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经》研究之现状
《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一、本文概述《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篇章，被誉为我国诗歌的源头和基石，它的英译研究对于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脉络，深入剖析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以期对未来的英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章首先回顾了《诗经》英译的起始阶段，分析了早期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接着，文章详细探讨了《诗经》英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文章对当前的《诗经》英译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为《诗经》的英译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推动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二、《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兴衰紧密相连。
早在19世纪，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开始接触并翻译《诗经》。
他们多从宗教和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尝试将《诗经》中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以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这些早期的译文往往存在较大的误解和失真。
进入20世纪，随着汉学研究的逐渐成熟和深入，《诗经》英译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时的译者更加注重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表达，力求在译文中再现《诗经》的诗歌韵味和文化内涵。
他们不仅关注诗歌的字面意义，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使《诗经》的英译更加贴近原著。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诗经》英译研究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发展。
研究者们不仅关注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还开始探索如何将《诗经》中的文化元素和审美价值更好地传递给西方读者。
他们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和方法，试图在保持原文韵味的让译文更加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从早期的简单翻译到如今的深入研究，这一历程不仅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也展现了汉学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和新挑战。
诗经农事诗研究现状
诗经农事诗研究现状摘要：一、引言二、诗经农事诗的研究起源三、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发展四、诗经农事诗的研究现状五、诗经农事诗的实用性分析六、诗经农事诗的可读性分析七、结论正文：一、引言《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瑰宝，其中农事诗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从古至今，众多学者对诗经农事诗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本文将对诗经农事诗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二、诗经农事诗的研究起源诗经农事诗的研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当时，诸子百家纷纷关注《诗经》的研究，尤其是儒家学派，将《诗经》视为经典教材，传授给学生。
在儒家学者的研究中，农事诗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三、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发展汉代以后，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开始从历史、地理、民俗等多个角度对农事诗进行解读，试图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
唐代以后，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诗学、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研究队伍，使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
四、诗经农事诗的研究现状近年来，诗经农事诗的研究在学术界依然热门。
研究者们不断尝试运用新方法、新视角对农事诗进行解读，如文化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此外，跨学科研究也逐渐成为诗经农事诗研究的新趋势。
五、诗经农事诗的实用性分析诗经农事诗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农事诗中的一些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例如，诗经中的“播厥百谷，荏染苍苍”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作物生长规律的认识，为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借鉴。
六、诗经农事诗的可读性分析诗经农事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诗句优美、意蕴丰富，深受读者喜爱。
通过对农事诗的可读性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欣赏《诗经》这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
同时，可读性分析也有助于普及诗经农事诗的文化内涵，使更多人了解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
七、结论综上所述，诗经农事诗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发展趋势。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诗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显著。
考古发掘让研究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更加深入地发掘和研究诗经文献。
同时，在翻译、注释、文献研究、文学史源流、文学发展脉络方面，研究者们取得了众多新的进展。
本文就是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作出简要概述。
首先，考古发掘上，近三年有许多新的发现，包括已知的汉魏西汉古诗文本等，并且诗经文献在学术上得到了更深入的解读。
汉魏西汉古诗文本有很多，如清和乐府、泗水文书、礼记和诗经等。
研究者们对这些有价值的古诗文本进行了浩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其次，在翻译上，诗经学研究者们认识到，诗经学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完善诗经的语言翻译，从而使诗歌的内容获得更清晰的表达。
