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
《十六国》宫词
《十六国》宫词前赵前赵，匈奴人刘渊所建。
刘渊，左部帅豹之子。
晋永兴元年，据离石僭号称汉，后徙平阳卒。
伪谥光文，改元三（元熙、永凤、河瑞）。
子和立，旋弟聪杀而代之，改元四（光兴、嘉平、建元、麟嘉）。
子粲立，改元（汉昌），为伪司空靳准所杀，族子曜讨准自立，改国号曰赵，徒都长安，改元（光初）。
咸和四年，为石勒所灭。
共五主，凡二十八年。
一寸二分呈玉玺，五宗三祖溯金刀。
秀容早叶鱼龙梦，表表当心见赤毫。
简释《十六国春秋·刘渊传》载，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
文曰“有新保之”，王莽时物也。
得者，因增“渊海光”三字，而献之。
渊以为已瑞，乃大赦境内，改元“河瑞”。
（又）载，元熙元年，十月为坛南郊，即汉王位。
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
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
（又）载，刘豹之妻呼延氏，祈子于龙门，有一白鱼，顶有一角，轩鬐跃鳞，至于祭台，久之乃去。
其夜，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鸡子，光亮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
”醒来告豹，豹曰：“此吉征也。
”自是，十五月而生渊。
及长，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
《太平寰宇记》载，秀容城，即汉时汾阳县城，刘元海所筑。
元海因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自名其城曰“秀容城”。
太保门楣喜气张，六刘联袂入昭阳。
脱簪谏止■仪殿，外辅原资内辅长。
《十六国春秋·刘聪传》载，聪后呼延氏卒，将纳太保刘殷女。
太弟义固谏。
聪以问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对曰：“臣闻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与陛下殊源，纳之何害？！”聪悦，使大鸿胪李宏，拜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妃。
又纳殷孙女四人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
《十六国春秋·聪后刘氏传》载，刘氏武宣皇后，新兴人。
太保刘殷少女，名娥，字丽华。
聪将起■〈皇鳥〉仪殿于后庭。
廷尉陈元达锁腰切谏，聪怒将斩之。
后闻之，私敕左右停刑。
于是手疏启曰：“今宫室已备，无烦更营。
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妾复何面目仰侍中栉，请归死以塞陛下误惑之过！”聪览之，变色，引元达而谢之。
古书的标点问题
古书的标点问题【教学目的】本节讲授怎样标点文言文。
让学生学习标点文言文的一些基本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给古文标点断句的能力。
【基本理论】何为“句读”？古人是怎样做句读的？【重点难点】培养学生标点古文的能力【教学方法】讲授与实践相结合【所用课时】 2学时【教学内容】一、古文不标点断句的原因1、与书面语产生之初的特点有关：①简略；②和口语一致2、与早期古籍的成书与流传方式有关：①口头流传成书《易经》；②口耳相授流传《诗经》3、与文言语言的特点有关：①对称性——“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②多虚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
”《孟子•滕文公上》③节奏鲜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易经•系辞上》④押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范仲淹《岳阳楼记》）4、与古时的学术风气有关：①训诂之风——“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
”《左传•昭公三年》——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不知其他，唯知齐将为陈氏。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吾弗知绝句。
”②崇古之风二、古人的句读实践1、古代称给文章断句为“句读”：古人很早就重视断句的训练，认为正确断句是读书的基本要求。
《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
”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
”唐孔引达疏曰：“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
”韩愈在《师说》中也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
”训练学生正确断句，是老师传授知识的一项基本内容。
古人研读经书要自己断句，一句话读完，常在字的旁边加圆圈或打勾，这种地方叫做“句”；一句话没完但需要停顿一下，就在字的下面打个亅（钩），或点个丶（读zhù），叫钩识，或“读”（dòu）。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发布日期：2016-04-15 原文刊于戴卫红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及亭长的职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
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末三国以后，亭制就已消亡。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魏晋及至以后仍有延续。
笔者以《搜神记》中亭怪故事为起点，以近年来发掘的郴州晋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金光明经》卷后题记等出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资料，认为正是由于亭所居于交通要道，作为逆旅之亭，仍然是往来商旅、使者停歇的场所。
