与公司之间可以形成劳动关系，委任关系与劳动关系并非绝对排斥、不能兼容。
本案中，孙起祥于2017年7月被任命为麦达斯轻合金董事长，与公司形成委任关系。
孙起祥虽未与麦达斯轻合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被任命为董事长的同时，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融资、对外协调及财务管理等大量具体经营管理事务，受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和约束，麦达斯轻合金按月向其支付工资并委托外服公司代缴“五险一金”费用。
故孙起祥因担任法定代表人而从事除董事职权以外的公司其他具体业务，并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等事实，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足以认定麦达斯轻合金与孙起祥同时形成委任关系和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50号2.公司法定代表人，因从事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从公司领取固定报酬等事实而与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在被免除了法定代表人职务，且未再安排其从事其他工作情形下，双方劳动关系的基础丧失，劳动关系应相应解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孙起祥为麦达斯轻合金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普通员工，本有条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在任职期间并未与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基于孙起祥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从公司领取固定报酬等事实而形成的。
涉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纠纷典型案例
涉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纠纷典型案例案例一：年假工资有时效逾期主张不支持李先生所在公司自2020年2月起未足额向其支付工资。
2020年7月3日，李先生以长期拖欠工资为由，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并于次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17年至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4万余元。
公司则称，同意支付2018年至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但2017未休年假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同意支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先生主张的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仅支持了李先生2018年至2020年未休年假工资。
法官说法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同时，该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因带薪年休假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故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补偿的仲裁时效期间应适用上述第一款规定。
考虑到年休假可以集中、分段和跨年安排的特点，本案中李先生2017年的年休假最迟可以在2018年12月31日享受，如其未休，应最迟于2019年12月31日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其于2020年7月提起仲裁已经超过一年时效，故法院对其要求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案例二：年假未休应补偿自行辞职不影响2017年8月刘先生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9年8月，刘先生因家庭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
辞职后，刘先生以公司未支付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事由申请仲裁。
后因不服仲裁结果，诉至法院。
庭审中，公司表示，刘先生主动提出辞职，公司不应支付其当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先生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不影响其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最终支持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40个劳动纠纷案例分析
劳动纠纷案例分析招聘篇时下正值用人单位招聘新员工的高峰时期而招聘又是HR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
在一般人眼里招聘中不存在什么法律风险只有在签订合同时或者劳动用工管理中才存在法律风险。
其实不然任何事情包括劳动争议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劳动合同签订后产生的劳动争议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招聘时埋下的“祸根”所致。
因此，预防劳动争议就要将关口前移从防范招聘时的风险做起。
招聘广告中的风险防范一、典型案例某公司招聘李先生为中国某大区的营销总监，并与其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约定试用期为4个月。
3个月后，公司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原因是李先生没有达到公司的季度营销目标。
为此李先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诉仲裁的结果是公司败诉。
原因是公司在招聘广告中并没有列明录用条件，而且劳动合同签订后，公司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职务说明书，也没有书面告知小李该职务的工作内容以及岗位要求。
因此当被质询时，公司无法出具当初双方认可的职务要求，既然没有约定要求，公司又怎么能证明其不符合录用条件呢，当然败诉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二、本案件适用相关法律条款《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三、案例点评或许您会认为招聘广告只是招聘人员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会有什么法律风险吗？其实风险可能会在这不经意间产生，如果招聘广告撰写的不好就有可能暗藏“杀机”。
因为在试用期内，企业享有一项权利，如果发现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但这项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用人单位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具体到不符合哪一条录用条件，举证责任在于单位。
