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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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基础第一章：总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1.文献释义（1）“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征也；殷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佂之矣。
”（2）《礼记：礼运》篇有类似的文字：“言便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可见孔子所谓“文献”，实际是基于“礼”而言。
（3）儒家的“礼”是囊括国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乃至个人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庞大概念。
如果细分，则号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如此广泛的内容，代代相承延续，显然既需要有成文的记录，还要有熟悉相关掌故和具体操作规程的贤才。
故郑玄注《论语·八佾》篇：“献，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就是以文章、贤才诠释“文献”。
最初郑玄、朱熹把文献分解成两部分，“文”指文章、典籍，即书面材料；“献”指贤人、贤才，实质指贤人所讲述的口头材料。
后来概念发生了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专指“典籍的偏义结构”，单指历史上又价值的文字资料。
（3）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
”由此可见，文献的早期含义，包括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和博学多识、熟悉掌故的贤才两方面。
所谓贤才，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化记忆和口传议论，实际相当于活材料。
（4）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最早以“文献”题作书名。
该书自序阐释文献的意义云：“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汉代今文经学三家诗
汉代今文经学三家诗
汉代今文经学三家诗是指《鲁诗》、《齐诗》、《韩诗》。
《鲁诗》是今文经学中最早设立博士的。
据说为鲁人申培所传，他的弟子有公孙弘、王吉等，因此《鲁诗》在西汉时盛极一时。
《齐诗》为齐人辕固所传，他在汉景帝时为《诗》博士。
辕固传给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后苍，后苍传给翼奉，几经传承，到了西汉末年，《齐诗》也有很大影响。
《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到西汉末年，传《韩诗》的有薛汉、赵子玄、蔡谊等。
三家诗在西汉时都立于学官，兴盛一时，呈现出三家并立的局面。
但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为了政治需要，托古改制，大力推崇古文经学，于是《毛诗》渐渐兴盛起来，而三家诗则逐渐衰落。
到东汉时，《鲁诗》已亡佚，《齐诗》、《韩诗》也仅存《诗经》的部分佚文，至三国魏时完全亡佚。
虽然三家诗后来都失传了，但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对《诗经》的传播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献学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
（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
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
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
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
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
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
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
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
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
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
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
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
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三家诗考》
《韩鲁齐三家诗考》（元刻本）秦燔诗书后，官方禁止民间私藏典籍。
数年后，项羽引兵咸阳，“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典籍文化遭此大厄，可谓损失惨重。
汉兴，官府除挟书之令并派人整理搜求先秦典籍，准许私人传授古学，一些先秦典籍如《诗经》等因此得以逐步整理。
《诗经》由于搜集者和传授者的时间和地域不同，传本和解释也不同，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其传本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书，称今文三家诗，文景时就已立为学官，设博士，盛行于西汉。
