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1 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李钦彤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从最初的《红高粱》的发表到现在面世的《檀香刑》，莫言的作品中一直存在对暴力的描写，他以独特的感官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莫言展示人性的残忍，并揭示这种暴力残忍形成的原因，即源于生活的苦难对权力的渴求。他从儿时的饥饿、孤独的生存体验出发，以一种悲悯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暴力，希望以此来拯救人类的灵魂，给人们以希望。 关键词:暴力 苦难 权力 悲悯 自《红高粱》发表后，莫言一炮走红，他以奇绝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觉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莫言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的语言和包容一切、容纳百川的叙述在当代文坛上具有别具一格的风采，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成为其梦魂萦绕的叙事空间，如同苏童的枫杨树故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李锐的吕梁山，已成为一个文化地理空间。依托于高密东北乡，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家族》、《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神聊》、《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既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抗日的血泪牺牲，也有奇人异事，鬼怪神魔，土匪强盗往来其中，奇人异士络绎不绝。相对于余华的“文学的减法”①，莫言则是文学的加法．．，过去和未来，外在和内心，客体对象和主体意识，社会历史和个人记忆，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的作品都打上了这种商标，在《红高粱》中，莫言讲述了在红透半边天的高粱地中，土匪余占鳌的英雄史和风流史，描写他的狂放不羁，有情有义，让人想起同样发生在山东境地的水浒英雄，聚义梁山，替天行道。《檀香刑》中则塑造了民间艺人孙丙的英雄形象，再现义和团的英雄事迹和民族气节。《红高粱》是其代表作，也是其成名作，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历史观和叙述视角以及对暴力、死亡的审美感觉打动了读者；《檀香刑》同样以残酷的刑罚挑战着读者的心理和生理，从始至终，莫言对暴力有种特殊的迷恋和迷惑，念兹在兹。本文试图分析莫言作品中暴力的描写，暴力背后所揭示的苦难、权力、人性以及作者创作的心理、心态。

一 从功利到审美 《红高粱》让莫言成名，在莫言笔下，抗战历史吸取了红色经典的粉饰铅华，被还以民间的本来面目，他以“灵性激活历史”②令读者为之振奋。同样，也以其对暴力、死亡的直面描写而令读者胆战心惊，觳觫不已。犹如红透半边天的红高粱，暴力鲜血弥漫于空中，在高粱地中氤氲不散。余占鳌为了自己的情欲，剥夺了吃拤饼的人的生命，血洗了单廷秀父子一家，并占了人家的房子。作品中更令人侧目的是活剥罗汉大爷的血腥描写，莫言动用自己独特的感觉，把视觉转化为听觉，以审美的姿态描写血淋淋的场面，挑逗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品）这一切的暴力描写都是为了表现高粱地东北乡人民的骁勇血性、狂放不羁而服务，余占鳌的血气方刚、敢做敢为，罗汉大爷的英勇不屈，即使是强奸犯余大牙，在临死时也表现了英雄气节。这是一群不适合用传统的道德伦理来评判的人，道德在这里延迟，更多被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体验。为了表现土匪所体现出来的原始生命力，叙述者以一种独特的激情和叙述腔调认同了这种暴力以及鲜血，而不自觉掩盖了其他生命的意志和价值。于是，单廷秀、单扁郎便成了这种叙述的牺牲品和淹没者，同时，这种情感倾向也淡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这种创作不由得让人想起土匪黑社会的经典代表作品——《水浒传》。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英雄好汉，江湖义士，他们聚义一堂，替天行道，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暴力、战争、死亡、血腥。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作者将过程一笔笔细细写来，巨细无遗，细致而酣畅淋漓，色香味俱全。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飞浦楼，将张都监府上的人全都认认真真地杀了，一个也不放过，丫鬟、佣人也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李逵劫法场，沿着浔阳城临长江的大道突围，挥着板斧一路砍杀，见一个杀一个，连老百姓也不放过，砍上了瘾，沉醉其中，有乐而不思其返的味道。（作品）这一切都源于叙述者施耐庵的认同叙述，他的一种激情，一种欲望宣泄，一种愤懑情绪的排遣。在这里，读者出于对镇关西、张都监的愤怒不平，认 2

