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_价值与认知视域下的环境冲突及其伦理调适_张保伟

收稿日期：2012－05－16作者简介：张保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发展问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生物技术恐惧心理的社会影响”（编号：12BZX027）；河南省高校哲社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项目（教社科［2012］1176号）；河南省教育厅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编号：ZS03）。

利益、价值与认知视域下的环境冲突及其伦理调适张保伟（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从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维视域出发，分析了环境冲突的形成原因，考察了环境伦理对环境冲突的调适机理。环境冲突是社会主体利益、价值、认知多元化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彼此间独断性的对立和冲突转向建设性的生态与互动，是化解环境冲突的根本路径。对此，环境伦理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环境伦理通过对环境价值的辩护，将自然拉进道德关注的视野，塑造和影响人们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结构，调适人类社会中工业文明以来不断制度化的生态缺失，从而作为一种积极的要素，推进各主体的利益、价值和认知由对立和冲突走向彼此共存的生态互动。关键词环境冲突；环境伦理；实践困境；利益冲突；价值生态；认知冲突；伦理调适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8－015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22

在一般意义上，环境冲突是主体（人）与对立方（自然、人）之间的一种对抗性互动过程，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由作为类主体的人类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实践而导致的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立；后者则是对人类内部而言的，表现为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抗。但从根本上讲，“类主体”可以作为审视环境问题的理论视角，却很难成为现实实践的主体，自然环境也缺乏与人对等的道德回应能力。而在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必然会传导至社会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因此，人们通常将环境冲突定义为因环境问题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伴随着对环境问题日益深入的反思，环境伦理已经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境伦理研究，重新审视了人类的价值观，考察了自然的价值和权力问题，论证了人类行为的价值规范和环境责任，在从物质生产、政府决策、日常消费等日益广泛的领域内充当着激进的批判者。正如贝克所讲，“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到生态伦理学抨击的人。”［1］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冲突集中体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伦理实现的困难性。环境冲突展现出的，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直接的是对生存于环境中的人的伤害。它不仅成为人际伦理和环境伦理对话的平台，也由此成为环境伦理介入现实的重要领域。深刻分析环境冲突产生的根源，认识环境伦理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可能具有的价值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现实问题。

1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维视域下的环境冲突

成因

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环境冲突有其发生发展的一般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主体挫折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否定性行为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冲突的主体是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得群体［2］。就其过程而言，环境冲突汇聚了环境问

题与社会问题，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情况下受害者的集体行动。于建嵘在分析农村环境冲突事件时指出，环境冲突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引进污染企业，民众因污染受害四处告状得不到处理而采取自救式维权；地方政府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动用警力，进而发生警民冲突，维权民众被以妨害公务罪或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厂矿企业，而随着地方政府包庇或推卸责任，地方政府或主管官员的不作为和'恶'作为也在民众控告之列。因此，冲突的主体包括政府、污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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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23卷第8期CHINAPOPULATION，ＲESOUＲCESANDENVIＲONMENTVol.23No.82013业和受污染的民众［3］。对环境冲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冲突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社会各方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认知冲突综合作用的结果。1．1环境冲突的利益维度：从利益多元化到利益冲突人类对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不论是清洁的水、空气，还是土壤、动物、植物、矿产资源，这些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都只能来自环境。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永续利用既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个体良好生存的需要。因此，环境利益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利益诉求。当某些个体通过自身对环境的影响而威胁到他者的利益时，就会造成冲突。在市场机制中，利润是企业的直接目标和核心利益。由于环境的公共属性和市场环保机制的缺失，企业具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聚敛财富的倾向，而缺乏保护环境的动机。其结果，作为污染者的企业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公众（尤其是居民）却被迫承担了由此而带来的代价。污染直接影响了他们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不仅降低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严重威胁到了其生命健康和基本生存。一个个被称为癌症村、垃圾村、毒地的污染场所，集中体现了这种影响及其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和生命健康的摧残。在这种意义上，环境冲突中企业的种种行为，只是为了私己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民众的过激行为，则成为生存威胁所激发出来的充满悲怆气息的为生存而战。相对而言，地方政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既有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企业是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利税的主要来源。其直接表征就是直接影响官员绩效和仕途的数字———GDP。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污染企业是监管者与被监管的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以及科学发展态势，也是其不得已地考量。而且，这种考量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一再提升而得到强化。但从个体角度来讲，如果不被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成为切实影响其前途的关键指标，干部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就只能取决于官员的自觉性和区域发展特质。而即使将环保纳入考核体系，由于环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实质性的环境保护难以在短期内奏效，由绩效考核而激发的环保动机也很难单方面取得预期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冲突首先是一种利益冲突，是不同群体在环境资源和环境利益分配的冲突。它源于环境的公共性与环境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而导致的利益分割，既是企业个体和官员私己利益与公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是面向未来的长远利益与短视的暂时利益之间的冲突。1．2环境冲突的价值维度：从价值多元化到价值冲突利益并非完全自明的概念，对利益的认识、判断和获取，与价值观存在关联。任何利益主体都可以找到为其利益辩护的价值观念，而这种选择的价值观又会反过来合理化其行为。因此，环境冲突利益层面的冲突，更深刻地源于价值观的冲突。现实情境中，政府、居民和企业等“每一主体都必然要首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进行选择，这就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多元化立场和态度。”［4］有调查表明，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这种环境价值认知的明显差异，直接影响着其对环境污染的价值判断和态度。站在经济发展的立场上，地方政府往往会认为，“总不能不发展吧”，“发展总是要有代价的吧”，并据此秉持一种“应该”的态度，把特定区域视为整体发展所不得不牺牲的“局部利益和个别利益”，有意无意地容忍污染，甚至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代言人。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固有的惯性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环境上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经济发展之初会导致环境恶化，但其结果最终将会改善环境），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在污染企业对当地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与政府官员利益直接关联时，这种理论的官方认同尤其强烈。对于居民而言，环境是其终生居住的家园、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环境污染所破坏的，不仅仅是自在的环境，而重要的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因此，居民更倾向于对污染问题的零容忍，因为哪怕是仅有的一次污染也可能使其受到严重影响，承受不可承受的代价。而在社会关注和居民的反对之下，作为污染者的企业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达致价值观层面的认同，因此不能通过技术创新而适应公众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实质性的转变，而往往只是做一些姿态上的表示和附庸式的迎合，或者采用非法手段躲避监管，或者通过与某些政府部门的合谋，推诿应负的环境责任，拒绝向居民妥协。总之，企业一如既往的牟利驱动，居民难以消解的质疑和批判，官员“为老百姓办事，为什么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的抱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民众权益的有意冷落和“不管他们，该怎样怎样”的现实选择，既出自各自的价值