这一方面，学者们结合现代汉语，对诗经的每一句进行精心的翻译；另一方面，学者们借鉴了现代文学翻译方法，加深了诗经文本的理解，帮助读者更好地领悟诗经的意境。
再者，在研究诗经文献方面，研究者们更加注重总结梳理，发掘藏书中未被发现的宝贵文献，并发掘诗经文献的历史轨迹，从而帮助读者获得更多的了解。
同时，研究者们也深入研究诗经与周禹锡、谢安、鲁迅、林语堂、陈独秀等诗人之间的联系，发掘不同时代的诗歌精髓，以增进对诗经历史发展脉络的理解。
此外，在文学史源流和文学发展脉络方面，学者们结合书信、报纸、小说，对不同时期诗经文学发展、流行特点和受影响的范围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尤其是在理解诗经的社会政治背景方面，研究者们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诗经文学文化的认识。
总之，近三年的国内诗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考古发掘到翻译、注释、文献研究、文学史源流和文学发展脉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索诗经文学文化。
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诗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希望国内诗经学研究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增进国内学者对诗经文学文化的认识。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近三年，诗经学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学者们对诗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诗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针对近三年来国内诗经学的研究概况及成果，作一综述性报告：一、心学研究近年来，学者们重点探究《尚书》中的心学思想，即《诗经》的思想学说。
学者们提出的论著中，中央理念与认识论、阐释论、分析论、概念论，及四思想概念关系模型，为现代心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指导。
同时，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诗经》中的农事素养、语言素养、道德素养以及其他思想素养，丰富了人们对《诗经》心学思想的理解。
二、文化研究学者们还对《诗经》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研究人员探讨了诗经中多种文化，包括历史、民俗、诗歌、神话、习俗、信仰、地缘社会等。
学者们提出了《诗经》文化的概念，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诗经文化的特征。
他们同时根据诗经文本思考和运用模式对《诗经》文化进行深入分析，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化内涵并更好地了解其精神。
三、史学研究学者们在诗经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主要研究了《诗经》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其形成的过程，重新评估了其史学意义，并开展了源头、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研究。
同时，学者们也进一步探究了《诗经》的文本传播、影响及其不断发展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诗经的历史研究。
四、考古学研究学者们着眼于丰富文化、深厚历史，还着重进行了考古学研究。
通过与考古学现象的分析，学者们对诗经静态文本的文化象征形态、诗经文化的演进及其与历史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学者们也积极探讨诗经文化与其他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与春秋考古研究、与古今中外文化比较等。
总结本文从四个方面：心学研究、文化研究、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对近三年来国内诗经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学者们在对《诗经》文本进行研究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文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突破《诗经》研究的困境
突破《诗经》研究的困境当今关于《诗经》的研究迫切需要站在更高、更广泛的视阈，引入最新研究方法，利用当代多学科知识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更宏阔、更综合的视角把《诗经》研究提高到新水平。
在当今诗经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诗经学研究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
”回顾当下《诗经》研究的现状，诚如这种观点所言。
但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研究领域缺乏更宏观视角和全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所致。
事实上，从《诗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根源性特征这一视角审视，那么处于中华元典“五经”之首地位的《诗经》，其中尚未系统深入开发的优秀文化资源仍很丰厚，这些资源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缺少的养料。
《诗经》研究的两种偏向：泛政治化与泛民歌化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史上，虽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却出现了两个大的偏向：一种偏向，我们归纳为“泛政治化的诗经研究”。
据现有的可信史料看，这种研究偏向从先秦时代的叔向、季札、孔子、孟子、荀子即已开始形成，中经汉代的大小毛公、郑玄及唐代的孔颖达等人的强化，形成一种解诗用诗主流学派。
这一派主要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轴心来研究，以求阐发《诗经》305篇的意蕴、价值特别是政治、伦理意义，而《诗经》中蕴藏的其他方面的丰富内容，则几乎被完全忽略不计。
从《左传》中可以看到，在孔子之前，已有像叔向、季札这样一大批熟读并在政治生活中使用《诗经》诗句的政治家和文化学者，可惜他们未留下什么研究著作。
史称孔子是第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诗》的大家，他通过向学生讲《诗》及编《诗》、删《诗》，从而留下了现存的《诗经》。
但在《论语》中并没有留下孔子关于《诗经》的全面系统论述，只留下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以及“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使于四方不达，奚为”等有名论点。
《诗经》研究报告
《诗经》研究报告《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共收集了305篇诗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对《诗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诗经》的历史背景分析通过对《诗经》中的诗歌内容、语言风格等进行分析，了解了《诗经》创作的历史背景。