据说孔子门人子夏传《诗》，四传或五传而传给鲁人毛亨，这就是大毛公，大毛公传给赵人毛苌，就是小毛公。
河间献王好《诗》，以小毛公为博士，但是未立于中央学官。
《毛诗》，文字为籀文，即篆文，称为“古文”，在民间广泛传布。
到了东汉，大儒卫宏、郑众、贾逢、马融等都传《毛诗》；东汉晚年，郑玄作了《毛诗笺》和《诗谱》，于是《毛诗》盛而三家渐衰。
《毛诗》所以取胜的原因：一是《毛诗》建立了《诗》的“正”、“变”理论，“正风”和“正雅”都是盛时之诗，“变风”和“变雅”都是衰世之诗，这么显得整齐而有系统，二是《毛诗》标“兴义”，提出完整的“六义”（风、赋、比、兴、雅、颂）的理论。
这两点显然胜过三家。
更重要的则是整个经学的变化。
到东汉后期，今文学衰而古文学盛，《诗径》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还应了解，在汉代，《诗经》并未被看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作为经学来研究。
此《韩鲁齐三家诗考》六卷。
宋王应麟撰，元泰定四年刘君佐翠岩精舍刻本。
框高十九．二厘米，宽十二．七厘米。
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卷首为：元延祐甲寅（1314）胡一桂序，次三家诗传授图，韩鲁齐三家诗考目录，卷一至六。
此本刻于何时何地，书内已无直接证据，但从胡一桂作序之延祐元年看，其付梓时间大概离此不会太远。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与此本相同本（卷首多：景定五年翁伯学序，王应麟序），杨氏海源阁《楹书隅录》卷一著录，谓“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元刻元印，楮墨绝佳”，“此本六卷，犹是王氏旧第”，“卷前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木记，即此本也。
《史记》研究的重要书目
《史记》研究的重要书目1、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此本是新式点校的唐代三家注合排本，1959年初版，直行繁体字排印，分装10册，235万字，多次重印，影响较大。
所谓三家注，是在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的“索隐”之外，加上了张守节的“正义”。
点校本《史记》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底本，这就保证了迄今为止《史记》校勘的最佳质量。
因为金陵书局本经过晚清著名校勘学家张文虎与唐仁寿校订。
张、唐二人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又博采宋元明清诸善本汇校汇考，又采择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史记考异》等书成果，详为校勘，考其同异，精审采择，世称善本。
点校本在此基础上参考稚隆的《史记评临》、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张裕钊校刊的归方评点本和吴汝纶点勘本等的句读。
2、《史记全本新注》张大可注释。
三秦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2年再版，2000年华文出版社重出，简称《史记新注》。
全套精装4册，200万字。
《新注》以阐明司马迁一家之言为宗旨，打破传统旧注的局限，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注释体例，包括序论、五体说明、解题、段意、简注、简论等六项内容。
3、《史记考索》朱东润著。
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1948年再版。
全书收入18篇，约14万字。
讨论史例者四篇，论史实者3篇，论史注者4篇，辑佚3篇，附录史公年谱订正、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史记》伪窜等考辨文4篇。
作者卷首小识记述作之因，为诸生讲演《史记》，所论为开课专题。
时值“乡邑沦陷”，艰苦抗战的1939年，客居于四川乐山，“箧笥既乏”，所据仅《史记会注考证》、《一切经音义》数种资料。
正由于此，使得本书具有以《史记》考《史记》的特点，即以司马迁自己的阐述为依据，用《史记》赞序与传文比照，以“三家注”为佐证，对《史记》断限、体例、史实抵牾、伪窜、异文等问题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由于条件所限，朱东润的立论与疏证较为简略，但都是神思熟虑依本证为言，合于史公大旨，对读者掌握《史记》本义很有启迪。
以《诗经》为例的满译汉籍文献编目研究
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3期TUSHUGUANXUEKAN NO.3,2021以《诗经》为例的满译汉籍文献编目研究金华（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天津300134）［摘要］满译汉籍文献，作为满语古籍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满文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与清史的重要文献学资料。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欣赏、解读与传承。
随着满汉融合的推进，清代文人对《诗经》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翻译与厘定，形成了多种版本的满译汉籍经典。
由于编目理论与技术限制，现存的文献编目数据不能准确描述与检索满文文献。
以相关编目理论标准与现行编目实例为依据，可以从题名与责任者信息、文献细节描述、版本流传信息、主题与分类著录，以及电子书目信息几大项改进满译汉籍文献书目数据的编制工作，实现编目数据的聚合检索与全球共享。
［关键词］编目诗经满文书目数据［分类号JG254.31引言满族入关之前，为了改善“无书可用”的状况,皇太极下令让达海“定国书字体，译《通鉴》《六韬》《孟子》《大乘经》《三国志》”“等书。
满族入关以后，定满语为“国语”，推行文教政策，大量的汉文典籍被翻译成满文，供八旗子弟习读。
