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_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2006年9月第13卷第5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hanghaiUniversity(SocialSciences)Sep.,2006Vol.13　No.5　收稿日期:2006207206

作者简介:吴　铎(19322　),男,湖北沔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吴　铎(华东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200062)

摘要: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关键词:富民理想;富民道路;农村研究;务实求真 中图分类号:C9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522(2006)0520006206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生96周年,而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一生辛勤积累的丰厚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作为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便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的富民之路,而探索的基点则选择在中国农村,选择在他所梦绕魂牵的乡土中国。

一、志在富民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1]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他的青少年时期,处在“五四”运动前后。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他在苏州的东吴一中读到高中毕业,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1928年直接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现实,他在进预科不久便感到很多问题医学不能解决,而他要解决社会的问题,因而他放弃了医学。关于这一重要的转折,费孝通这样写道:“我在东吴时读的是医预科,为了鼓动反对校医打人的一次风潮而受到学校当局要我转学的暗示,离开苏州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2](P221)费孝通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系”。[2](P221)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有“志当存高远”的传统。青年费孝通从大学时代开始,便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立下研究中国社会的志向。江村调查对于费孝通确立富民理想和奠定学术道路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费孝通说江村调查及其

—6—©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成果《江村经济》本是“无心种下的杨柳”。这话固然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深入地一想,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里的必然性包括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社会的志向、他的社会人类学的学识和作为吴江之子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费孝通到江村调查,如鱼得水。在这里,他得到了“了解中国社会”的绝好机会,因而所产生的激情难以自己。他说:“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我所得到的知识,

只就我本人说已是出于预期的了,虽说我是个本乡本土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样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声!”[2](P215)在江村调查中,费孝通亲身观察了江南农民和农村的状况,感到要改变人多地少、农民生活困难的境遇,发展和改良养蚕和丝织业是一条可行之路。费孝通的姐姐、姐夫参与推动的蚕丝业技术改良和合作运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看到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就沾沾自喜,认为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2](P230)可见,江村调查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江村经济》既是一部重要的学术研究的成果,

更是费孝通先生对富民之路的一种求索。1938年费孝通先生从英国学成回国。那正是全国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他到云南大学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同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研究室的同仁坚持进行内地农村调查,继续寻求富民之路。在《绿村农田》的结尾,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深愿在这本书上所花两年的时光,能有助于国内讨论农村问题的人。更希望负责发展农村经济责任的当局,能注意到内地农村的特性,

善于制定适合的政策。”[2](P419)费孝通先生1943年所表达的这一善良愿望,不久便遭到国民党专制政府枪声的回应。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因此加紧了对专制的批判。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他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虽然受到专制政府的威胁,费孝通先生仍然继续坚持对乡土中国如何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发展道路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透露出他对“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的向往。对此,费孝通有一段重要的论断:“从整个经济分析上说,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乡土工业,地租数量,地主权利等因素是一个有机的配合。中国传统社会能很长久地维持着这种配合,

那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在这种经济里生活的人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3](P174)今天我们领略费孝通的这些思想,自然会感叹其远见卓识,同时也自然会理解其某种历史的局限。新中国建立后,费孝通先生继续寻求中国黎民的安康之路。[3](P171)1957年春,他怀着回归故里的心

情,重访惜别20年的江村,发表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他针对吃饭不成问题,但缺钱改善生活的情况,提出农村当按照副业和适宜农村的工业以致富农民的主张。[4](P378)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跨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费孝通也开始进入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时期,这是他追求富民理想的一个新时期。费孝通先生老当益壮,心系富民,20多次重访江村,写下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历史篇章。在他的文章、谈话和报告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富民的主张、建议。他说:“若要富,先修路。交通不便,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乡村工业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是农民自己需要的,是有基础的。”“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希望家乡人民克服小富即满、保守求稳的传统积习,要适应新形势,善于捕捉信息,增强市场头脑,努力加快经济发展。”“饲养中华鳖造福社会,致富农民。”“不能忘记‘天堂’的小桥流水,不能把水面的作用丢掉,水面一污染就会把老祖宗留下的老本都丢了。”费孝通先生还进一步将“富民”与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他说:“当前就要抓住时机,发展乡村工业,使社会主义富起来。”他更热情地称颂党的政策为“富民政策”,并表示:“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乡今后的经济会更繁荣,人民生活会更富裕。”[4](P383)费孝通先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是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特别强调“志”对于人生的意义:“知识分—7—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①“志在富民”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①参见《崎岖历尽书生面目》。2005年5月10日《瞭望东方周刊》。二、植根农村费孝通探求中国富民的道路,将根扎在中国的农村。这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之后,他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费孝通认为:“农村研究实在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工作,只从80%以上的中国人住在农村里这一事物就足以作为这句话的根据了。而且还可以说即使是那小部分不住在农村里的人,他们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部分还是等同于农民或是从农民的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至少可以肯定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应当从研究农村入手。”[2](P256)费孝通的农村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里着重提出以下几个方面。注重对农村的调查访问。费孝通把对农村的调查访问,当作研究农村的路径。他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他的生命的最宝贵部分,是和农村紧密相连的。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主要的研究精力都用在农村调查访问上。他最早和前妻王同惠共同在广西农村进行民族调查,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和《桂行通讯》。《江村经济》也是在农村实地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写成的。《江村经济》的姐妹篇《绿村农田》以及《云南三村》等,也是农村调查访问的宝贵成果。费孝通的农村调查访问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行行重行行”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祖国大江南北。尤其是在80高龄后的晚年,他仍然志在千里,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所有最贫穷的农村和边远地区,探索、谋划我国新时期改变农村和边远地区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和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新办法。注重发展农村经济和乡村工业。关心农村经济、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和乡村工业,成为费孝通的毕生事业,他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费孝通从自己的姐姐在开弦弓村推进蚕丝工业的实验,清楚看到农村要提高经济,一定要工业下乡,

发展乡村工业。在他看来,这是乡土重建的最可行、最有效的途径。《乡土重建》这本著作,对建设乡村工业做了一系列阐述。提出了“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析了“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形式”和“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等等。[3](P186)费孝通认为: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费孝通继续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是现代中国工业化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孝通满怀兴奋地说:“我更高兴的是60年前所记下的我姐姐费达生所开创的‘工业下乡’的实验,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并在祖国的工业现代化的事业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270)注重研究农村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将自己对中国农村和乡土社会的研究,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即所做的各类农村调查。第二期的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研究在性质上是连贯的,但是各有侧重。第一期的研究侧重于农村社会的具体描述。第二期的研究是在第一期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侧重于“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探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3](P72)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和乡土社会的研究,在许多未知的知识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意的理论见解。在《生育制度》一书中,他运用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对我国乡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析。透过对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解析,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内部结构,包括血缘、亲缘、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