而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招聘广告。
所以在招聘广告中，单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招聘条件，并注意将此广告存档备查并保留刊登的原件。
这样，一旦在试用期解雇员工而产生纠纷时，就可使单位处于主动地位，防止出现举证不能而败诉的风险。
本案中如果公司在招聘广告中就明确录用的条件，或者在招聘广告中先笼统说明录用的条件，然后再在劳动合同或入职登记表上具体列明录用条件那么败诉的就不是公司了。
2019年度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江苏高院）劳动法库
2019年度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江苏⾼院）劳动法库案例⼀：⽤⼈单位不得在职⼯休产假期间降低⼯资待遇裁判要旨职⼯产假期间，享受的⽣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资标准的，由⽤⼈单位予以补⾜；⾼于其产假前⼯资标准的，⽤⼈单位不得截留。
简要案情李某于2009年10⽉进⼊某摄影部⼯作。
2017年11⽉24⽇，李某⽣育⼀⼥。
2018年2⽉12⽇，⽆锡市社会保险基⾦管理部门向摄影部⽀付了李某的⽣育津贴共计14103.04元。
同年3⽉20⽇，摄影部向李某⽀付产假⼯资11804元。
李某产假前的⽉平均⼯资⾼于5000元。
摄影部于2018年9⽉5⽇作出《旷⼯离职通知书》，并通知了李某。
李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摄影部⽀付少发的⽣育津贴8000元。
仲裁委终结审理后，李某诉⾄法院。
法院认为，李某可依法享受128天的产假，产假前的⽉平均⼯资⾼于5000元，现李某主张其产假前⽉平均⼯资为5000元，系其对⾃⾝权利的合法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
⽆锡市社会保险基⾦管理部门已向摄影部⽀付了李某的⽣育津贴14103.04元，⽽摄影部截留部分后仅向李某⽀付11804元。
另经核算，李某享受的⽣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的⼯资标准，故摄影部不仅不应截留还应予以补⾜。
李某主张的8000元并未超过应补发的⾦额，法院予以⽀持。
法官寄语⽣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社会保险⽴法，对⽣育职⼯给予经济、物质等⽅⾯帮助的⼀项社会政策，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妇⼥的⽀持和爱护。
⽣育保险待遇包括⽣育医疗费⽤、⽣育津贴和⼀次性营养补助。
本案主要涉及⼥职⼯产假期间的⽣育津贴问题。
《江苏省职⼯⽣育保险规定》第⼗⼋条第四款明确规定，职⼯产假或者休假期间，享受的⽣育津贴低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资标准的，由⽤⼈单位予以补⾜；⾼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资标准的，⽤⼈单位不得截留。
按照该规定，⽤⼈单位不得在⼥职⼯休产假期间降低⼯资待遇。
本案中，李某参加了⽣育保险，但其享受的⽣育津贴低于产假前⼯资标准，李某主张摄影部⽀付其8000元并未超过应补发的⾦额，法院予以⽀持。
劳动争议 典型案例 培训不合格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培训不合格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培训不合格1. 案例一：某公司招聘了一名培训师，但其培训水平低下，导致员工培训后无法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引发一系列劳动争议。
2. 案例二：一家餐饮连锁企业的新员工培训过程中，培训师敷衍了事，没有认真讲解操作规范，导致员工在工作中频繁出错，引发劳动纠纷。
3. 案例三：某互联网公司的新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教授的知识过时，无法满足员工在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引发培训不合格的劳动争议。
4. 案例四：一家制造业企业的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按照岗位要求进行培训，导致员工无法胜任工作，引发劳动争议。
5. 案例五：某银行的新员工培训中，培训师随意跳过一些重要的操作步骤，导致员工在实际工作中频繁出错，引发培训不合格的劳动争议。
6. 案例六：一家零售企业的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针对员工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培训，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引发劳动纠纷。
7. 案例七：某酒店的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及时纠正员工的错误操作，导致员工形成不良工作习惯，引发培训不合格的劳动争议。
8. 案例八：一家物流公司的新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充分讲解员工的职责和工作要求，导致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引发劳动纠纷。
9. 案例九：某制药企业的新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导致员工在实际操作中不熟练，引发培训不合格的劳动争议。
10. 案例十：一家IT公司的员工培训中，培训师没有针对员工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化培训，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引发劳动纠纷。
以上是关于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培训不合格的十个例子。
这些案例中，培训师的不专业或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员工无法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从而引发了劳动纠纷。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在员工培训过程中，应该重视培训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方法，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以避免类似的劳动争议发生。
人社部与最高院第一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人社部与最高院第一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以此推进司法解释的统一和规范，保障职工权益，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
该批典型案例涵盖了拖欠工资、合同解除、岗位争议等多方面的问题。
下面将就此作进一步介绍。