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十年（1671）,成立内翻书房（dorgi bithe ubaliyambure boo）,"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叫这一举措,推动了满译汉籍文献的蓬勃发展。
现存满文古籍文献作品中，满语原创书籍甚少,主要是汉文典籍的译作,其文献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哲学、宗教、民俗、医药、文学、天文、地理、水利等方面。
清朝文学类的满译汉籍文献总计约一百五十余种，诗词方面，以《诗经》《汉文诗满译》《翻译词联诗赋》等为代表;散文方面,则包括《论语》《孟子》《老子》等诸子文集，及苏轼、欧阳修等唐宋文学大家的译作冋。
汉文版《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是现存最早的汉文诗歌总集。
它收集了约五百年间的三百o五篇诗歌，举其整数，省称诗三百严又称《诗》，是儒家经典之一。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一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
“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
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
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
《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
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
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
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
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
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
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
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
'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
浅谈《诗经》研究的传统与当下思考(一)
浅谈《诗经》研究的传统与当下思考(一)论文关键词：《诗经》传统现代论文摘要：《诗经》是中华民族的元典，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
两千多年来的《诗经》研究形成了《诗经》学，今天研究(诗经)应有新的视角，如文化学的视角、原型批评的视角、比较文学的视角、新的伦理学视角，以期在传统研究延续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与突破。
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己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
虽自先秦以降，经历了文献载体的变迁和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但世人对这一中华元典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
《诗经》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既要掌握《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总结其不足和失误，在新的视角和高度上去探索这一重要元典的当下意义。
一首要的问题是，研究《诗经》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研究的题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们先不讲《诗经》作为认识古代社会和研究古代历史的文献学价值，单就其创作艺术及文学功用而言，它不但对中国诗学体系及创作精神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诗歌学的发展及文论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怀民生，贴近生活，批评社会黑暗，追求人类理想的精神也已经纵贯古今，积淀为民族文化意识。
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史》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
”不但中国文论体系深受《诗经》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体系及诗性言说特征等，也都与对《诗经》的文化阐释、接受、传承的连续机制密不可分。
从《诗经》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生成特点，言说方式、思维特征等诸多内容，是解答古代文学及文论“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径。
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
此之谓元典，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即为一种本源意义的哲学文本或者诗性哲学，是其他阐释文本的元语言和元符码。
文献学笔记
1，文献：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文”指典籍。
“献”指贤才。
2，甲骨：指龟甲和兽骨。
a，王懿荣，是最早收藏和鉴定甲骨文的人。
b，刘鄂《铁云藏龟》六册，是甲骨文问世的第一部著录之书。
c，孙诒让《契文举例》二卷，是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人。
3，金：我国先秦时期称铜为金。
金文，主要指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有其他少量金属（铁，金银器等）。
