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大学英语3翻译6

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课文翻译完整版

、无私，能够在绝境或是险境中应付自如。但是他们毕竟是凡人，不是超人，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阿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悲剧英雄”时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阐释。此后，英雄历险的故事就成为无数戏剧和小说的题材；事实上，如今“英雄”这个词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在较近的时间里，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许多英雄都有一些非传统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他们成了“反英雄” ，比如《呼啸山庄》中脾气暴躁的希斯克利夫，《第22 条军规》中的那个不愿意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尤索林。我们当然能够理解这些角色背后的动机，但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还是那些与邪恶作斗争的替天行道的人。

英雄不分高矮胖瘦。哈利·波特是个有点书呆子气的学童，《指而环王》中的两位主要英雄体型上更是相差更远。阿拉贡高大、强壮、英勇无畏，而弗罗多体型矮小、胆小怕事。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能让我们产生认同感，让我们倾注更多的同情的却是弗罗多这个矮人，而不是阿拉贡。当然，《指环王》描述的是远古的神话，让我们回忆起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故事。我们可能都会认为，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有些无名英雄，没有人传颂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没做出拯救世界的行动，但是他们却是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尊敬的人。但是在似乎没有一点胜算的情况下，与邪恶作斗争并且胜利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们，他们在电影、漫画、游戏中，仍然继续吸引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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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倒霉事能解释吗？生活中的倒霉事能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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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吐司掉到地上总是抹了黄油的那一面贴地。每逢公假日必定下雨。你买彩票从来没中过大奖，但是你认识的人里似乎有人……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个倒霉蛋？即使是最理智的人有时候也会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让他们在最糟糕的时期里灾祸连连。我们都愿意相信墨菲定律是对的（“该出错的，终将出错”。）

人之所以走背运，部分是概率的问题，部分是心理上的问题。的确，人们对背运的感知和一些有意思的巧合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拿“坏事成三”这种想法来说吧（就像等公交车一样，要么不来，要么一下来三辆！。这种流传甚广的观念可能根本经不起科学）的检验，但是它必定有一些现实的依据，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个说法了。那么，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理的呢？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坏事？” 有些事情只是稍稍有点

不好，比如火车要晚点五分钟。有些事情则是糟糕透顶，比如考试不及格，或是被炒鱿鱼了。所以我们更应该把事情的好坏看成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非好即坏。某件事情有可能因为相关的一些因素而变成了不幸的事。火车要晚点五分钟，如果你边读着报纸上一篇有趣的文章边等车，并不赶时间，那么这就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而且马上要迟到了，那火车晚点就变成坏事了。谈到坏事成三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第一件倒霉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以及给人的印象深不深。比如说，你外出度假期间家里的水管爆裂了。也许不到一个小时你的家就变成了一片汪洋，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你的脑子会不停地想起这桩倒霉事，因为你要把房子清理干净，还要和保险公司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这些都会让你不断地想起这件事。第一件倒霉事困扰你的时间越长，你再遇到两件倒霉事的机率就越大。说不定一个月之后，有人开车追尾撞了你的车。又过了一个

星期，你的结婚戒指不见了。出了第一件倒霉事，你的情绪本来就很低落，这时你会很快地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有关联的一连串事件。即使这几件事情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两个月之久，那也不会改变你的看法。等你从浸水事件中平复过来的时

候，你已经在积极地等待下一个灾难的发生了。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被拉长了，直至能够证明你之前的预言是对的。人们碰上倒霉事的时候会像遇到巧合的时候一样，去寻找一些事例来验证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而忽略掉与这种想法有出入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不是那么有趣）孤立的倒霉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推翻“坏事成三”的理论了。坏事也可以是成双的。但是你的朋友很可能会对你说：“我一连碰到了三件倒霉事，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而不是说：” “我只碰上了两件倒霉事，这不正好证明了…坏事成三?这个说法不成立吗？”毕竟，说后一种话是要冒风险的！但是，至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坏事会扎堆。这涉及到概率和独立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倒霉事都互无关联。任何一个人在被解雇之后都会心情抑郁，这会降低他们身体的抵抗力，使他们更容易得病，而身体反应也不像以前那么警觉敏感（所以他们就更有可能遇上打碎贵重的花瓶这样的事）因此，虽然人们在某一。天被裁员和在某一天生病的概率都很小，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肯定要高于它们分别发生的概率。看地图时碰到的倒霉事

关于日常生活中突发的普通倒霉事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你要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在城市的另一头。你在街道地图册上寻找去他家的路线，结果发现这条路恰恰就在这页地图的边上。这意味着要找到一条精确的路线，你就必须从这一页翻到下一页，不停地翻来翻去，很是麻烦。这条路线不是一半在这一页一半在下一页，就是被地图中间的书脊夹着。如果你手里拿的是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那么你的目的地可能正好就在地图册的折合处。这似乎很不公平。毕竟一个地图的“边缘”只有那么一点儿，而“中间”的地方那么大，你要去的地方完全可以在中间啊！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你随便挑一个地方，它出现在靠近地图边缘的机率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看一看下面的地图。

