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浅谈市场经济的本质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被尊为“市场经济之父”，他以两部书立世。
同一个作者的两本书，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性：《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
在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多见的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少见的是道德与情操。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中国逻辑：人人都为己，“效率”优先，市场将繁荣发展；人人都为他，社会将停滞进步。
再加上痛尤在骨的历史记忆，当代中国人更认为利他是不符合人性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由此将自私理性发展到极致。
社会生活中充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MBO、股市的跌宕起伏……而人心中塞满的则是贪婪、自私、背信弃义……最近的三聚氰胺、糖脂宁胶囊假药，何不由此而生？中国经济社会的商业伦理观，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就是单纯的自私和贪婪吗？甚至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垄断掠夺，这些道德滑坡，莫不是由权力对经济的自私而生。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呢？我们如何解释比尔·盖茨捐出全部财产？如何解释美国中小股民能长期从股票市场上获益，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崇尚人人为己，市场繁荣，将自我的利益孤立于他人的利益。
发展到极致，道德则将脱缰，社会乱象丛生，带来的将是社会的崩溃。
亚当·斯密说，“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
”在我们头顶之上，有道德的星空，同样，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还要符合原始的自然秩序。
什么是原始的自然秩序？万物生长，同受到自然恩惠，万物平等，和谐共处。
这个自然秩序，进入一个道德的社会中来，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公平、正义，强弱平权，机会均等。
是为温家宝以一国总理之身孜孜以求的目标。
温家宝在英国访问中说，“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个金融学家，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伦理学语境下的经济危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臆释
伦理学语境下的经济危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臆释一、导语“后危机时代”已成为当下最主要的谈资，新自由主义在危机后的生命力更加执著、国际市场漩涡下涌动的热钱和游资更加不可拒绝、政府充分迷恋为“守夜人”的角色——这是政治哲学，还是难以逾越的经济和市场规律？无限制的次级贷款、信用违约、天文数字的奖金、巨额银行救济等引发次贷危机，而这些又仅仅是华尔街金融高管和美国膨胀的消费主义作祟的结果吗？如果对资本的滥用和游戏确是新自由主义的天性，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上述诸因素不仅是经济的、机制的，还关乎政治和伦理。
本文，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予以阐述：没有道德的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贪婪巨兽，没有伦理的市场是不负责任的市场。
所以，经济行为应虑及伦理，经济制度系关道义。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此外，他的正式职业却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我们还知道，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从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本传世之作中可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①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的一般需求须在总体上得到充分释放，产业资本市场愈饱和，资本剩余愈增加，如果金融体系无法容纳这些资本，就转而形成游动资本，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会执著地表现为充满诱惑的国际游资，而国际市场对金融资本的放纵，导致经济危机先从金融领域开始。
伦理学强调，我们不应以特定方式继续资本崇拜，而是应依理性选择制度和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提出了现在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及改变的需要的命题。
我们应该寻觅新的资本主义，还是硬着头皮紧跟特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这不单是我们今天才遭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亚当·斯密早在二百年前就提出的疑问。
“他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巨著，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阅读这部书让我对经济体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对斯密先生的洞察力和远见赞叹不已。
在《国富论》中，斯密先生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财富的关键。
这一观点让我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国民的勤劳和智慧息息相关。
同时，斯密先生还强调了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有效性，他认为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能够自动调节供求关系，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这一点使我深刻理解到，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斯密先生的自由贸易观念也让我印象深刻。
他主张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提倡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各国人民的共同繁荣。
这种开放包容的经济理念，对于当今世界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国富论》中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的探讨，让我对经济活动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斯密先生指出，财富并非仅仅来自物质的积累，而是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结合。
这一观点使我明白了经济发展背后的深层次动力。
阅读《国富论》让我认识到，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金钱和交易的学问，更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科学。
斯密先生通过对财富、分工、市场和贸易的深入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宝贵视角。
亚当斯密理论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
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
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
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
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
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
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
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
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
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
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
《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其他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
读书心得——论《国富论》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读书心得——论《国富论》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一、引言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的巨著《国富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二百三十多年，这本巨作的内容十分丰富，至今也被不同流派的学者而引用。
其中“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曾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亚当·斯密对人性理解非常深刻，他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利己主义，而在其另一部巨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利他主义。
两只手相辅相成，共同影响人的行为。
所以必须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才能全面理解《国富论》。
