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东林党

也谈谈东林党东林党后期确实腐败，把持了全国50%的耕地和95%的工商业，却还不想交税，拼命攻击张居正的新税收法。

嘉靖不上朝，从事炼丹。

但是嘉靖这辈子估计80%时间都耗在和文官斗这件事上了，嘉靖不上朝却能人辈出不是偶然。

万历贪财至少他知道东林党是不值得相信的，整个国家都还不错。

虽然在他老师张居正死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

但他知道不能废除张居正的新税收法。

天启专心木工，但他用了九千岁一直逼东林党拿钱出来，让辽东一直保持攻势，内地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

崇祯灭了九千岁，然后相信东林党，那么问题就来了。

之后大明如何？中国如何？李张二贼不是个东西是事实，问题嘉靖万历天启3朝为何没出现李张二贼？下面我来说下，东林党极度腐败，并且明朝末期汉奸多，而以身殉国的忠臣少的原因。

因为元灭大宋时，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精英尽丧，崖山之后无华夏。

不能说全对，也有他的道理。

元灭宋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他把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血性爱国爱民的义士全部杀光，而留下的全部都是些甘当汉奸的软骨头。

万历和天启朝，农业正在崩溃的临界点上，一遇到天灾农民就要流离失所。

所以万历和天启知道不能再从农民身上收税了，只能收商税。

江南那些工商业主自然不甘，他们收买官僚，利用舆论抗争，这才是明末党争的根本原因。

只有崇祯这二货，被东林党一忽悠，不收商税，反而去压榨农民。

这就给明朝后期东林党的腐败已经满清入关后，大明汉奸之多殉国之少，埋下了伏笔。

这帮东林党人和自己穿越来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公知精英。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句话，说是想知道公知精英掌权后是怎么样的，看乌克兰就行了。

其实用不着，翻翻历史看明末的史书就明白，信谁都不能信公知精英。

就比如日后的崇祯帝，也就是现在的信王。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

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

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

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

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

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

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

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

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

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

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

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

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

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

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

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

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

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

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

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

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