如果你的目的地在地图上标出的那个阴影区域里，你就遇到麻烦了。这个阴影区域离地图四周的边缘处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这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阴影区域的面积加起来有56 平方厘米。差不多占了整页地图面积的28%，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你要找的地方都有28%（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机率出现在离页边不到一厘米的尴尬的地方。假如你设定离页边两厘米为阅读不便的话，那你遇上坏运气的机率就攀升到了52%。换句话说，差不多每隔一次你就会碰到这样的倒霉事。在大多数有关倒霉事的故事中，你会忘掉路线好找的次数，只记

得路线不好找的次数，在这种情况下，你倒霉的机率肯定会很高，以致于过不了多久你就又会诅咒自己的运气，诅咒地图的出版商，或者两个一起诅咒。顺便说一下，这正是现在许多地图允许相邻的两页有很大重合部分的原因。一份制作精良的地图册，每页至少有30% 的部分会在其他页上重复出现。我赶时间的时候总是碰上红灯关于选择性记忆，即人们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所做的不公正的比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路上红绿灯的相对频率的问题。有那么一次，“我赶时间的时候，总是碰上红灯”这种说法是真实可靠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红绿灯看作是投掷一枚硬币，出现红灯和绿灯的机率各为50%。（事实上大多数红绿灯，红灯的时间更长一点。）如果在路上碰上六个红绿灯，全部是绿灯就和扔硬币连续六次都是人头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为六十四分之一。司机不赶时间的时候碰到的红灯其实和赶时间的时候一样多；只是如果时间不紧急，红灯带来的不便要小得多。认为红灯出现的次数比绿灯多其实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司机有更多的时间去想红灯，而绿灯的时候，车子几秒钟之内就疾驰而过了——这其实和在畅通的公路上开车没有任何区别——而红灯却迫使司机改变行为，一小会儿的时间里要强迫自己努力一下，承受点压力，还要失去一两分钟的自由。所以红灯会深深地印在司机的脑海里，而绿灯转瞬间就被抛到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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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歌唱家考古学家史蒂文? 米森在学习唱歌的时候发现，音乐确实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人人都能学会唱歌吗？在撰写我最新出版的《唱着歌的尼安德特人》一书时，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做的研究让我相信音乐才能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基因中的，从进化史的角度来说，它比人类的口头语言都要古老得多。可是我本人一唱起歌来不是跑调，就是跟不上节奏。朋友们和学术同僚们都说，那都是因为我小时候对音乐失去了兴趣，只要上几节音乐课，我一定能放声歌唱。也许他们是对的。记得小时候，音乐老师们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独“唱” ，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后来一有机会，我就躲开音乐，35 年来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音乐活动。说不定学一学我也能唱得不错。我越想就越觉得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除了看看能不能改善我的音调、音高和节奏感之外，或许我还能发现学习唱歌的时候大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最近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员拉里? 帕森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类大脑中的歌唱系统” ，后来又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来确定人在从事音乐活动时大脑中被调动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一些显然既在音乐活动，又在其他活动中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颞叶中颞上回的前部，似乎是专门用于处理音乐的。我很想知道学唱歌是否真的能改变大脑的活动方式。

2005 年圣诞节前，我给拉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议跟他合作一个实验：我要先做一个脑部扫描，边唱歌边扫描，然后上一年的音乐课，之后再做一次扫描，看看大脑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拉里同意合作，于是我就给自己找了一名声乐老师，她叫帕姆? 切尔弗斯，2006 年年初，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设计了研究方案。方案决定让我接受八个有关音乐技巧训练的测试，涵盖各种音乐活动，比如高音音准练习、音阶和节奏练习。我还要学唱两首歌，一首是约翰? 拉特的《盖尔人的祝祷文》，另一首是亨德尔的《请让我哭泣吧》听。帕姆唱这两首歌，让我想起了写这本书的动力：为什么进化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物种，拥有如此美妙的歌喉？接受第一次扫描前，我上了几次课，逐渐适应了唱歌，掌握了一些读乐谱的基本知识。我想当帕姆看到我一点儿音乐能力都没有的时候，肯定是吓了一大跳——她一直都是给那些经验丰富的音乐人以及很早就显露出音乐才华的孩子授课的，当我告诉她我一唱歌就跑调，还跟不上节奏时她还不相信。不过，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故作谦虚。第一次脑部扫描于2006 年6 月进行，整个过程很辛苦。我仰面躺了几个小时, 看着投射在头上方屏幕上的谱子，唱着关于音乐技巧的曲子，还有一些歌曲片段。每个谱子要唱三遍，拉里会敲我的脚趾，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下来。随后，他要处理那些扫描图像，把我唱歌时的图像和休息时的分开来，以对唱歌时的脑部活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接着，我上了一年的音乐课。帕姆教我唱歌时的站姿和呼吸方

法；让我做一些有助于找准音调、扩展音域的练习。我音高上去了之后，开始做节奏感、音色和力度方面的练习。她不停地鼓励我，对我充满信心，而我却是个差劲的学生：缺乏自信心，常常感到沮丧，还不够用功。在《唱着歌的尼安德特人》一书中，我指出唱歌是通过社会交往增加幸福感的一种方式。可令人遗憾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却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唱歌让我变得脾气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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