我们发现，《诗经》主要创作于周朝早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文化观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的诗歌形式也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趋势，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诗经》的文化意义探究《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报告通过对《诗经》中的诗歌内容、题材、意象等进行分析，探究了《诗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等方面的文化意义。
我们认为，《诗经》以其丰富多样的题材、朴实深刻的表达方式，树立了宝贵的道德品质和审美标准，成为后世文人雅士追求的典范。
三、《诗经》的艺术魅力分析通过对《诗经》中的诗歌形式、修辞手法、韵律变化等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诗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样的韵律形式，精妙绝伦的修辞手法，以及缜密精确的表达艺术，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四、《诗经》的当代价值探究尽管《诗经》创作于数千年前，但其所体现的情感、智慧和审美观念却具有普世的价值。
在本报告中，我们分析了《诗经》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认为《诗经》中表达的情感、展现的人性和传递的智慧，有助于提升现代人的人文素养和情感修养，引领当代文化的发展。
通过对《诗经》的深入研究，我们认识到《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于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深刻体悟到《诗经》所蕴含的智慧和情感价值，对于我们当代人的思考和人文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因此，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对《诗经》的研究与传承，以期将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诗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诗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其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
在国内，对《诗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涵盖了文献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
在国外，随着汉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诗经》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在国内，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考证、文学审美、文化内涵等方面。
在文献考证方面，学者们通过对《诗经》的文本比勘、版本考证等，对《诗经》的成书过程、流传情况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文学审美方面，学者们通过对《诗经》的诗歌艺术、美学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文化内涵方面，学者们通过对《诗经》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诗经》在文化史上的价值。
在国外，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学领域。
国外学者通过对《诗经》的译介、注释、比较研究等方式，对《诗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其中，对《诗经》的译介和注释是国外学者研究《诗经》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对《诗经》的翻译和注释，国外学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诗经》的文本内容和语言特点，进一步探究《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
此外，随着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对《诗经》的研究也逐渐呈现出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
国内外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究《诗经》的跨文化传播和影响，进一步揭示了《诗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未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跨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对《诗经》的研究将更加广泛和深入，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
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积极从事诗经学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古而又重要的《诗经》作出了贡献。
本文以国内近三年的诗经学研究为主要内容，旨在总结国内学者们在近三年来在诗经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首先，近三年来国内学者们对《诗经》论证文体特点、论述文学与音乐关系、诗歌翻译特点以及其他相关文学论述等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
学者们积极探索《诗经》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将《诗经》的宗教内涵与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探究其文本所折射的时代文明文脉，勾勒出《诗经》的时代意义和文学文化特征，从而得出相关论证文体特点的认知结论。
其次，学者们还探究了《诗经》与音乐的关系，比如《诗经》中诗歌结构和歌舞文学结构的相互关联，以及《诗经》中诗歌诗句结构与音乐结构的一致性，深入探究了《诗经》中诗歌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联性，并根据相关资料提出了相应的论点。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诗经》诗歌的翻译特点，比如在翻译时应用诗歌中的宗教负荷、文学修辞特点、诗歌文学及其情景等相关内容，并将翻译后的文本与原文进行比较，进一步加深阅读与理解《诗经》的能力。
最后，学者们还研究了《诗经》中的文学与宗教关系，探究了《诗经》文学的宗教内涵，特别是其表现形式，如神话传说、祭祀习俗、传统俗语等，深入分析了宗教背景下《诗经》文学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近三年国内诗经学研究的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对《诗经》的文体特点、与音乐的关系、诗歌翻译特点以及文学与宗教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新的突破，成果颇为丰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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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诗经》研究之现状杨淑珍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包头，014035摘要：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孔子是我国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对《诗经》的文学、史料价值及社会功能都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初至八十年代以来，诗学研究不断继续和发展。
