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国民革命

第十六讲国民革命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张太雷。

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联合战线的唯一可行的步骤。

李大钊同意马林的意见，张国焘则持反对的态度。

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但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容更改的决定，则应当服从。

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西湖会议将党外合作改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国共合作酝酿过程中的转折点。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要保持政治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早在1921年12月，马林在桂林访问孙中山时，就向孙中山建议，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党，使其能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

创办军官学校，奠定革命武装的基础，与中共合作，壮大革命力量。

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表示共产国际已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

孙中山表示愿意与苏联结成联盟，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问题会议，会议同意孙中山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拟订改进案和国民党章程。

这次会议和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启动。

11月15日及12月16日，孙中山又先后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改进案以及宣言、党纲、党章问题。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发表，在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公布了保护工农利益的政策。

1月17日，苏联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面，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越飞同意孙中山“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①]的见解，愿意支持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事业。

随后，孙中山指派廖仲恺到日本同越飞就中苏联合反帝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1923年10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研究国民党改组事务。

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各级组织，调查工农群众及中间阶级的状况，指导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等事宜。

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由鲍罗廷起草、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由孙中山审定并提交大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在民族主义方面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在民权方面强调了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民生方面强调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大会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

选举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在41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0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壮大了国共两党的力量，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展开，深刻影响着未来的中国政局。

因此，它以一里程碑式的、标志性的盛会而载入史册。

二、国民革命基地的奠定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宗旨是培植军事与政治人才，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6月16日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孙中山在讲话中说为了完成革命的使命，不仅要有革命党，而且要有革命军。

开办军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2[②]1924年10月10日，正当广州各界热烈庆祝双十节举行游行时，受英帝国主义操纵的广东商团发动叛乱。

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工团军、学生及市民20多人，打伤百余人，抓走数十人。

并到处张贴、散发“打倒孙政府”，“请陈炯明回省主政”等标语、传单，并以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广州城陷入极大的恐怖和混乱之中。

在广州革命政府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在中共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决定肃清广州内乱。

10日夜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作为镇压商团叛乱和处理事变的权力机关。

13日，革命委员会遵照孙中山手令命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要勒令商团军缴械。

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

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商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桂、赣军纷纷投入战斗，很快包围了商团大本营西关。

15日上午，西关商团全线崩溃，迅速被歼，其他各地商团相继被迫向政府缴械解散。

平定商团叛乱，铲除了广州革命政权的心腹之患，保卫了国民革命的基地，为国民革命势力依托立足点，建立战略后方及战略出发点奠定了基础。

1924年1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时，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

1925年1月7日，他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

1月中旬，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决定将所辖之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及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月15日，杨希闵颁布了东征动员令。

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部置东征讨陈问题。

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兵分三路直捣东江。

杨希闵的滇军约3万人任左路，进攻河源、老隆、兴宁、梅县。

刘震寰的桂军约6000人任中路，围攻惠州。

许崇智的粤军约1万人和黄埔军校教导团3000人任右路，进攻淡水、平山、海丰、潮汕。

由于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对东征抱消极态度，因此，担任右路的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及铁甲车队，是革命政府的基本依靠力量。

1925年2月初，以黄埔军校3000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东征军主力由蒋介石指挥开始对陈炯明的讨伐。

历时2月余，战斗数十次，到3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3万多人。

1925年6月4日，在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

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

在工人、农民的积极支持下，东征军于6月12日向叛军发动总攻，13日全歼杨、刘叛军。

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推汪精卫为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5日，国民政府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法》。

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与监督，管理统帅国民政府所辖境内的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

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朱培德、伍朝枢任委员。

8月26日，在黄埔党军第一旅和建国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

黄埔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

谭延闿的建国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1925年9月，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又重新集结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进攻广州，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谴将，与陈炯明遥相呼应，企图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推翻广州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9月28日决定出兵东江、南路。

以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治主任。

10月1日，东征军3万多人出征，10月14日攻占惠州。

11月初，东征军再度收复东江一带，全歼陈炯明部。

以朱培德为总指挥的南征军，从10月底到12月初，先后攻下高州、雷州、廉州、钦州一线，邓本殷部退守海南岛。

12月底，南征军渡海作战，到1926年2月中旬，歼灭邓本殷残部。

经过两次东征及南征，国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广东全省的统一。

与此同时，广西在李宗仁、黄绍竑的领导下于1925年7月实现了广西全境的统一。

1926年1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闿等前往梧州会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商讨两广联合的问题。

2月，广西方面派白崇禧赴广东具体商讨两广统一事宜。

3月，李宗仁宣布广西全省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

李宗仁、黄绍竑的定桂讨贼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6月，黄绍竑按照国民政府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广西省政府机构，并电告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广东全省的统一，促进了两广的统一，增强了国民革命的力量，建立起了国民革命的战略后方和战略出发点，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危机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廖仲恺遭人暗杀，他的死使“国民革命殒一员大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失一位导师”，国民党内“失一柱石”。

3[③]廖仲恺被刺杀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1925年11月23日，邹鲁、林森、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决议。

公开反对联苏联共，破坏统一战线，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会后，他们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

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1925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严厉谴责西山会议的非法性。

国民党内不少领袖及中共党人都对西山会议派展开揭露和批判。

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大上处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在1925年三、四月间先后在北京、广州等地发表讲演，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了《孙中山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

公开歪曲孙中山思想，说孙中山的思想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他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提出要搞“单纯国民党运动”，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气焰，为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夺权准备了理论基础。

1926年1月4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

大会重申了一大的纲领，强调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惩处了西山会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