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人之学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一、仁与天有无关系?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仁是孔子和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主体的自觉意识，是人的最高德性。但仁并不是与天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就其潜在的可能性而言，仁是由天赋予人的。孔子的“知天命”之学，就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

那么，天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一样的最高神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情感与理性》一书的第十四章《敬畏之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中进行过讨论，现在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毫无疑问，在西周以前，天就是上帝，这是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不必详述;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历史巨变，“天崩地裂”，上帝的权威发生了根本动摇，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的自由。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国家化的宗教神学向人文主义思潮转变。孔子就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天解释为自然界。礼子未必像郭沫若所说是人民的革命家（（《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但孔子是一位思想革命家或一位宗教改革家却是可以肯定的。

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提出并回答“天是什么”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天没有自己的理解和体认。其最深切的理解和体认就是如下的一段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段话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天是超自然的上帝，而明确肯定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否定了上帝，自然界便是最高存在，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即自然界的功能，就是运行和生长，由功能而说明其存在，这是孔子和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道家创始人老子否定了上帝之天，建立了“道”的哲学，他所说的“道”，就是“天道”。儒家创始人孔子也否定了上帝之天，但仍然保留了“天”的名字，他所说的“天”，也是“天道”。

“生”的意义非常重要，这是全部儒家乃至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老子的“道”，也是以“生”为根本功能)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不管《易传》是不是孔子所作(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所作，宋人开始提出怀疑，近人则普遍认为是孔子以后所作)，其中关于“生”的哲学肯定是与孔子有关的。天即自然界以生为其功能并显现其存在，这说明，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生命整体。儒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将世界(自然界)当作有机生命体看待的，而不是看作与人相对立的机械的物理世界。

或许有人会说，天虽不言，但并不意味着天没有人格意志，不过是“以行与事示之”(孟子语)而已。按照这种理解，天是推动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而又居于万物之上的造物主。

但这样说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当孔子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天与发号施令的上帝之天己经有了根本区别。孔子这段话的真义是，天不是能言而不言，而是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言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说明四时(代表时间)、万物(代表空间)就是天的组成部分，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存在万式。四时是自己运行的，万物是自己生长的，这就是天，不是说在时空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天。四时运行不已，万物生长不止，这就是天的根本意义，即创造生命;此外，别无所谓天。

“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天的根本意义的话;那么，天人关系问题才是孔子最关心的重要问题，即“天道性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论语》中同样有一段最重要的话，这就是由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出的那段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天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这句话的重要性决不下于“天何言哉”那句话，不断引起后人的争论是可以想见的。有趣的是，这段话同“天何言哉”有密切关系，前者是子贡说的，后者则是孔子对子贡说的。

人们往往认为，从子贡这句话得出的结论是，孔子不讲性与天道一类的问题。但事实是，子贡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却没有说“夫子不言性与天道”，所以，这句话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是不同的。这里的问题不是言与不言的问题，而是得闻不得闻的问题。这里的前设条件是孔子有性与天道的思想，所以子贡才有“不得闻”的问题，如果孔子压根儿没有这样的思想，子贡为什么凭空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当孔子对子贡说“天何言哉”这句话时，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天的理解，但这句话不是从正面表述的，而是从反面表述的，其实际意义则是讲天道。在别的地方，孔子也讲到“道”的问题，比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篇》)这里所说的“道”，决不仅仅是指人道，而是包括天道，确切地说，应是天人之道。但是，孔子只是提出天、道(即天道)的问题，却没有直接回答天道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孔子关于天道的思想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表达的，也就是在“文章”中表达的。这就是孔子的“下学而上达”。“上达”是要体悟的，是要“默识”的，不是用语言可以直接说明的。这正是孔子运用语言的特点。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妙处。

至于性的问题，孔子确实不像后来的孟子那样大讲而特讲，他只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这句话。但是，孔子的仁学与性学是不能分开的。很难设想，在孔子思想中，仁只是后天获得性的品德，只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孔子很重视经验，“习相远也”就是对经验的作用的强调，但是仁作为最高德性，是内在于心灵而存在的，也就是天生的，这就是“性相近也”所包含的真实意思。正因为如此，他才反复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欲仁而得仁”（《论语·尧曰篇》）。但是，能不能实现仁，却取决于修养实践，所以他很少许人以仁。在孔子那里，仁德虽然是天生的，却又是潜在的，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其表现是千差万别的，要全部实现出来或长久地保持下去，是很难的，他自己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