4，《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
5，青铜器的种类名称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农器，度量衡，钱币，符玺，日用器（铜镜、灯）中国第一个青铜器（毛公鼎）的收藏者：陈介祺。
6,石刻文字分：碣、摩崖、碑。
石鼓文，亦“猎碣”，字体大篆，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刻石。
7，儒家经典刻石：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西安碑林）、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
佛经，房山石经8，竹木;竹，主要是劈成长而窄的竹片——木简；木，既可以辟成长而窄的木片——木简，也可以做成较宽的木板——方版（也叫牍）；竹简，又称杀青简，汗简，汗青9，帛：书称“篇”，图称“卷”10，国外早期书写材料：莎草纸，羊皮纸，贝叶11，莎草纸：又叫纸草纸，埃及纸12，纸质文献的装潢形制：卷子→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平装，精装。
13，文献载体:甲骨,金,石,竹木,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纸,胶片,软盘,光盘.14，文献的形成：著，述，编，译。
著作：强调无本于前,前始未有;述：古已有之,有研承因;编：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
编篆成果有：总集，类书，丛书，档案类编，资料摘抄；译：佛典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
1，释道安及弟子编集我国第一部译经总目—《众经目录》，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
2，鸠摩罗什，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从他开始；3，玄奘，《会宗论》《制恶见论》，大乘天、解脱天15，文献的流布：讲唱，镌刻，抄写，印刷，摄影，微机输入，激光扫描16，收藏与散佚1，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2，魏，郑默，《中经》；荀勖《中经新簿》是第一部见于史载的四部目录3，北宋，宋太宗，三馆，亦“崇文院”，昭文书库（东廊）、集贤书库（南廊）、史馆书库（西廊四库）；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4，明，南京国子监，北京翰林院5，清，《四库全书》，翰林院17,版本:指雕刻木板刷印的书本,板本有写本、活字本、批校本、手稿本。
古典文献学知识总结
古典文献学知识总结古典文献学1、传说中最古老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2、最早的传世文献：《易经》《诗经》《尚书》3、儒家早期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4、三豕己亥5、汉成帝河平三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校中秘藏书，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
6、叙录汇编成《别录》，起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开创中国古典目录解题的范式。
刘向、刘歆父子中国古典目录学、校勘学的奠基人。
7、《别录》《七略》散失，但分类思想基本内容保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8、东汉定经书文字，“熹平石经”蔡邕隶书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朝廷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官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于碑，使工用汉隶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熹平石经”该石经六朝后渐散亡，现有残石存世。
9、三玄《周易》《老子》《庄子》10、《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史部是新增加的一大类别，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典书目的主流。
11、三体石经：又称为正始石经。
魏废帝齐王芳在正始二年，安排人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
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全的《左传》12、唐代《史记》学上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贞和张守节，分别著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合称为“《史记》三家注”。
13、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本，研究《文选》在唐朝成为专门学问，号称“《文选》学”14、唐代的石经提议与大和元年，开雕于大和九年，雕成与开成二年，故称开成石经，其规模在唐前石经中是最大的。
15、李昉、徐铉《太平御览》（综合性类书）《太平广记》（专科性类书），《文苑英华》（诗文总集）上续文选，王钦若、杨亿《历代君臣事迹》称为宋代四大书。