1. 拖欠工资案例北京一农业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但自2018年开始，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致使员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仲裁庭认定，该公司未能给予员工应得的工资报酬，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应当支付拖欠工资等款项。
最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支持了员工的诉求。
2. 合同解除案例陕西一化工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规定，双方最多可以解除合同两次。
但该公司已经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受到行政处罚，并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员工要求解除合同。
公司拒绝，员工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该公司无法提供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证明员工在工作上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岗位争议案例湖南某企业的一名员工转岗后，工资水平发生变化。
员工认为，企业未经充分协商就擅自调整岗位和工资，应当按照原来的工资水平支付工资。
企业认为，该员工转岗后职责有变化，应当按照新岗位的工资水平支付工资。
仲裁庭判决，企业应当按照员工的原来工资水平支付工资，因为企业未经充分协商，不应该一方单方面决定调整工资水平。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在保护职工基本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状况下，判决出的合理结果。
这些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将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开展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此外，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推进劳动保障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劳动法治建设。
劳动仲裁经典案例
劳动仲裁经典案例劳动仲裁经典案例：1. 李某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李某是某公司的一名员工，因公司改变工作内容，李某认为公司违反了劳动合同，要求解除合同并索要经济补偿。
经过劳动仲裁，最终裁决公司支付一定经济赔偿并解除劳动合同。
2. 张某因工伤索赔张某在工作中不慎受伤，导致严重的工伤后遗症。
公司在处理工伤赔偿问题上存在争议，张某选择通过劳动仲裁解决纠纷。
最终仲裁结果确认张某因工伤获得一定赔偿，并公司需承担相关责任。
3. 王某被公司非法辞退王某在公司工作多年，突然被公司非法辞退。
王某认为公司没有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通过劳动仲裁请求恢复工作岗位并获得经济赔偿。
最终仲裁结果支持王某的主张，公司被要求恢复王某的工作并支付赔偿。
4. 赵某与公司薪酬纠纷赵某在公司工作期间，发现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支付应有的薪酬，赵某多次向公司提出申诉未果，最终选择通过劳动仲裁解决。
经过仲裁，公司被要求支付赵某拖欠的薪酬并加以赔偿。
5. 陈某因加班纠纷起诉公司陈某在公司加班很多次，但公司未按照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陈某认为公司存在违法行为，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起诉公司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最终仲裁结果支持陈某的主张，公司被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6. 刘某与公司因违反劳动合同法起纠纷刘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模糊条款，导致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发生纠纷。
刘某通过劳动仲裁申请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经过仲裁，公司被要求支付一定经济赔偿并解除劳动合同。
7. 杨某与公司签订违法劳动合同杨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违法条款，公司要求杨某违法违约。
杨某通过劳动仲裁解决纠纷，最终仲裁结果确认合同无效，公司被要求支付一定经济赔偿。
8. 吴某被公司性别歧视吴某在公司工作期间遭受性别歧视，公司存在歧视行为导致吴某受到伤害。
吴某通过劳动仲裁起诉公司，要求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失。
最终仲裁结果支持吴某的主张，公司被要求支付赔偿并整改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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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由谁举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通常而言，用工之日是指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到用人单位报到之日。
但当劳资双方对簿公堂时，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在双方对此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会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不利后果由谁来承担呢？案情简介陶某系上海一家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外地来沪务工人员，2008年8月26日，陶某在上班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被送往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同年9月16日出院。
出院后，为了申请工伤认定，陶某于2008年11月18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公司2008年8月17日至同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等。
双方观点陶某声称，2008年8月17日至公司处担任营业部经理一职，公司自2008年9月1日才开始为其缴纳综合保险。
公司辩称，陶某与公司之间于2008年9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也为陶某缴纳了2008年9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之前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陶某与公司之间于2008年8月17日至同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评析关于劳动者入职时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入职时间的应当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为准，对此用人单位只需要举证劳动合同就可以认定劳动者的入职时间。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关于劳动者的入职时间，不能够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日期为准。
