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走向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走向

时间：2010-11-04

在2010年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上的讲话

学诚

自东汉明帝求法以来，佛教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之中生根发芽，历经漫长曲折的发展演变，成为了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福荫遍覆神州。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经典的诠释紧密相关。追溯经典诠释的发展过程，总结分析历史的经验，将为我们思考当今佛教的时代走向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总体而言，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四股热潮和四个时代：第一，翻译热潮和译师时代；第二，义学热潮和论师时代；第三，立宗热潮和祖师时代；第四，融合热潮和大师时代。

一、翻译热潮和译师时代

翻译热潮肇端于魏晋。在当时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人们对佛法的需求与日俱增，大量的佛教经典被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经翻译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官办译场开始建立，由外国译师为核心的专业翻译团队也应运而生。译师不仅承担翻译佛经的重任，还是传授佛法的导师，受到国家的礼遇和崇敬，享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此阶段的翻译成就相当显著，尤其以般若诸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中论》、《四分律》等为主要代表，为后世学派和宗派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论基础，故称为“译师时代”。

由于经是佛陀说法的直接记录，是佛法的根本来源，所以佛经比论典更为受到人们的重视。此时经典诠释尚处于探索阶段，为了使佛法易于为人们接受，译师们顺应当时颇为流行的玄学思想，大量借用道家词汇来解释佛经，史称“格义”。与此同时，翻译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道安大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很好的兼顾到了忠实性与可读性，为后世译经树立了光辉典范。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文本风格，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

二、义学热潮和论师时代

义学热潮兴起于南北朝。在这一时期，虽然佛经翻译仍在继续，但是随着鸠摩罗什、真谛、佛陀跋陀罗、菩提流支等高僧把印度的中观、唯识和禅法等成熟的思想系统传入中国，整个佛教的重点开始转到义理的阐释。印度祖师们在佛经的基础上所造出的体系完整、条理清晰、解释详尽的论典受到广泛的传播，被人们所竞相研习。以某一部（或某一类）论典为研究中心的学派相继诞生，如毗昙师、成实师、俱舍师、三论师、地论

师、摄论师等等，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研习经或律的一些学派也有相当影响。论师开始取代译师，成为当时佛教的领军人物，故称为“论师时代”。

同时，经典的诠释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调整。译师时代所大量采用的“格义”手法逐渐显现出其弊端：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佛法的片面理解和随意解读，甚至令佛教面临与玄学混为一谈的危险趋势。于是各个学派对于经典诠释都开始回归到佛教自身的传统，去除了玄学的色彩，规范了佛法的基本概念，用语也趋于严谨和统一。这一切都为义理研究的深入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个时期，佛教界在空性、佛性、顿渐、法身、净土等主要问题上展开了广泛激烈的讨论，经典诠释的本土化倾向日益显著。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思维模式，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

三、立宗热潮和祖师时代

立宗热潮兴盛于隋唐，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不再满足于一经一论的研究，开始以更高的角度把握佛教思想的整体面貌。随着本土化诠释的日趋成熟，具有鲜明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如天台宗、南山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和禅宗。这些宗派都综合了南北朝各家学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五时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圣净二门”等判教方法，开创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统的修学体系。吉藏、智者、玄奘、法藏、道宣、慧能、善导、不空等佛学巨擘各领风骚，八大宗派的基本格局终以形成，故称为“祖师时代”。

这时期祖师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注疏和语录，最著名的有天台三大部、南山三大部、六祖坛经等等。与经、论相比，祖师们的注疏和语录更加通俗应机，内容也相当丰富全面，因而成为后人深入经教的必由之路。由于祖师们从自身的修证体验中领悟甚多，因而在诠释经典上“以解导行”和“以行验解”的特点相当明显。各宗也各有其独到的修行法门，比如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棒喝、话头禅、默照禅等。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以自力更生、团体修行为特征的丛林制寺庙。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修行传统，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