16、金石考据学，欧阳修《集古录》，金石学著作赵明诚《金石录》吕大临《考古图》17、公私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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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第32卷第1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Jan. 2017Vol.32 No.1【《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史记》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吕冠南(山东大学文学院，济南250100)摘要：《史记》三家注包括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这三部书 对《史记》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三部书引录了很大比例的《诗经》学著作，在《诗经》文献学方面 也有一定的价值。
自《史记》三家注中各举一例，论述这三部书在《诗经》文献学，尤其是《韩诗》文献方面 的价值所在。
三个例子分别是：以《史记集解》引《韩诗章句》对《广韵》“耀”字条的《韩诗》材料进行辨伪；考证《史记索隐》中引用的“诗传”实为汉儒毛亨所作《毛诗传》，而非《韩诗传》；自《史记正义》补出旧本 《韩诗外传》的佚文。
关键词：《史记》三家注；《诗经》文献学；《韩诗》；《诗传》；《韩诗外传》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5128(2017)0卜0066-04收稿日期=2016-11-2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日本诗经传播研究（13YJC751081)作者简介：吕冠南（1989—），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 献研究。
由南朝宋代史学家裴麵《史记集解》、唐代史 学家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构 成的《史记》三家注，在《史记》研究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这是史学史的常识。
读者只要接受过基本 的史学训练，都熟悉与三家注相关的各种情况。
但是，若在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分析三家注，可以 发现这三部典籍的价值绝非单一地体现在史学领域，它们的意义还体现在保存前代经籍方面，这便牵涉到三家注的文献学价值。
以《诗经》研 究为例，三家注征引了不少《诗经》学方面的材料，由于其中有些著作亡佚已久，幸有三家注的 零星征引，才得以考见其吉光片羽。
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在《诗经》文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因此故，本文自《史记》三家注中各揭出 一例，用以显现这三部书在《诗经》一尤其是汉 代今文《诗》学代表《韩诗》学派一文献学方面 的价值。
这三例或有助于校正《韩诗》文本原貌，或可辨析《诗经》文献之归属问题，或可据以辑补 不见于今本《韩诗外传》的佚文，虽然作用有别，却无一例外地围绕着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而展开。
_、裴驷《史记集解》引《韩诗章句》的文献价值宋初学者陈彭年在《广韵》卷三对“耀”字进行 了下述解读:“耀耀，往来貌。
《韩诗》云：‘耀歌，巴人歌也。
’，’⑴276这条注文看起来并无问题，所以不 少著作都引用过它，而且似乎特别重视其中所引 《韩诗》的价值，将其视为珍贵的《韩诗》遗说。
例 如明代后期冯惟讷在《古诗纪》卷十就引用过这条 材料，并将书名题为《韩诗内传》，后附自注曰：“巴人耀歌。
，’[2]«清代辑佚学大家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则将之视为《韩诗故》加以辑录。
冯、马 二氏的根据都是《广韵》“耀”字条的注文，从中不 难看出这条《韩诗》材料的影响。
但是，也有学者 对该材料提出疑问，这以清代最负盛名的小学家段 玉裁为代表。
段氏在《说文解字注》第十二篇下 “耀”字条下，对《广韵》之文进行了辨析，他说: “‘《韩诗》云’三字当在‘耀耀’之上，其下六字乃 张载注左语也。
，’[3]620按照段氏之言，《广韵》之文2017年第1期吕冠南：《史记》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 67 •存在错简情况，乙正后应写作:“《韩诗》云：‘耀耀, 往来貌。
’耀歌，巴人歌也。
”这样一来，前人对《广 韵》“耀”字注文的理解便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主 要表现在《韩诗》遗说究竟是“耀耀往来貌”还是 “耀歌巴人歌也”。
这直接关涉《诗经》文献学中的 材料真伪问题，需要加以考证。
段玉裁并未对他立论的依据作出详细的说明，但是现在通过裴麵在《史记集解》里引用的一条材 料，可以证实段玉裁的判断是正确的。
裴麵所引的 那条重要材料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七十 八《春申君列传》：韩婴《章句》曰：“越越，往来貌。
获，得也，言越越之毚兔。
谓狡兔数往来逃匿其迹，有时遇犬得之。
，’[4]3105裴麵引录的这条材料有个小误，需略加辨析:韩婴是《韩诗》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儒林列 传》记其曾“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 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4]4077，但不 曾作章句。
真正为《韩诗经》作章句的是东汉学 者薛方丘、薛汉父子,他们的著作名为薛君《韩诗 章句》，曾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韩诗》二十 二卷，薛氏章句。
，’[5]915裴麵这条材料实际上是薛 氏父子的《韩诗章句》，其作者并非韩婴。
清人柯 汝锷《瓮天集》卷十一曾引《集解》此条注文[6]2"9，已将书名改为《韩诗章句》，符合文献事实。
《史记集解》所引的是解释《小雅•巧言》“趲趲毚兔，遇犬获之”的章句，“趲”与“耀”为一 音之转，可证真正为《韩诗章句》佚文的是“耀耀，往来貌”，而不是“耀歌，巴人歌也”。
段玉裁对 《广韵》这条材料的校证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唐 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有一条强证，足以支持 段玉裁的判断。
