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按：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经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去世。3年来，在复旦大学和学术界，朱维铮先生的名字时常被提起，他的文章和著作依然被讨论和阅读，他的直言与愤怒还会被谈论。他还在那里。

在朱先生逝世3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经授权独家刊载朱先生遗作《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一文。

朱维铮：历史既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主观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种种事实的描述和解释。

从克罗齐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被广泛引用，产生出我的讲题。

据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的说法（《历史：它的理论和实践》，一九一七），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理想象过去，因而唯一的实在性是主观的，即我们对于所知道的过去曾经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意见；历史不是一种科学，它与自然界不同，没有甚么可以确定的规律，每

个人和每个时代对历史各有其不同的看法；事实虽然是历史的，但事实只有通过个人思想的熔炉予以熔化之后，才能成为历史，因而各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是纯主观的；因果关系不适用于这里，因为历史决不会重演，所以历史家决不能预测未来——克罗齐认为，历史行为和思想的循环流动是精神诸环节凝聚（而不是分解）的体现，精神即人类的意识是完全自然的、没有偏见的，因而历史成为全部精神环节的唯一仲裁原则。他拒绝决定论，欢迎自由的概念，特别赞赏密尔顿（《失乐园》作者）的话：“在所有的自由中，首先给我求知和言论的自由。”他晚年坚持这个原则，成为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

然而，在某些人看来，“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便意味着历史是纯主观的，不存在事实和解释的区别，可以随心所欲地剪之裁之，颠之倒之，一切服从现在的需要，包括为极权和专制辩护。这就将克罗齐命题中的合理性削夺了，变成辩护论者。

于是，倘问“历史是甚么”，便出现了区分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的问题。

在我看来，历史既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主观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种种事实的描述和解释。前者即通常所说的“历史”，后者则是所谓“历史学”。（一）

由于近代中国不像同时代的欧洲，产生过种种色彩很不相同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本世纪中国史学家在理论上所应用的原则和方法，无不直接间接来自产生于欧洲的种种学派，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时，便不得不时时回溯那些“原初见解”。

中国有悠远的历史，中国人向来以善于保存历史记忆而著称于世。黑格尔便曾惊叹：中国的“历史作家”之层出不穷、世代不断，实在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用不着回溯甲骨文金文时代便有保存历史档案的意识，也用不着回溯我们的编年史的准确记录可以追及公元前九世纪，只要看一看伟大的司马迁以来，专门的历史著作数量之丰富，便可证明黑格尔所言非虚。

奇怪的是直到百年前，中国的史学家没有正面提出过“历史是甚么”的问题。孔子便提出过“良史”的标准，但他指的是史官的个人品格。司马迁提出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他指的是史家的任务。刘知几在八世纪初写过《史通》，却是讨论历史编纂学的具体原则，而他的“史才三长”理论到十八世纪晚期被章学诚发展为“四长”，仍然着重在史家的“心术”。章学诚曾经强调“六经皆史”，否认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属于“史学”，却道是那都因为它们缺乏“史意”，即所谓孔子笔削《春秋》中所寓的那种微言大义。

倘把缘由归咎于中国人不好哲学思维，或者归咎于“封建专制”，那都不合已知的事实。古典中国的哲学成就，如老庄思想，至今令西方人惊异。中世纪中国的学术氛围，特别是几段时期（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也远比中世纪欧洲宽松。只是到十八世纪，诗案史祸，才对学者文士们起了箝口作用。那末，中国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传统，却缺乏发达的历史反思或者说历史哲学的传统，原因何在呢？至少与中国人关于“史学”的功能的见解攸关。但这是别一问题，容后再说。

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先说有没有“真实的历史”。

所谓“真实的历史”，涵义是指客观自在的人类社会史，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历史。这些方面的真实存在，不仅为每个人的经验所证明，更为人们关于过去种种遗存的研究所证明。任何人面对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研究成果，都不能否认人类的过去确实客观存在，包括宣称过去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主观观念的克罗齐，也不能不承认那是关于“曾经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主观观念。他只能用历史不会重演的说法，将过去的客观实在性，化作现存的主观实在性。他强调各时代各个人对历史各有各的看法，其实是说现代人对于历史规律的断语都不可信，因为他相信文明是进步的，关于文明的编年史不过是记录人类为了避免野蛮状态而作本能性斗争的过程，自我体现的可能性将日益增加，因而衡量进步（自由的程度）的尺度也将改变。他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的说法，其实仍然以默认具有“真实的历史”作为前提。绝对的主观唯心论，经常陷入绝对论的悖论，这只是例证。

以往中国的史学家，所以不热心于讨论何谓历史的问题，而只热衷于讨论史学的功能和史家的品格问题，其实也是默认一个前提，即“真历史”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甚么是“真历史”？

（二）

甚么是“真历史”，与“历史是甚么”，并非同一个问题。然而中国人往往混作同一问题。

在近代中国，首先将二者混作一个问题的，是梁启超。我说首先，非指梁启超首先提出问题，而指梁启超首先将问题化作文字。那是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继在一九〇二年发表《新史学》中的见解。

那时梁启超正热衷于进化论，更其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他觉察到历史教育具有可能的启蒙作用，却以为中国的“著史”的弊病，在于陈陈相因，只重政治史，不重视“国民发达史”，“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人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姓之谱牒”（《中国史叙论》）。这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然是非常激进的见解，当然使他呼喊的“史学革命”论引起广泛注意。以后的学者，如章太炎的学术史研究，王国维的史前史研究，乃至在胡适影响下的“古史辨”研究，其实都没有跳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介绍虽早，引起广泛注意却是“五四”以后。经过朱执信、胡汉民、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的相继宣传，它在中国得到普及，但普及的却是其中的某些侧面，尤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历史动力等理论。起初普及的是普列汉诺夫的人民群众论，接着是列宁的国家观，往后便是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所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