四、融合热潮和大师时代

融合热潮崛起于明末清初。从“三武一宗”法难之后，佛教的社会影响遭到极大的削弱，各宗派长期积习形成的自扬己宗、贬抑他宗的不良风气又造成了彼此很深的门户成见，宋明理学的兴起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儒家与佛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上种种因素都对佛教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之下，以明末四大师——莲池、憨山、紫柏、藕益为代表的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高僧大德着眼于宗派融合和三教融和，致力融合各宗思想，博采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汇归一佛乘，开创了佛教崭新的发展局面，并且使佛教深入到士大夫阶层和广大民间，故称为“大师时代”。

在宗派的融合上，大师们从教理和修证两个方面汇通了以前各宗派之间森严的壁垒，将禅、净、戒、教整合为一，认为各宗派都是佛教整体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有实践次第之先后，但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藕益大师曾说：“禅、教、律三，同条共贯，非但春兰秋菊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世安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乎？”

三教融和早在唐代就有人提倡，但是直到明清才发展为佛教的主流。大师们为儒道典籍作注立疏，以佛教思想贯彻其中，把儒家和道家定位为人天乘的世间善法、出世间法的基础，如憨山大师把孔子尊为人乘之圣，把老子尊为天乘之圣，佛陀则为超圣凡之圣。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整体视野，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

综上所述，翻译、义学、立宗和融合四个时代勾勒出中国佛教的主要发展阶段，也明显体现出一个逐层递进的教证次第。如果把翻译阶段比拟为“闻”，把义学阶段比拟为“思”，把立宗阶段比拟为“修”，则很清晰地呈现出“从闻入思、从思入修”的次第。《俱舍论》中说：“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历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两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辗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诠释经典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与实际上的修学次第相整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我们思考当今佛教的时代走向，也可从此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是经论典籍的引进与学习。经典是佛法的载体，也是佛教的命脉。佛教在中国最为兴盛的时期，无一不是伴随着经典的大量引进和翻译事业的蓬勃开展。明清之后，经论典籍的大量散失与译经事业的中断也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佛教走向衰落。时至近代，日本的汉传经典，藏传佛教的藏文经典，南传佛教的巴利语经典的引进以及敦煌、碛砂、金藏、石经等藏经的出土，如同几股强大的暖流，推动原本奄奄一息的中国佛教重新开始复苏。由此可见，我们应高度重视翻译和引进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并加以融汇吸收。

第二是思维模式的应机与调整。佛教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同时伴随着经典诠释方式的重大转换。本土化诠释和三教融和都是佛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主动适应和调整，历史也证明了这种适应和调整的作用与意义：台、贤、禅、净这些适应本土思维模式的宗派经过漫长岁月仍顽强地延续至今，但由玄奘、义净、不空等大师带来的印度佛教思想以及宋代大量翻译的密教经典却逐渐隐没不闻。当今时代的思维模式与古时相比，又有不小的变化，古人的思维倾向于疏约与简明，而当今时代，人们更信服于严密的逻辑与精细的分析。因此诠释经典的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近代唯识学、因明学的兴盛，便隐然昭示出思维模式上的一种革新趋势。

第三是三大语系的交流与整合。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义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使隋唐时期的祖师们具备了一种统揽佛教的广大视野，在深厚的义学积淀基础之上，才逐渐形成了八大宗派，宗派实际上是对以前各家学说的全面梳理和发展继承。如今，佛教呈现三

大语系并存的格局，彼此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比古人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视野下来把握佛教的全貌，系统全面地整合三大语系的丰富成果，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适应当今时代的修学体系。

第四是其他文明的吸收与借鉴。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明，曾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为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自身也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在全球化时代，佛教也必将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身处当今多元文化和宗教并存的格局之中，佛教有必要将更多样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思想作为经典诠释的宝贵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与各大文明和各大宗教的和谐共存，只有这样才能让佛教的种子在其他文化环境之中生根发芽，让佛法的福荫遍及整个世界。

总之，我们必须要借鉴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走向，更加勤奋努力，投入到复兴佛教的伟大事业之中，让中国佛教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希望。让我们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