邮亭驿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一直存在，不过根据各个政权的实际情况，邮、亭、驿的距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边地具有军事功能的亭候、亭鄣，以及门亭长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
但是具有治安职能的亭及亭长在东晋时期便已消失；体现汉代治安监察意义的以某亭为中心的亭部在东汉末年、曹魏及前凉时期的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还存在，但在北朝史料中没有残留。
与之相对应的是亭侯在曹魏、十六国、两晋、南朝还大量被分封，而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政权中，亭侯绝迹。
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转变及“部”这一监察行政概念的瓦解有关。
关键词亭制亭亭长《搜神记》郴州晋简走马楼吴简亭，《说文解字》：“，民所安定也。
亭有楼，从高省，丁声。
”先秦战国时期边地和内地均设有亭。
边地的亭为军事性目的而设置，多设在诸侯国的边境线上，起瞭望、传报军情、防戍等作用。
内地的亭与军事安全有关，供官吏、公职人员、甚至平民百姓往来食宿之用，备有饮食、住宿设施。
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①]及亭长的职务、性质[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③]而学术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
吴荣曾先生曾推断，汉代的亭并不隶属于乡，其性质是禁盗贼，和掌管民政的乡里不同，和乡是平行关系。
额济纳（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额济纳（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
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
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论坛实录马怡《扁书试探》
论坛实录马怡《扁书试探》今天的讨论是以丝路上重要的站点悬泉置为中心。
我的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悬泉置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这件文物和汉代的文告发布形式“扁书”有关。
当时的诏书、法律、教令、行政条规等，往往以“扁”的形式来宣谕。
“扁”通常被叫做“扁书”，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简牍文化的一个代表。
“扁书试探”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议题。
在西北汉简里，可以看到不少有关“扁书”的记载。
关于“扁书”的性质，大家公认是汉代颁布诏书和公告政令、条规的一种形式，但关于“扁书”的样式却有各种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扁书”是写在木板或者版匾上，一些前辈的学者持这种意见。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扁书”是写在泥墙上，悬泉置的《四时月令诏条》就是突出的例证。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看法稍有不同（详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告起初是写在墙壁上，或者写在简册上挂在墙壁上，后来改成写在木板上挂在墙壁上，这些都是扁书。
以上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有不足之处。
近年来公布的额济纳汉简又有一些关于“扁书”的新材料，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契机。
我先将西北汉简所见到的关于“扁书”的记载简单地胪列一下，让大家了解其概况，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看一下汉简里关于“大扁”的记载，较明确的有五条。
[简一]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
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
上赦者人数太守府，别之，如诏书。
(II 0115②:16，《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五一，第115页）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赦免的，是为赦书行下而发的一个文书。
文中说“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让逃亡的人都看到它，这是和赦书的性质相关的。
[简二]十一月壬戌，张掖太守融、守部司马横行长史事、守部司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
书到，明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门外谒舍显见处，令百姓尽知之，如诏书，书到言。
（2000ES7S:4Ａ，《额济纳汉简》第187页）第二个例子，其内容不太清楚，也是一个文告的行下文，或者叫下行文。
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
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
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
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
秦汉日常秩序中的社会与行政关系初探_关于_自言_一词的解读_卜宪群
“ 合 校》 建 平 五 年 八 月 戊 □□□□ ， 广 明 乡 啬 夫 宏、 假 佐 玄 敢 言 之， 善居里男子 ５ ０ ５·３ ７ Ａ： 《 丘张自言， 与家 买 客 田 居 延 都 亭 部 ， 欲 取 □□ 。 案 张 等 更赋 皆 给 ， 当得取检， 谒 移居 延 。 如 律 令 ， ” 敢言之。
④ ” 它如爰书， 敢言之。
《 ： “ 长 沙 东 牌楼 东 汉 简 牍 · 光 和 六 年 自 相 和 从 书 》 中 部 督 邮 掾 治 所 檄 曰 ：民 大 男 李 建 自 言
⑤ ” 大男精张、 精昔等。