二、《国富论》的主要思想1.“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可见，斯密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尽最大的可能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得出每个人都是利己的。
即使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利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一切改良的成果。
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表面上看富人由于伦理道德因而同情穷人，从而给他们分自己的成果。
但是我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富人自己明白，如果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全部都纳入自己的腰包了，那么穷人就会因为得不到任何的生活资料而无法生活，更谈不上给富人劳动。
这样无疑对富人是最危险的。
所以富人不得不给穷人必要的生活品，让其生活下去。
因此富人的同情心是建立在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伦理道德。
从本质上讲，富人还是利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不得不放弃一些眼前利益。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利己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石。
斯密还认为，每个人的利己心可促使整个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
他曾在《国富论》中写道：“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重要，其思想内涵远远超过了十本当代畅销而肤浅的经济学教材。
它实际上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奠定了伦理基础。
在斯密那个时代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而斯密本身也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出版一本关于道德哲学的著作是再正常不过了，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才是意外。
他自己也更加偏爱这本道德哲学著作，在其生前大概共修订了5版，而被誉为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国富论》不过出了两版。
两部看似相互矛盾的著作其实是内在联系的，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即“自然的自由制度”的社会如何可能，这就如同伟大的牛顿力学回答了宇宙如何在造物主安排的秩序下和谐运转的问题。
牛顿的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自然的运动仿佛钟表一样，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会准确无误的机械运转，仅用几个简单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
牛顿力学的成功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学者，迫使他们从道德哲学角度回答一个自由的社会体制如何可能依靠自身的机制完美的运转，而这一机制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无需外界的强力干扰。
《道德情操论》就是要成为道德哲学中的“牛顿力学”。
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哲学都将人性看作是恶的，这源于人类的原罪。
而斯密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不同的是，斯密发现，仁慈的造物主还赋予了人类以“同情”的能力。
斯密的“同情”的概念不同于一般，而是“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因而同情并不意味着利他，而成为同感，成为一切道德判断的心理上的基础，从而消除了“同情”的道德内涵。
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发现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人性的论述存在着不一致，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同情、利他，而在《国富论》研究经济世界时却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从而造成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对立。
经过多年的争论，现在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亚当·斯密问题”并不存在，是由于误解而产生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
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兼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摘要】亚当·斯密的两部经典著作《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所反映出的对人性的解读相互矛盾，由此产生了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斯密问题”。
本文梳理了各方对该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解读，通过对《道德情操论》的阅读，将书中所反映的价值理性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做了对比，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视角。
【关键词】道德情操论；斯密问题；理性；伦理偏好；制度建设“亚当·斯密问题”的解读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了经济学史上的不朽传奇。
然而，对于《国富论》的过度关注使其另一部著作鲜为人知。
其实，斯密的成名首先是由他的伦理学代表作《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出版。
斯密是英国情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起一整套以情感共鸣为特征的道德情感理论体系，开创性地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伦理准则。
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
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民的行为归结于自私。
从而对斯密的理论看法和研究的主线，就成了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
一直以来，对“斯密问题”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斯密问题”真实存在认为“斯密问题”现实存在的观点以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布伦塔诺和原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等为代表。
李斯特认为: “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使人心化为铁石。
”在卢森贝看来，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斯密的阶级局限性。
2、“斯密问题”并不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人们因对斯密的各种误读而造成的伪问题。
《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优秀范文五篇)[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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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亚当·斯密问题与“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基本的作用；而它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处于这场变革中的每个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和人的情感，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书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而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时，不能不与他的另一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联系起来思考。
因此，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由此产生，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调节经济行为的是由人们从利己心理出发的竞争行为，也称作“看不见的手”，与此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人们的同情心为基础作研究。
“亚当•斯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他对于人的行为动机认识的矛盾，是利己心理与利他心理的矛盾，而且体现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不同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对利己心的论述，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短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一次。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
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但是，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