理念，也成为环境冲突各方博弈的基点。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冲突不仅是各方基于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冲突，是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冲突，也是国家和区域层面不同发展观之间的冲突。1．3环境冲突的认知维度：从认知多元化到认知冲突

环境冲突往往并非一蹴即发，而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问题出现后，群众长期反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政府部门对问题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决策延误；领导和工作人·551·

张保伟：利益、价值与认知视域下的环境冲突及其伦理调适员不能及时引导群众理性地认识污染治理的科学规律；在事件发生后不能及时听取专家意见，盲目决策，缺乏应对复杂情况的经验和手段；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应对能力明显不足［5］。这些问题的持续性存在，导致冲突事件的最终爆发。从上述冲突的形成过程来看，正是相关各方对环境污染及其影响的认知差异，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沟通的缺乏和失效，导致了环境冲突。从执行的角度看，“基层官僚视自己为决策者，他们所作的决定是基于对规范的选择，而不是对法律、程序或政策做出回应的机能。”［6］在实践上，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判定，主要依据片段式的执法检查和技术评估；而公众尤其是居民则是凭借其常态化的生活体验和近距离接触。居民在常态化的生活接触中，深刻体验到环境污染对自身及身边的人带来的直接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科学资源，他们所赖以判断和决策的，除了一些常规知识以外，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和生活经验。正如史蒂芬·布雷耶所讲，“当公众声称某物质有危险时，科学家和规制机构很难去加以回应”［7］。污染物的判断和责任认定，存在客观的困难，如污染源的多样化和异质性，污染时间和地点的动态性，污染物影响机理的复杂性，凡此种种，既使得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得到确认，也使得来自居民的诉求很难得到相关机构的有力支持。而且，在片段式的检查中，污染企业总是可以调动财力、物理和社会资源来应付（甚至是违法手段），从而影响政府的检查和判断。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行动所依据的并非纯粹客观的现实，而是其知觉到的现实。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种种恶果，也只能在进入公众知觉的视野后，才是现实的存在。相关各方认知层面上的重大差距将可能导致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质疑。在居民看来，政府在谈起宏观层面的理念时，往往是言之凿凿，但在处理具体案例时，又往往相互推诿，言之不详。而政府树立的诸多被冠以“绿色企业”、“污染减排领军企业”的企业，却被民众视为污染大户，不乏环境恶举。政府决策者或执行者并不是污染区域的居住者，他们解释的逻辑和村民的生活逻辑存在严重不对等。而居民如果长期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符合其生活经验的解答，就有可能停止对政府的期待，而转向自我行动。从根本上讲，由于环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全局性和敏感性，政府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在所难免，但公众认同感的缺失，将会使其成为恶化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要肇因，并由此导致双方的对立和对抗。综上，环境冲突是主体利益、认知和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才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难以在多方反复的博弈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最终演变为包括武力冲突在内的社会冲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