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1-5届总书记，后来又是中国托派中央总书记，他的晚年政治观到底怎样呢？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或政治观，成了当今研究陈独秀学术界和史学界的热点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人各有异。当然，众多论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陈独秀晚年的行为以及他的著作和书信。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历史学家，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否则，同一客观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或结论呢？

“圣言量”不可取，陈独秀本人就是反对圣言量的。我们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尽量少用别人说过的话，多用陈独秀自己的话，特别是提出论者站得住的见解。

首先要明确的是：陈独秀晚年是指什么时期，即从何时开始。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逮捕下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被捕前，他是中国托派的领袖，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奔走的，他的政治立场无须多说。狱中五年，开始时，他与狱外托派组织有秘密联系，后来，与个别托派成员仍有联系，秘密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刘静贞（郑超麟的夫人）以及其它探监的人。他在狱中与彭述之有所争论，包括理论问题和托派组织问题（可参阅彭述之的《狱内通讯集》）。由此看来，陈独秀在狱内仍然是托派立场，尽管那时上海托派临时中央在国际托派李福仁支持下开除了彭述之、尹宽、陈其昌，也开除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李福仁是个外国人，不要去理他，基本立场仍然一致。

现在，我们要讨论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只能从他出狱时开始，即从1937年8月23日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逝世前为止，前后总共不满五年。

一、在武汉时的公开表态

陈独秀出狱后，先住南京，1937年9月9日由南京赴武昌，直到1938年7月20日乘轮入川。他在武汉约停留10个月左右。这时，他确曾公开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与托派同志、老朋友以及社会人士有过探讨性谈话，概括起来，他在武汉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成两点：其一，他对抗日战争立场；其二，他的党派观。

现在许多学者、史家的论著及与陈独秀有深切关系的人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两个问题。在抗日战争问题上，陈独秀认为这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他从民族反帝战争出发，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支持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尽管他批评中共此前的政策过左，此后的政策过右。在党派问题上，陈独秀声明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陈独秀只代表我陈独秀自己。因此，有些论者都认定此时的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远离了托派立场，已经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笔者所着重说明的恰好与此相反。陈独秀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与托洛茨基本人的立场是基本一致，都认为这是一场民族反帝战争，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托派领导层对此有好几种看法，彭述之的看法与陈独秀的最为接近。彭述之说“只要蒋介石进行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他一天，暂时不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如果蒋介石停止抗战，采取对内镇压手段，我们便要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王凡西的“抗战变质论”和郑超麟的“是日本天皇与得到美帝支持的蒋介石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论，”则距离陈、彭的看法远甚了。但这都是托派内部对于抗日战争的不同立场和不同态度。

陈独秀主张支持国共合作的反日统一战线，确实受到了中国托派领导层的批判和抨击。但对此我们需要分析。陈独秀支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从当时的抗日战争大局出发，并不等于放弃了他的根本立场，即从本质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向斯大林党屈服，也就是“反国而又不阿共。”在陈独秀眼里，中共领导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在那一段时期内，曾经有过罗汉活动的插曲，要陈独秀到延安去。这只是罗汉的主观愿望，而不是陈独秀的主动建议。根据陈独秀的一贯思想、作风和性格，他是决不会去延安的，即使延安方面没有提出那三个所谓「先决条件」，他同样是不会去的。事实上，不久后，即1938年初康生等便在《解放》周刊等中共刊物上诬称陈独秀是“汉奸”“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侦探”。显然，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此也表示支持的，《毛选》中提到托派汉奸便是左证，历史证明陈独秀不去延安是明智之举。

至于陈独秀那时的党派观，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陈独秀出狱时，已与上海托派组织失去联系。他在武汉期间发表言论，已受到托派其它领导人的严厉批判和抨击。他怎么能表明自己是属于托派呢？再说，他不满其它托派领袖的活动方式，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闭关自守”、“亭子间里操作。”他说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双山回忆录》）。而他自己在武汉时曾有过雄心勃勃计划，即除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他希望与他们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他选派王凡西、濮德治等到何基沣的师部去工作，便是实现他计划的具体措施之一。因此，郑超麟说他声明不属于任何党派是“外交词令，是一种策略。”王凡西说“从他那时的意见中，尚未达到与托派有根本分歧。”我们同样也可从他的实际行动与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以这样的声明，在实际上扩大托派影响，壮大托派力量，以达到“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

二、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

1938年7月，陈独秀到了四川，直到病逝为止，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贫病交加，有他的诗为证：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他的经济条件，特别是政治处境，已经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最后政治意见》写于1940年11月28日，那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剿共，而中共的机关刊物倾一江的脏水泼在他的头上：什么汉奸、日特、国民党走狗、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联国内早已完成了清洗工作，接着又签订了苏德、苏日协议，出兵芬兰，瓜分波兰。所有这一切国内国际大事件，却在陈独秀思想上引起了冲击。他在追溯过去，针对现实，瞻望未来的关键时刻，写下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有人便据此断言，陈独秀临死前几年就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了。这是否合乎事实，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陈独秀最后政治意见的内容，他为什么这样说？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