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点校成果,应受更好 保护

专家认为：典籍整理亦学问 标点也是大文章

古籍整理点校成果，应受更好保护

《 光明日报 》（ 2012年09月16日 10 版）

《四库全书》 资料图片

当年，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的前后有陈垣、宋云彬、陈乃乾、唐长孺、王仲荦、聂崇岐、张政烺、陈述、翁独健、王毓铨、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周振甫……每一位都是学界公认的各断代史学科的大学者。

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这一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的诸位先生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当年他们倾注心力，付出智慧，融入创造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他们身后，在网络时代，竟会遭遇这样的尴尬：被盗版者、抄袭者堂而皇之地用来牟利不说，而且，先生们的研究与贡献，竟被盗版者、抄袭者轻贱成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为

之、甚至电脑程序可以代劳之事。

中国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古籍整理，在网络背景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生存与发展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古籍整理学科、整理者、出版者被迫着发出呼声：《著作权法》应对古籍整理给予“强保护”。

从点校本“二十四史”入手，厘清古籍整理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古籍整理的独创性所在，不仅仅是给从事古籍整理的前辈学者一个交代，给当今甘坐冷板凳，为中华文化传承孜孜以求的学者们一个立足天地间的理由，更是为承载着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之责的古籍整理留存一片发展的空间。

此事，关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关乎一代学术大家的学术尊严。

本不该遭遇的尴尬

对古籍整理作品的独创性，它的著作权的存在，还会有质疑吗？

自有文献以来，中华民族的文献整理就从未中断过。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秉持文献整理追求的历代文献学家厥功至伟。因他们的奉献，《论语》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一部《史记》让中华民族读到今天……对古籍整理作品的独创性，从未有过质疑，对整理者的艰辛劳动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人们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而这已经成为文化与学术传统：在每一项古籍整理的成果——纸质图书上，原作者、整理者的贡献清清楚楚写在上面。所以，虽然在若干年中，我国并没有著作权保护制度，但自在人心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以及行业规范，却在古籍整理领域扎起了无处不在的篱笆，在这一领域，践踏他人劳动成果，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事情，人们很少闻之。

市场经济的到来，让人们的价值判断发生了巨大变化。追求利益，在一些人那里变得不择手段。

网络的出现，使复制与传播变得轻而易举，盗版带来的巨大利益，使逐利者铤而走险。

于是，古籍整理这桩以往由专业学者从事的工作，在一些情况下，演变成一些录入员指尖的键盘敲击；有的学者，魄力激增，敢以一己之

力一年之功整理出的“前四史”，挑战学术大师数十年心血结晶的点校本《史记》等古籍整理成果！难料的世事，竟让沉寂在古籍整理中的学者们不知身处何年，出版了数十年古籍整理成果的出版社，眼见“自家的孩子”被盗版者明抢，讨回公道的路却漫长而坎坷。圈内人门儿清来自何方的对古籍整理独创性、著作权的消解之说，让人们平添不尽惶惑。

不久前，北京海淀法院召开了一次涉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著作权官司的座谈会。会上，某高校的一位“古籍校点专家、法学博士”的发言语惊四座：“古籍标点就不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一堆标点符号有什么可保护的？”

不少学者听到这针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言论，第一反应是震惊，随之为他汗颜，继之，陷入深深的悲哀。

这是怎么了？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其中明明规定：

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

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

第三十五条又进一步明确：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著作权法》修订参与者、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自强在日前举行的一次古籍整理专家、司法界、出版界人士参加的《著作权法》修订座谈会上也明确：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和其他作品著作权人同样的权利。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诉说

重温一下过去不久的关于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讨论古籍整理独创性与著作权时，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

八十多岁的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在他的《“二十四史”校点缘

起存件》一文中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对我国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

历史学者吴树平《历史所史学前辈与“二十四史”的整理》一文，更从细部帮人们理解着古籍点校的智力成果本质。他说，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因为“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记事时间久远，内容包罗万象。全部加以校点、分段，校勘，其中的难度和艰辛，不亲执其役，难得体会出来。

在“二十四史”整理的每一个时期，历史所都有几位先生参加各史的标点、校勘，顾劼刚先生、孙毓棠先生、王毓铨先生、张政烺先生都先后长期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劼刚先生是整理“二十四史”的第一人。司马迁撰著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一编纂体例，它在“二十四史”中位居首位。“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展开以后，理所当然地从《史记》开始；而整理《史记》的最佳人选，又理所当然地首推顾先生。

上个世纪30年代，顾先生便有《史记》的白文点校本问世。这个版

本是与徐文珊先生共同点校，并有赵澄、黎光明、孙海波、赵贞信等襄理校雠，积七年始成书。与此同时，对《史记》“三家注”也整理完毕。这次顾先生主持的整理工作，为而后的重新标点、校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迁是史学大师，他笔下的《史记》，不仅叙述人物，记载史事，而且包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天文、历算、地理、河渠、礼乐、货币等，可谓气象万千，林林总总。这就要求整理者具备相应博大精深的学识。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史记》内容，句读准确，校勘无误。在学术界，顾先生博学多识，精研先秦史，深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司马迁和《史记》了如指掌，由顾先生点校《史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决定整理《史记》的人选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顾先生。为什么呢？赵先生说：“大家公认顾先生是《史记》的权威。”

顾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是从1955年5月开始的，他在这一年5月的日记中记载：“整理《史记》及《三家注》。嘱贺次君到北京图书馆，遍校《史记》各种版本，月付彼50元。”1958年12月29日，顾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

说顾先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标点、校勘的范本”，并非溢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