这些史料所反映的地域性 、 时间跨度和文 书 类 型 ， 都说明“ 自言” 一词应当不是史家或文书写作者的 某种文字习惯 ， 而是在当时的用语中有特定的含义 。 “ 从目前材料的分析来看 ， 自言 ” 一词在秦汉时期至少有三种含义 。 一是与我们现在使用的 “ 自言 ” 一词含义相近 ， 意为自言自语 、 自我表白 、 自说自话 ： ： “ ‘ ’ ‘ 后 汉 书 · 黄 昌 传》 昌 惊， 呼 前 谓 曰： 何 以 识 黄 昌 邪？ 对 曰： 昌 左 足 心 有 黑 子， 常自言当 《 ’ ” 为二千石。 ： “ ” 《 论 衡 · 实 知 篇》 难曰： 黄 帝 生 而 神灵 ， 弱 而能 言 。 帝 喾 生 而自 言 其 名 。 《 ： “ 论 衡 · 纪 妖 篇》 性自然， 气 自成 ， 与 夫 童谣口 自 言 ， 无以异也。当童之谣也， 不知所受， 口 ” 自言之。口自言， 文 自成 ， 或为之也。 ： “ ” 《 东 观 汉 记》 卷 二 十 一《 载 记》 述 自 言 手 文有 奇瑞 。 ， 这些 “ 自言 ” 没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 为“ 自言 ” 语词的基本含义 。 二是指秦汉社会贵族 、 吏民向官 吏 、 政 府 机 构 揭 发、 言 事、 告 白、 申 请 某 事， 或者官吏之间的事务 联系 ： ： “ ” 史 记 · 梁 孝 王 世 家》 李太后大怒， 汉使者来， 欲自言， 平 王 襄 及 任 王 后 遮止 。 《 《 ： “ 汉书·魏 相 传 》 河 南 卒 戍 中 都 官 者 二 三 千 人， 遮 大 将 军， 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 ” 守罪。 ： “ （ ” 《 论 衡 · 验符 篇 》 君） 贤自言于相， 相言太守， 太 守 遣吏收 取 。 《 ： “ 东 观 汉 记》 卷 十 九《 传十 四》 凤 年 老 执 志 不 倦， 声 名 著。闻 太 守 连 召 请， 恐 不 得 免。 自 言 ” 凤本巫家， 不应为吏， 又 与 寡 嫂诈 讼 田 ， 遂不仕。 简牍中与此意相关的记载更为丰富明确 ：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辛德勇年号是帝王神圣权位的象征，汉武帝创立年号，用以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建元如此，改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如东晋人徐禅所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1。
历代历朝，建元与改元，往往意味着朝政的重大转换，其中有些纪年，它的来龙去脉，在正史等基本传世史料中保存有比较清晰的记述，开卷即明；另有一小部分，则只残留若干蛛丝马迹，很不显眼，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玄机深藏，尚待读史者索隐发微。
在这一方面，昔黄永年撰述《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一文，从一向无人理会的所谓《赵氏夫人墓志》拓本当中，勾稽出唐穆宗即位伊始曾一度改元“永新”这一沉埋千年之久的历史事件，并用以说明穆宗李恒弑父践祚的运作过程，将这一深宫迷案的真实面目完整展现于世人2，堪称年号问题研究中的典范之作。
依循这一轨辙，审视西汉诸帝以至王莽新朝之间年号的设置与变换，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过去从未有人留意的重要史事，西汉宣帝改元地节，就是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
一、问题的由来李兆洛《纪元编》中的地节纪元1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五五《礼·告礼》，页1542。
2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原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四十九辑（1992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50～467。
“地节”次于“本始”之后，是汉宣帝启用的第二个年号。
按照《汉书》本纪的记载，“本始”这一年号，总共行用四年，继本始四年之后，紧接着就是“地节元年”1，《汉书·律历志》罗列春秋以来君王在位年数和各纪元行用时间，亦谓“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各四年”2。
后世通行的历史年表，也都是这样编排，过去一直没有什么歧义3。
但到20世纪初发现敦煌汉简，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居延等地又陆续出土很多汉代简牍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敦煌出土本始六年三月纪年汉简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考释敦煌所见汉代木简时，最早注意到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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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作者：刘屹刘菊林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01期内容摘要：悬泉汉简可为“伊存授经”的可靠性提供新的印证。
首先，悬泉汉简中“大月氏简”，证实了西汉末年大月氏与汉朝通使的情况，呈现了“大月氏王”与“五翖侯”并存的状态。
其次，悬泉汉简中“小浮屠里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也大都与“伊存授经”所体现的大月氏佛教传统有关。
还澄清了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佛经写卷，并非大月氏佛教的产物，并梳理出公元前后大月氏接受佛教的史实。