同了作者的叙述，鲁智深、武松们的暴行便得到了认可，甚至是赞许。在读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鲁智深的包打不平激情的双重作用下，镇关西的生命从那一刻起便不再属于他，他本人的主体意志和生命权利便被剥夺了，成了暴力的牺牲品。但是，在正义的名义下，暴力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如果是这样，正义便成了暴力的同谋，成为杀戮的共犯，共同掌握着生杀大权。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私淑前人的良苦用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主题对于叙述腔调、情感倾向的制约，《水浒传》中为了塑造一个流传千古的黑社会，而放纵了暴力的横行，为了表现高密东北乡人民的血性、野性、豪情，莫言同样认同了这种暴力的泛滥；另一方面，便是中国作家内心精神结构的一脉相承：即是对暴力的渴望和迷恋。“中国文化有极其冷酷无情，极乏人文气息的一面。无论是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还是就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心深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④但由于法制的规训和刑法的惩罚和恐吓功能，人们的这些欲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于是作家便诉诸笔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生活是规范的，是受到限制的，而写作则是随心所欲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和生活的常识不允许这样，因此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⑤暴力以其是内心的渴望，故而使作家心醉神迷，念兹在兹，成为表现作家内心欲望和笔下主人公的原始生命力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不仅如此，在暴力和生命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暴力与性也有暧昧关系，我们得小心翼翼从文本中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将其剥离出来。《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风流史都与暴力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抢亲，野合，都以暴力为依托。战争的残酷也决定了暴力与性的存在意义，当人的生命时时处于死亡与毁灭的阴影下，就特别渴望着它能迸发热力与激情。 中篇小说《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黄胡子与副官长为了争夺“玫瑰”，结下了仇怨。怯于副官长的武力，黄胡子将愤怒、仇恨转移到了红马的身上，他毒打红马，赛马时，他在马鞍中放了针，导致副官长的失败，让司令把玫瑰抢走。然后，他将自己一手导演的败局的失败的仇恨都转向了副官长，在相互厮打中杀死了对方。在作品中，马的意象一次次出现，马的奔跑姿势，昂首嘶鸣的形象，被认为是男性的象征，是性的升华——生命的自我实现的象征。⑥黄胡子一次次毒打红马，象征着他的情欲的难以实现的愤怒，暴力由此而产生。黄胡子这个人物，让人很容易想起苏童《十九间房》中小兔、小鼠式的人物——春麦，怯懦的春麦面对土匪头子睡自己的老婆，敢怒不敢言，无奈中，把仇恨发泄在老婆身上，手中的砍刀没有砍向土匪头，却落在妻子的手臂上。在暴力的对抗中，暴力最终指向了更弱的对象。女性又一次成了男人争权夺势，争夺欲望权的牺牲品。短篇小说《翱翔》中，为了维护乡村伦理制度、婚姻制度，男人世界的权威和对女子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像疯狗一样去捕捉燕燕，对于他们来说，“跑了新媳妇，是整个高密东北乡的耻辱。”为此，他们对一个弱女子使用了弓箭、鸟枪、狗血。叙述者同情燕燕的不幸，为她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燕燕终究没能逃脱男人统治的世界，成为农村换亲的牺牲品和男人暴力的侵犯对象。 莫言以暴力的展示挑逗、挑衅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檀香刑》中则发挥到了极限，淋漓尽致描写展示残酷的刑罚。与《红高粱》中的剥皮表演的偶一为之相比，《檀香刑》中可以说是蔚为大观，惨烈冷酷，其中有七大刑罚处决场景：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库丁；余姥姥和赵甲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余姥姥凌迟妓女美女；赵甲凌迟钱雄飞；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场面越来越壮观，惩罚技巧也花样翻新，技术越来越出神入化，鬼斧神工。莫言发挥其奇崛怪异的想象力，用汪洋恣肆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展示一个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残酷冷漠世界，血肉横飞，鲜血四溅，惨绝人寰，暴殄天物，给读者带来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在每一次的刑罚处决中，莫言动用一切感官，视觉、听觉、味觉酣畅淋漓、快意无比地展示着刑场上的腾腾杀气。 在刑法的展示中，莫言为我们揭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在肉体上的运作，在刑罚中，惩罚者和被惩罚者的二元对立体现的是君主本人的过剩权力和罪犯的权力的匮乏，⑦昭示着双方权力力量的悬殊和不可逆转的倾斜，并将这悬殊对比在刑罚中发展到极致。正是为了展示君权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库丁、小虫子、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变成了展现统治者权力的最佳所在。在这种公开处决的仪式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成为了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不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⑧在刽 3

子手处决小虫子和钱雄飞时，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吓得面如土色。但是角色却是多义的。一方面他们是恐吓对象，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个主动、好奇的围观者，通过喝彩、鼓掌，他们将这种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在这狂欢的节日，满足他们猎奇、嗜血的心理，为此他们对刑罚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来看一场罕见的人生景观。（作品）在这些处决场面中，观众看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的展示，可以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砍头、腰斩、凌迟、檀香刑，从零度酷刑到痛苦延长，再到痛苦极点，“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⑨凌迟钱雄飞，给孙丙上檀香刑，让观众欣赏到了这种痛苦的量化艺术，这种艺术恰恰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声哀嚎、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⑩观众的这种嗜血心理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看客，在鲁迅笔下，主要针对看客的愚昧麻木，但看客同样表现了这种狂欢节的侧面，他们鼓掌喝彩，不仅希望能看到犯人的痛苦，刽子手的技巧，也希望听到在即将处死这个保护伞下罪犯的胡言乱语，对自身行为的无悔和对官方、政府、法律的咒骂。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毫不吝啬也不惮于展示暴力，残酷景观，暴力即景一再在笔下流露，步步升级，不可遏止，有如秋天的雨横风狂让人好奇而又恐惧。这其中，莫言经历了从表现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功利到暴力的审美，“寻根主义者开始重新诠释和扩展他们手中的暴力语汇，把它与原始

生命力的语义分离，而后从暴力自身的形而上语义出发，将其逼入美学的极限。”○11这也正如莫言自己

所说：“我之所以能够如此精细地描写酷刑，其原因就是我把这个当成了戏来写。”○12但无论如何转换，在暴力描写的背后隐含的是叙述者一贯的心理行为模式，一种无法抹去的经验记忆。莫言曾在一篇谈短篇小说的短文中谈到少年时读鲁迅《铸剑》时的感受：“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这种印象深深影响了莫言的少年时代，长大之后，再读《铸剑》，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渐渐地我将黑衣人与鲁迅混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