关键词：诗经研究现状《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对我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同时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
正因为这样，我国古今学者都对《诗经》进行了研究。
一、古代研究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
《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
”它们都注意到了《诗》能抒发心志的文学特点。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则是诗乐评论的先声。
“从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考察，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三百篇》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①孔子提出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强调了《诗》的伦理道德的政治功能。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论语·为政》)则关注到了《诗》作为文学作品特有的情感色彩。
“兴、观、群、怨”,既有其文学社会教化作用的一面,也有文学艺术审美功用的一面。
荀子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并提出的宗经、征圣、明道说，对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导夫先路之功。
汉代是《诗经》研究的鼎盛时期之一。
按照传统的说法，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鲁、齐、韩、毛。
鲁、齐、韩三家属今文，毛为古文。
此四家都解释《诗经》，但所解往往不同，同源异流，各自为说。
《毛诗序》抛开了《诗经》的音乐功能，而着重强调它的政治内容和伦理教化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近乎纲领性的诗论。
郑玄是汉代最后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
郑玄的《诗》学著作主要是《郑笺》和《毛诗谱》。
《郑笺》详明而系统地对“兴”意作了全新的阐释，从根本上把握住了《诗经》的文学特质，点明了诗的象征主义特征及文学意味，这是《郑笺》对《毛诗》的突出贡献。
②《毛诗谱》进一步发挥了《毛诗序》中的“《风》、《雅》正变”和美刺说，将“以史说诗”思想的系统体系正式建立了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研究在经学的道路上继续。
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名家王肃，作《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攻击郑玄，从而引起整个魏晋时期诗经学的郑学和王学之争，并涌现出大量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空前发展。
诸多文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对《诗经》进行模仿和引用。
如曹操《短歌行》引用了《郑风·子衿》和《小雅·鹿鸣》中的诗句。
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识到后世文学创作与《诗经》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了《诗经》是后世诗赋创作的源头。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认为诗、赋、颂、铭、箴、诔、碑等文体源自《诗经》,还以《诗经》中诗句为例,指出三、四、五、六、七、八、九言诗亦源于《诗经》。
钟嵘还联系《诗经》为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进行溯源,他认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阮籍诗，其体源出于《小雅》。
③刘勰《文心雕龙》从阐释《诗经》的抒情性出发，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赋比兴进行了重新界定，对《诗经》文学语言特色进行探讨，发前人所未发，真可以说是独抒心得，新颖别致。
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的《诗经》研究，可以说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唐宋《诗经》研究起了奠基性和前导性的作用。
唐代《诗经》研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孔颖达的《毛诗正义》。
它通过注疏的方式阐发《毛传》和《郑笺》，“集《诗经》汉学之大成，保留了汉学《诗经》学的全貌”。
④孔颖达对诗歌语言特征进行了自觉地分析和总结。
他在《周南·关雎》篇的《正义》中,对《诗经》的字词、句式、声韵、章法等几个方面的语言形式特征进行了总结。
⑤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仍为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人所继承,他们推崇“风雅比兴”,提倡“兴寄”,白居易还以“六义”的尺度衡量和评价自周衰至梁陈的文学发展现象。
《诗经》在此时成为引导诗歌创作的旗帜,起着鼓励诗歌和干预社会现实的作用,故而《诗经》“讽兴”的艺术特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得到了诸多诗人的推崇和借鉴。
宋代疑古思辨之风盛行，此时期的研究者开始怀疑《诗序》、《毛传》、《郑笺》，并切实考证，新解频出。
率先向《毛诗》发难的是欧阳修所著的《诗本义》。
继起的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但原书今已散佚。
还有苏辙《诗经集传》等都对《毛诗》持怀疑、批评的态度。
南宋初年《诗》学革新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当为郑樵，所著《诗辨妄》，对《毛诗》进行了猛烈攻击。
郑樵认为“兴”是这种音乐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兴”并不像汉儒所说的那样总是包含深微的意义,而通常只是起一个协韵、换韵的作用。
“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
⑥朱熹的出现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所著的《诗集传》是继《毛诗正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
朱熹主张以吟咏的方法来读《诗》,不是以训诂的方法来读《诗》；反对汉儒以美刺说诗之法,认为诗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抒发,并非篇篇都有着教化的目的。
明代学者比较注重对诗文之法即写作规律的探索,对《诗经》也进行一些艺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
如徐师曾说:“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
是诗以四言为主也。
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
”⑦明确指出《诗经》句式特点是四言为主,杂言间出,诗章结构特征是分章复句。
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以“格法”为中心,对《国风》中之“铺陈”、“转折”、“伸缩”,以及“前后呼应”、“由虚入实”等种种表现方法,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