关键词：悬泉汉简;小浮屠里简;伊存授经;大月氏佛教中图分类号：G256;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63-10Abstract：The 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First，the“Dayuezhi Slips” among the 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have verified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Dayuezhi people and the Han Empire exchanged envoy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interaction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coexistence of the“King of Dayuezhi”and the“King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econd，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Xiaofutuli [Small Buddhist Pagoda] Slips is about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contained in“the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This paper also clar ifies that the earliest extant Buddhist manuscript in the world was not a product of the Buddhism of the Dayuezhi kingdom， and that the Dayuezhi converted to Buddhism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hristian era.Keywords：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Xiaofutuli Slips;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Dayuezhi Buddhism（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一引言佛教何时初传中国，目前在学界尚未得出统一意见。
原本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最应受到重视。
但因早期一些学者提出的质疑，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使得“伊存授经”的可靠性不能确定。
这些质疑意见主要包括：此事究竟发生在大月氏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公元前2年时，是否有过大月氏与西汉之间的通使往来;“伊存授经”之时，大月氏是否已经信仰佛教;在不能确认“伊存授经”可信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宁愿相信直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才正式传入中国;或是在二者之间取一折中，笼统地认为两汉之际，佛教始传中国。
如何理解佛教对中国的“初传”和“传入”？当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佛教，允许佛教的经像、义理进入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之时，即实现中国对佛教的认知“从无到有”的质变之际，是佛教对中国的“初传”？还是要等佛教在中国有了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者和实践者，不论其是真正理解和信仰佛教，还是只把“佛”当做一种神仙或“戎神”来礼拜祈福，才算“传入”？比较之下，我认为“从无到有”的质变，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至于进入到中国的佛教经像、义理，如何被中国人所接纳、改造和創新，那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如何传布和发展的问题。
明确这样的基本概念，所谓“佛教初传中国”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佛教与中国最早接触时间的众说中，哪种说法是最早、最可靠的。
“伊存授经”是否可靠，涉及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大月氏与西汉的通使情况，二是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
前者正可依据悬泉汉简得到充分佐证。
后者则涉及公元前后的大月氏与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等地发展的历史背景。
本文拟将悬泉汉简中反映大月氏和佛教相关的内容，放置在大月氏和贵霜的历史框架、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的发展脉络，以及“佛教初传中国”的背景下予以考察。
希望借此强调悬泉汉简对了解敦煌这座“佛教城市”的形成，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突显悬泉置和敦煌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二“伊存授经”再确认刘宋裴松之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注《三国志·魏书》云：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
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
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
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
此国在天竺城中。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
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1]在记录者眼中，《浮屠经》及其所载的浮屠太子故事和教义，明显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东西。
这正符合本文对于“传入”和“初传”的界定。
当然，判断“伊存授经”是否可靠，还要根据这段史料所涉及的诸多信息，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展开综合的考察。
