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 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行为规范，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泛滥。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

2003年09月10日20时39分来源：星辰在线

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

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

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

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

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

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

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

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

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