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和时代使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和时代使命 王顺达 一、何谓知识分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呢？简言之，就是读书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代开放国门和科举制度解体的产物。据研究，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关于知识阶级》是这一概念在国内的最早使用；但据笔者所知，最早对知识分子进行较系统阐述的，当首推夏丐尊发表于《一般》杂志一九二八年五月号上的《知识阶级的运命》一文。文中认说：“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作者还指出：“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①正因为知识分子“难以捉摸”，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定论。 综合目前的研究的成果，“知识分子”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且被时代认可为有知识的人。 其次，从事的主要职业是脑力劳动，靠自己的知识和智能为生，即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没有经济基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又被称为“游士”、“养士”。这就是“皮毛理论”的来源。 第三，是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他们也以此自踞，所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作任何事情往往是从自己的理想，或既定的道德原则出发，所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②第四，是时代的精神和灵魂，是人类基本价值体系的保守者、维护者，所谓“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忠实于自己的价值，所谓“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任何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否与自己有没有直接关系，都要用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好恶、观点，被称为“社会良心”。 第五，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即使他们自称“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实际上，是 “进亦忧，退亦忧”，“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 第六，还必须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社会的各种表象，对社会、对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具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关怀和同情，即所谓的“宗教精神”。也就是青年路德所说的：“当常人犹懵懵懂懂时，这种人却已早发慧悟，究心于兹：如何避免生活上的腐化，如何透过死亡以获得生命的意义。”④就是常人所的知识分子爱作“无病呻吟”。 根据上所述知识分子的特点，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实际，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形态、地位和作用，从而展示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二、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 纵观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经历了：由与君权较短量长的至高地位（巫觋）到降为贵族之下，平民之上、联结平民与贵族的中间环节的“士”；由“无恒产”的“游士”、“养士”，到“以言干禄”、“以谋取位”的仕大夫；由潜心学问，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学者，到获取一技之长，以求养家活口的专业技术人员四种历史形态。 （一）神圣与卑贱——从“巫觋”到“巫师” 夏商时的知识分子表现为“卜”、“巫”和“巫觋”。那时他们的地位极高、权力很大。因为夏商的政治是刚由图腾崇拜进化而来的“神巫政治”。正如司马迁所说：“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⑤那时，要决定国家大事，如举行重大的农事活动、出兵打仗、等，首先就要听神、听上帝是怎么说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⑥上帝不能和人类通话，“卜”、“史”、“巫”、“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听上帝的话，实际上就是听“卜”“巫”等的话，连国王也不例外。从很多史籍都还能够看到卜、巫、史、祝和国王争权夺利，甚罢免国王的记载：“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⑦ 在周初，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表现为“卜”、“巫”，但其地位已下降，成了王国的宣传工具。“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⑧ “神道设教”观念的产生，意味着最高统治者对“卜”“巫”等精神领袖权威的绝对性的否定。 周代商后，能够留在宫中，继续作当朝的“卜”“巫”的毕境有限，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被周王封为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可以说是高级“平民”因为他们没有封地，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为了谋生，“士”还得靠出卖自己的专长、技艺来维持生存。所以就产生了“巫医工匠”这一称谓：“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⑨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⑩把本来就是空渺玄幻的纯理论的东西，用于最具体、最琐碎的维持生计之用，这就难免生出很多荒诞离奇的笑话。所以，“卜”“巫”很快就被作为一种贬称：“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⑾在西汉初年， “卜”、“巫”等知识分子走向市场，替人算命、消灾以糊口的现象相当普遍，近于泛滥。 （二）悲哀与悲凉——从“士”到“仕大夫” 如前所述，自周王朝建立，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即“天之长子”；宣传“以德配天”的神学政治理论；推行“神道设教”，的政治教育政策。使得过去充当上帝与王权中介的“巫”、“祝”等知识分子，失去了和君主抗衡的理论基础；周王大封同姓弟子和功臣的“分封制”、“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得国家所有、领主占有的财产制度一统天下，“巫”“祝”等失去了经济基础。知识分子从此就成了一张皮或者说皮上的毛。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人留在君主身边，成为传达君主旨意、阐发最高统治者宏旨的文臣谋仕，行使宣传教育的职能；一部分人则被封为贵族中的最低等级——“士”。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虽然下降，但还是能够生活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社会机制全面紊乱：“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二次开始分化：一部分难耐贫穷凄苦的“士”，发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⑿的不平之鸣后，游走四方，纷纷说君干禄，迎合君主的所好以求富贵显达。以苏秦、张仪、李斯，张良、叔孙通、贾谊、王叔文、王安石、刘基、张居正，以及清末的所谓“三大中兴名臣”等为代表。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有的曾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兢兢业业地工作，小心翼翼地辅佐君王，也做出过辉煌的成就，干出一番不朽的事业。但是更多地却居官获禄后，作了“大隐于朝”的官场混混。但当他们卷进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拨之时，又产生出对“入仕”前生活方式向往的悲叹。李斯和其子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对他儿子的一段话，实在令听者悲哀；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虽是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却又坚持自已的信念，试图找到一个理解自已的君主，实践自己的理论篮图。以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二程、朱熹和范仲淹以及清代的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为代表，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在他们身上体现最多，对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这一部份“士”，他们与君主以及取得高位的“士”的关系，形离而神聚。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许十分馈乏，人生道路充满坎轲与不幸，尽管他们自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⒀ “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⒁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⒂„„但是从以“达生”见长的庄子所发出的感叹来看：“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不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⒃还是令人感到心酸而凄凉的。 （三）、寂寞与无奈——从学者到专业技术人员 科举制伴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进入历史的陈迹，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却并不尽是福音。一方面他们失去了一千多年来固定的“学也禄在其中”，“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的缙升之道。他们的思想虽然自由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挨饿；另一方面，随着近代教育内容、方法的丰富和多元化，读书人的视野也空前的开阔起来，现代知识分子才真正产生了。王韬、严复、张謇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早期代表。独立性、自主性，是这一期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正是因为这独立性，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胡适、陈独秀、鲁迅，„„一大批思想家如繁星闪烁于中国的天空。异族的入侵既掩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割断了历史的自然演绎。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大学的院系专业调整，将知识分子都按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再编和归类，把学者朝着专业技术人员的方向转变，新生的所谓读书人几乎都成了专业技术人员。“文化大革命”冲掉的不止是知识，更冲掉了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信仰没有了，价值失了衡。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知识界感受到春天的来临，但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以汹涌滂薄之势，冲击着整个社会，气势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当前，知识分子既受到商品经济的挑战：教授上街卖起了冰棍；又受到“知识经济”的挑战：经济成为知识价值的准绳。 三、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和时代使命 对于“商品经济”，知识分子似乎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而“知识经济”这一新问题却又产生了。人们宣布人类将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据说，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总之，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它将会对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社会的各个成员，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企业不采用新技术将面临破产，个人不掌握新技术将被迫‘下岗’，国家不发展高科技产业将陷入困境。”真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时代的这一挑战？当年的“科学救国”理想之所以破产，并不在于科学救不了国，而在于他们把科学看成是万能的。将知识用于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知识的重要用途之一，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济固然离不开知识，但知识却不一定都能带来经济效益；且经济也罢、知识也罢，最终都离不开人，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抽象思维，失去了好高骛远的秉性，势必犯近视眼的、泛经济主义的错误，如果失去了固有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造成人欲横流，将全部理想的追求置换为贪婪的聚富敛财。正如罗素所说：“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一个人德行若是除了纯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