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只能说明该份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并不能说明这个起始时间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入职时间。
劳动者入职时间的认定，需要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认定，能够认定的，可以直接作出认定。
如果劳资双方均无法举证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的，那么入职时间的确定，应当以劳动者的陈述为准，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通常现实情况是，由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操作流程上的繁琐或用人单位的故意拖延，可能在劳动者入职报到后，很长一段时间用人单位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其办理用工登记、缴纳社会保险等。
再加上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大量的管理资料均由用人单位掌握和控制，劳动者入职报到时，除了各种合同、协议外，很难获得其他材料。
建立职工名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其中，用工起始时间也是《职工名册》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工名册及招工等级备案手续等材料及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和控制，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的，用人单位需要提供，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例2.雇员致雇主财产损害时的赔偿裁判要旨雇员致雇主财产损害时的赔偿应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雇员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的地位、风险控制等因素，且基于生存权优于财产权的理论，追偿不宜造成雇员的生活困难。
案情2008年3月1日，段润珍、陈向阳雇请陈安槐看守厂房，每月工资400元。
2010年1月25日凌晨4时许，陈安槐听到厂房外有车辆经过，但看到窗外很亮，误以为是铲车来修路，就又睡下。
当日7时许，陈安槐起床后，发现厂房围墙被砸开了一个高约1.2米、宽约0.8米的大洞，厂内仓库门上的两把锁被剪断，损失货物价值约60000元。
因盗窃案未破，段润珍、陈向阳拒绝向陈安槐支付剩余工资。
陈安槐遂诉至法院，请求对方支付拖欠的工资7200元。
段润珍、陈向阳提起反诉，请求陈安槐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0元。
裁判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认为，双方雇佣合同成立，段润珍、陈向阳应按约定支付陈安槐工资，因此对陈安槐支付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同时，陈安槐作为雇员，在履职期间应尽职尽责、提高警惕。
当睡在厂房的陈安槐在夜里被经过的车辆惊醒时，应提高警惕性，但陈安槐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而是继续睡觉，致使货物被盗，是陈安槐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所致，陈安槐有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考虑到陈安槐薪酬偏低，若全额赔偿，明显有悖责、权、利相一致原则。
且该盗窃案的发生有其偶然性，是犯罪分子故意所为，综合考虑确定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6000元。
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判决：一、陈向阳、段润珍支付陈安槐工资7200元；二、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6000元。
陈安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称被上诉人将价值重大的产品放在偏僻山区的厂房内交给上诉人看管，超出了上诉人的职能范围。
湖南省郴州中院认为，陈安槐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当事人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地位等因素，因上诉人属低收入群体，且事发直接原因是案外人所致，二审酌情确定陈安槐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2000元。
郴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第一项，变更第二项为：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2000元，驳回段润珍、陈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１.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法律对雇员受害和雇员侵权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雇员致雇主损害的赔偿无明确法律依据。
通常而言，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雇员，其职务行为是为了雇主的利益，风险也应归于雇主，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雇主来承担。
但是，如果雇员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仍然免除雇员的责任，则是对雇主利益的侵害，也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过错原则。
本案中，上诉人陈安槐作为看厂人员，主要职责是看守厂房、防止财产被盗，因此，陈安槐具有尽职看守的义务。
但事发当天，陈安槐在听到有异常声响的情况下，没有提高警惕，疏于防范与观察，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导致未及时报警，事后也不能向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属于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２.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在雇员无恶意或故意的情况下，应坚持有限赔偿和适当赔偿原则。
对赔偿的数额应综合考虑事发原因、雇员的赔偿能力、工资水平及双方的地位、风险控制等因素，且基于生存权优于财产权的理论，追偿不宜造成雇员的生活困难。