该书卷六“佻佻”条说到“《韩 诗》作‘耀耀’，往来貌，’[7]131，这是与《广韵》完全 相同的字句，更可证实《韩诗》确有“耀耀，往来 貌”之文。
很明显，有了裴麵《史记集解》所引的这则《韩 诗》，不仅澄清了《广韵》“耀”字条注文的错置，还 有力证明了这条材料是《韩诗章句》一书的遗说, 而不属于冯惟讷和马国翰臆断的《韩诗内传》或 《韩诗故》。
在有效还原《韩诗》遗说本来面目的同 时，还对后世辑《韩诗》的错误加以纠正。
在这个 意义上，《史记集解》对《诗经》文献的校勘提供了 重要的佐证价值。
二、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诗传》考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共引用三则名为《诗 传》的材料，为了论述之便，先一并录出：⑴《诗传》曰：“大曰橐，小曰囊。
，，[4]3篇-3507(2) 《诗传》曰：“沮，止也，坏也。
，’[4]3531(3) 《诗传》云：“赤黄曰辟。
，，[4]3765由于司马贞引用这三条材料时,仅将书名标为 “《诗传》”，并未明确指出这部《诗传》究竟属于哪 一《诗经》学派，所以为后世学者使用这批材料制 造了困惑。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清代著名学者阮元, 他曾作有一部专门辑录汉代三家《诗》佚文的学术 著作《三家诗补遗》，并将上引第二条材料作为《韩 诗传》而辑入书中。
阮氏这一做法,显然有悻于文 献引录的惯例，因为他在毫无依据的情形下，将原 始文献的“《诗传》”径易为“《韩诗传》”。
当然，这 种情况在清人辑佚书中是比较常见的。
例如黄奭 《韩婴诗内传》曾据《汉书•天文志》辑《韩诗内 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犹长也。
日食则不臧 矣。
”但是覆按《天文志》原文，仅写作“《诗传》曰，’[8]579，并未确指为《韩诗内传》。
黄奭将其视为 《韩诗传》，是缺乏文献依据的。
王先谦《汉书补 注》引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谓“此《齐诗传》”，也 同有武断之嫌。
由此可见，清人的确存在将前代典 籍所引的不明来历的“《诗传》”随机安置到三家 《诗》名下的情况。
但是阮元所面临的文献情况，并不像黄奭或 陈乔枞那样匮乏，后二者所接触的“《诗传》”确无 其他传世文献可以印证，所以他们才做出《韩诗 传》或《齐诗传》的判断。
阮元所利用的《史记索 隐》所注《诗传》，却有传世的《毛诗传》可资比 勘,在这一条件下，完全可对《诗传》的本质作出 判断。
通过阅读《毛诗传》，可以证实司马贞所引的 第一条和第三条《诗传》实际上都是《毛诗传》。
第 一条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七《大雅•公刘》“于橐于囊，’句下[9]1609，只是《毛诗传》原文作“小 曰橐，大曰囊”，恰与《史记索隐》的引文相反，当是 司马贞一时疏忽致误。
第三条见《毛诗正义》卷二 十《周颂.駟》“有骊有黄，’句下[9]2048,《史记索隐》•68.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2卷引文与之全同。
现在需要着重讨论第二条，也就是被阮元认定 为《韩诗传》的那条。
通过与《毛诗正义》的比勘,可以证实这一条《诗传》仍然是《毛诗传》。
但与第 一和第三条略有不同的是，这条《诗传》是司马贞 将两条《毛诗传》合并而成的，可能正是这一原因，导致阮元作出了误判。
司马贞引此条《诗传》包含 “沮”的两部分训诂，一是“止也”，一是“坏也”。
按《小雅•巧言》“乱庶遄沮”句下《毛诗传》曰：“沮，止也。
，’m■《小雅.小旻》“何日斯沮，’句下 《毛诗传》曰：“沮，坏也。
，’[9]1°56可见司马贞所引的 这条《诗传》是对上述两条《毛诗传》的合并书写, 并非阮元假定的《韩诗传》。
论证至此，则《史记索 隐》引录的《诗传》均系《毛诗传》之节称，已成定'4-h谳。
实际上，综观《史记索隐》引用《诗经》学著作 的体例，除了上引三则模糊的《诗传》，其他往往 都是较为具体的。
以《韩诗》著作为例，《史记索 隐》都是冠以确切的“《韩诗》”字样来征引。
例 如《史记•天官书》，《索隐》注：“《韩诗》云：太白 辰星，出东方，为启明。
昏见西方，为长庚。
，’⑷1526-1527再如《留侯世家》，《索隐》注：“《韩 诗外传》曰：商容执羽钥，冯于马徒，欲以化纣而 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山。
武王欲以为三公，固辞 而不受。
，’[4]2611都是明确标记源出《韩诗》或《韩 诗外传》的。
究其原因，可从《韩诗》学派著作在 唐代的传播情况来分析。
初唐魏徵等人所编《隋 书•经籍志》在谈及《韩诗》学派的时候，说道：“《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5]918可见在唐代，《韩 诗》著作已属于鲜有问津的僻书，所以司马贞引 用这一学派的著作之时，往往标记得较为具体，以免引发歧义。
而《毛诗》学派则畅行于唐代经 学界,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下，将《毛诗传》省作《诗 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诗传》是那个时代的 《诗》学范本，人人皆知。
从这一层面来分析，司马贞也不太可能将不常见的《韩诗传》轻易简称 为《诗传》。
本文第一节借助《史记集解》考证《广韵》所引 《韩诗》佚文，尚属对《韩诗》学派内部的文本进行 辨析;而对《史记索隐》的《诗传》进行考释,则可以 纠正阮元误《毛》为《韩》的疏失，从而澄清了一条 《诗经》文献学的疑误材料。
三、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载录的《韩诗外传》佚文《汉书•艺文志》著录《韩诗外传》共六卷，而 今本《外传》为十卷。
很明显，今本已非旧本原貌，其间或有后人增补的条目，或有旧本散失的佚文。
就后者而言，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引用过某 些片段，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韩诗外传》旧本的某 些原貌，在《诗经》文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辑佚价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