如果对比历代关于“伊存授经”的文献记载就可看出：那些认为汉朝使者到了大月氏后，在大月氏境内接受伊存口授《浮屠经》的看法，是受了后世不断转抄、增衍的不实记载所惑。
从最早的史源《魏略》看，大月氏的使者伊存来到西汉都城长安，由于某种缘由，他向汉朝人介绍了佛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教义，由博士弟子景卢负责笔录下来，就形成了《浮屠经》。
景卢的身份是博士弟子，除非有特殊原因，并不适合作为外交使节出访大月氏。
而其“博士弟子”身份，反而最适合在长安把伊存口授的《浮屠经》记录下来，作为官方档案保存。
这一记录作为秘府藏书，应在皇室中流传，后来原文虽缺，但仍见于历代官书目录，一直出现在《魏中经》《晋中经簿》等。
因此，不能认为伊存是在大月氏向汉朝使者口授《浮屠经》。
现存的两汉传世史籍中，只记载了公元前2年，有匈奴和乌孙的使者来汉。
大月氏有无可能在这一年遣使通汉？据悬泉汉简可知：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至公元1世纪初，即西汉宣帝至新莽时期，悬泉置曾多次接待了来往于丝路上的大月氏与汉朝双方的使者，说明在西汉末年，大月氏与西汉王朝的往来十分密切，其中的确有“大月氏王”派来的使者。
但这些双方互使的情况，大都不见于传世史书的记载[2，3]。
张德芳先生揭出的悬泉“大月氏简”中，简十三、十四两枚，被推定为西汉末公元前后。
简十五即“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
”时间范围从公元前65年到公元18年皆有可能[4]。
这样看来，公元前2年伊存来使，应是西汉与大月氏之间频繁互使中很正常的一次。
只可惜悬泉汉简中没有留下伊存使汉的直接记录。
根据“《浮屠》所载”云云，可知由景卢记录下来的《浮屠经》，的确可称是一部最早的汉语佛教文献。
伊存只是把一般性的佛教知识和主要教义介绍给景卢，而不是像安世高、康僧会等东汉末的译经僧那样完整地翻译某部佛经。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特殊的佛教词汇，如“浮屠”“复立（豆）”“屑头邪”“莫邪”“沙律”“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等。
诸多笺注者已经基本比对出这些名词所对应的佛教术语。
作为中国人初次汉译过来的佛教词汇，具有原始音译的特点，自不待言。
这些看似生涩的译法，也与伊存口授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关。
大月氏人西迁之前原有的语言和文字，目前很难确知。
他们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很长时间内是多种语言文字并行不悖的。
大概是为尊重统辖地区各自原有的语言习惯，而在不同地域采取当地土著最熟悉的语言文字。
巴克特里亚是民族、语言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的文明交汇之地。
与佛教相关的语言和文字就包括：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随着佛教的北传而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因希腊遗民的存在，这里也通行希腊语;还有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
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丘就却钱币上的语言，就包括希腊语、犍陀罗语、印度雅语、巴克特里亚语这四种。
与佛教相关的语言文字，通常使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
大月氏王庭在公元前1世纪时，已进驻到阿姆河南岸、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拉（Bactra，监氏城，或蓝市城），巴克特里亚语成为大月氏和贵霜王族在公元1世纪主要使用的语言。
自迦腻色伽一世开始，钱币上铭文统一使用巴克特里亚语[5]。
伊存在向景卢口授《浮屠经》时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
或许语言学家可以尝试从犍陀罗语或巴克特里亚语中寻找以上《浮屠经》中原始音译词的来源，并进一步将这些词汇，与目前东汉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出现的那些佛教词汇相比对。
很可能，在汉末安世高等大规模译经活动开始之前，《浮屠经》就是这些汉代佛教词汇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这个角度说，“伊存授经”并非对佛教在东汉时中国的传播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这也是有必要重新确认“伊存授经”可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后的大月氏与佛教1935年，白鸟库吉氏提出大月氏和贵霜直到迦腻色伽时代才信奉佛教，故怀疑“伊存授经”之事，到公元2世纪才形成。
白鸟氏的意见被吕澂先生介绍给中国学界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中国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
实际上，白鸟氏的这一说法，在中亚史和佛教史研究领域，缺乏代表性。
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前268—232），曾遣使向各方传播佛教。
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都有可能是由此机缘而得以接触佛教。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阿育王遣使四方是事实，但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传播佛教[6，7]。
的确，至今也难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佛教已在公元前3世纪传至巴克特里亚。
对于情况类似的犍陀罗地区，邵瑞琪（Richard Salomon）认为，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各种间接证据都证明阿育王遣使传播佛教到犍陀罗的说法是可靠的[8]。
由此或可认为，即便阿育王向巴克特里亚地区遣使传播佛教存在争议，也不能排除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巴克特里亚地区已开始接触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