本案中，造成财产受损的原因是案外人的偷盗行为，而上诉人陈安槐的月工资仅为400元，属低收入群体，如过度追偿可能造成陈安槐基本生活困难，也有违风险与收益对应原则。
而且被上诉人段润珍、陈向阳作为雇主，更具有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确定6000元赔偿额过高，二审酌情确定陈安槐赔偿段润珍、陈向阳2000元。
案例3. 从本案谈事实劳动关系终止的认定标准[案情]：刘某于2003年8月18日到某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为刘某参加社会保险。
2004年11月25日，公司在各车间门口张贴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04年12月31日终止，务必在2005年1月1日至5日到公司办理离岗手续并结算工资的通知。
同年12月13日，刘某患病数次就诊，2005年1月4日刘某与公司结算工资发生分歧，之后未上班，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后未解决。
2005年7月，刘某就其工资、经济补偿金、医疗费、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养老、医疗保险费等问题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同时主张回公司上班。
公司在庭审时明确不同意劳动者回单位工作，双方关系已终止。
仲裁委于2005年9月27日裁决后，刘某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公司以公告方式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与法不符，并就刘某的工资、经济补偿金、拖欠工资的赔偿金、缴纳社会保险费、医疗费及病假工资进行了处理，明确刘某享有三个月医疗期，判决公司为刘某补缴自2003年8月18日至判决书发效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公司不服后上诉，二审于2006年3月20日维持一审判决。
刘某于2006年5月24日再次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05年9月28日至今的工资及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费、赔偿金及社会保险费。
公司以自2005年9月28日至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辩驳。
仲裁委于2006年7月7日作出裁决，认为自2005年9月27日后，刘某未去上班，公司未支付工资，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履行各自的职责，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已终止，故对刘某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向刘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再次通知书。
刘某于2006年7月17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今公司支付自2005年9月28日算至劳动关系终止的工资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支付2005年9月1日至今的医疗费及赔偿费，缴纳自2006年3月27日二审判决之后劳动关系存在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并要求支付对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医疗补助费和经济补偿金。
[分歧]：对于本案中事实劳动关系何时终止有几种意见：1，一种意见认为因第一次判决明确补缴社保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故应认定第一次判决书生效之日为劳动关系终止之日。
2，一种意见认为第一次法院判决确定的医疗期满后劳动者未参加劳动，双方因互不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故医疗期满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3，一种意见认为第一次仲裁裁决之日之后双方互不履行劳动关系的相应权利义务，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
4，一种意见认为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向刘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再次通知书，刘某系6月17日收到，公司履行了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手续，按规定系提前三十日通知，故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于2006年7月17日终止。
[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上述第一种意见由于从法院判决来推断出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是不足取的，因为一方面判决书中也指出单位以公告方式终止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中也未明确双方劳动关系何时终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判决只是明确了缴费的执行期限，不能以此推断出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第二种意见劳动法律规定职工在医疗期内，单位不能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这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但医疗期满后是否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解除，这要看是否履行相关手续，不能简单认定医疗期满后双方不履行劳动的相应权利义务，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或解除，因为医疗期满与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是二回事。
第三种意见认为第一次仲裁后双方未履行相应的劳动权利义务，事实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或解除，这同样是缺乏相应的依据的。
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是以事实上的终止为认定标准还是应以单位履行相关书面手续才能认定为终止，这在审判实务中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仍应以履行相应的书面手续并应给予相应的通知期为判断标准，理由是第一，书面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书面手续，而且有一定期限规定，作为事实劳动关系的终止不应该有超越书面劳动关系终止和解除的相应法律规定，否则无形中支持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履行相关手续即可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这种任意性将对劳动者明显不利，不应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