⑧此外，还出现了钟惺的《诗归》、万时华的《诗经偶笺》等名作。
他们或将自我融入诗中,体会诗中的情味,体察诗人的心灵世界,并对《诗经》进行艺术赏析；或较少摻入个人情感,侧重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批评,第一次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规模性的研究。
与此同时,诞生于宋代的诗话在明代中晚期也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他们基本上认识到了《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把《诗经》作为了后世诗歌的源头和楷模。
在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中文学评点是主流,诗话论说是辅流,经义中的文学阐释也偶尔为之。
清代诗经研究是继汉代以后又一个鼎盛时期。
重训诂的考据学派是主流，传统的思辩学派是分支。
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启源、戴震和段玉裁。
戴震《毛郑诗考证》从音韵的角度考订误字，根据古注以正《传》、《笺》，考订诗篇的时间问题。
此外，还有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等。
思辩派的代表人物姚际恒，其作品《诗经通论》主张从诗篇本文去探求诗旨。
崔述《读风偶识》，他的最大的成就就在于用历史的观念来展开讨论，检验它是否符合历史，考证精辟。
二、20世纪的《诗经》研究20世纪初王先谦在陈乔枞等“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1915)。
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则推重《毛诗》,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竹简等材料，对《诗经》中部分难解的字句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对《诗经》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使我们对《诗经》的入乐情况有所了解。
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对《毛诗序》的批判和对孔子删诗等问题的探究来实现对《诗经》经学性质的彻底反叛。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胡适，主张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
胡适明确指出：诗三百篇不是圣经贤传，“未经孔子编纂删订”，只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古代经师所作的序说，完全是曲解，所以应该推倒封建经学的全部解说，把三百篇当作古代歌谣重新研究。
⑨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和《论诗经和群经辨伪书》明确了新《诗经》学的任务是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在推翻《诗经》圣经地位的同时，这代学人充分肯定《诗经》的文学价值。
大多数学人将《诗经》视为民间歌谣集，并从歌谣文学的特点如比兴、重章叠句等角度探讨《诗经》的语言修辞艺术，如顾颉刚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之后，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等人将现代《诗经》学推向了成熟阶段。
闻一多的论著有《诗经的性欲观》(1927)、《诗新台鸿字说》(1935)等。
郭沫若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通过对《周颂》中《臣工》、《噫嘻》、《丰年》等农业诗的分析考证,进而判定周代社会的性质。
朱自清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研究《诗经》而写作的《诗言志说》、《赋比兴说》则反映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另一个侧面。
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社会科学界无不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系统整理各自的学说。
此期的《诗经》研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余冠英的《诗经选·前言》(1955) 认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它们直接道出了人民的劳苦和抗争。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理论与新视角的再度引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元化取向的新局面。
在语言学与古代音乐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诗经》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对于《诗经》艺术形式的研究多有启发。
语言学方面, 相继出现了王力的《诗经韵读》、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向熹的《诗经语言研究》、杨合鸣的《诗经句法研究》等著作,从声韵、词汇、句法、章法等方面对《诗经》的语言结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注意结合《诗经》的文学特点来对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对于诗体形式研究有一定帮助。
赵沛霖《兴的源起》(1987) 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兴”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兴”产生后给诗歌艺术带来的影响。
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 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方法对《诗经》的文化蕴涵做出全面的发掘和理论阐发。
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 是对《诗经》学史的概括性研究。
参考文献：①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②鲁洪生.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J〕.文学遗产，2006(1)③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第20和23页④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⑤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29⑥郑樵.六经奥论·读诗易法[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⑦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99⑧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⑨胡适.论诗经答刘大白书[A].古史辨(第1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作者简介: 杨淑珍（1966—）女辽宁省阜新人大学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文学教育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9号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014035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