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鲁吴梅芳（宁德师专中文系，福建宁德３５２１００）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总第６２期）

摘要：《白鹿原＞被誉为“当代史诗性”的作品，然而文本中习焉不察的男权意识却得到肆意的流露，从性别角度来考察《白鹿原＞，以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性爱描写为切入点，可以揭示作品为女性所设定的屈从角色，从而为女性重新命名和定义，并建构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关键词：＜白鹿原＞；人物形象；性描写；男权意识

韩晓晶《复苏的性另Ｕ——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指出：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美学思想、文学作品不是在塑造女性，而只是为改造女性。女性是飘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最繁荣、美丽而又最空洞的能指，在历史文本的层层遮蔽中，女性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盲点”。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文学流派和风格不断花样翻新，然而男权意识却无根本改变。从８０年代首先以突破“性”禁区的描写和寻求“人性”的勇气而备受瞩目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９０年代有现代《金瓶梅》之称的贾平凹的《废都》，以及被誉为当代“史诗”性的著作《白鹿原》中，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在现代文本中肆意流露。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男性性别角色的自觉调整。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认识和妇女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最能代表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与更新，反映社会发展的文明与进步程度。作家在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包涵着他对人·收稿日期：２００２一０４—２８物命运的某种态度，寄托着他的一定的审美理想，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得最成功、最丰厚、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无疑是白嘉轩，其次还有朱先生、令先生，文本中他们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而存在，陈忠实在论及《白鹿原》的立意之本时说过：“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Ｌ１Ｊ而以白嘉轩为首的即是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代言人，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法文化。宗法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之一，又是民族劣根性的主要发源地，它与“仁义”既相联系又相悖离。·宗法文化以族权、皇权为中心，以忠孝为本，讲究“三纲五常”，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在忠孝的义务面前，人（还不仅仅是女人）作为个体的个性发展和欲望都

３１　万方数据是微不足道的，必须压制的，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建立在封建忠孝观念之上的。作为“白鹿精魂”化身的白嘉轩既是宗法文化的象征，又是宗法文化的坚决执行者，对那些违背了宗法文化法规的人，白嘉轩从来都是铁面无私，该杀则杀，毫不心软，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更多的是对他的正面描写，写他如何自力更生艰苦建业，如何博施众济树立威望，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仁义正直，忠正不阿人格力量，昂然挺立在白鹿原上，他视文化人朱先生、令先生为精神之父，敬之效之；而对家中老长工鹿三，则视如兄弟，重之携之；对曾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他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保他。他始终心怀热望：要以自立精神治家治族，使白鹿原成为家家温饱、个个仁义的理想乐园。虽然事与愿违，但他耗尽毕生心血而努力着。总之，作家在作品中无处不显露出对他的抑制不住的欣赏与喜爱，赋予他修身养性“兼济天下”的优秀品格，并予以极力歌颂。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象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支撑得起中华民族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的名字。无论是白嘉轩，还是朱先生令先生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从来都是轻视与忽略的，很明显是基于封建伦理道德中对妇女地位规定性的直接认同与遵循。作家在谈他的创作时还有这么一句话：“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２Ｊ既然“所有悲剧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那几个小女子的悲惨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不能说作家对他笔下的几个悲剧女性毫无同情，作家还是饱含极大的同情在描述她们的悲惨命运，但“同情”仅仅是“同情”，而且被同情的命运还是“必然的”，等于在告诉她（她们）：“你（你们）的命真苦，你们就认命吧”。因此，“同情”只能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孤苦无助，使她们处于一种“无声境地”，激不起她们丝毫的抗争意识，“同情”也３２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命运和地位，却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默许了宗法制（实际上就是父权制）社会男权中心意识，女性只是附隶，是“边缘人”。从这个角度上看，说《白鹿原》是一部典型的男性文本实不为过。作家一再歌颂的宗法文化实际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在政治权力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在家庭婚姻、日常生活中，都要求男性始终处于中心位置，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２Ｊ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成女人的”，她还指出，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处

于一种非本质论的现实状况之中。［３］被定义为“他者”（ｏｔｈｅｒ）的概念使女性陷入自我丧失的危机中，不能象男性一样被理解为完整的主体，从而构成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从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女性亚文化群体”可理解为：一种为了使女性属于从属地位，并设法将其永远置于从属地位的一条列观念、偏见、趣味和价值系统，使女性被编码在亚文化范畴的地位上。１４Ｊ在《白鹿原》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女性亚文化群体”，她们恪守传统道德准则，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她们守旧的文化心理结构：坚信女人天经地义就是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伺候男人、勤勤恳恳地劳动，这就是她们的生活中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一些海外学者、评论家在论及莫言、刘恒笔下的女性人物时，指出“在颂扬中国农民‘人性’从而对现实提出尖锐批判的同时，作者笔下的妇女仍没有逃出女性的传统作用，她们的存在旨在烘托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男子汉”的形象（ｉｍａｇｅ），即所谓使男人成其为男人的作用，而不在于表现她们自身的解放和个　万方数据性意识的形成。这些作家笔下“无拘无束”的女性也逃不出心甘情愿为男人献身的传统女性形象。［５］（２８６）莫言《红高粱》中那位充满原始生命力自然野性“无拘无束”的“我奶奶”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恪守妇道，被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式妇女呢？！在她们古朴美德下掩盖着的是精神的麻木，她们对情感世界一无所求，即使有，也是低层次的要求，充其量也就是在生活中标志着一种“性”的存在。她们的婚姻常常建立在生殖、温饱等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她们在传统恐惧的心理背景下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或丧失丈夫、家庭所代表的经济和一切依靠的困境。［４］孝文媳妇的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白嘉轩之子白孝文在堕落败家之后，抛家弃子，置妻儿于不顾，她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又遇上饥馑灾年，白嘉轩只管孙子，而媳妇就让她活活饿死了。鹿令氏之死也极具深意，作为中医令先生之女，地主鹿子霖的大儿媳妇，她本可以成为符合传统文化的贤妻良母的，但其夫鹿兆鹏不服父母之命，是个叛逆者，却抛下无辜的她在家守活寡。在守了几年活寡之后，她疯了，得了“淫疯病”。最后他父亲——作为正统“仁义”代表的令先生，因为不愿看见女儿因性饥渴而出丑竟亲手下毒药使她致哑致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仙草临死前瞎了眼，还摸着白嘉轩的手歉疚不堪地说：“谁给你和老三做饭呀？”——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生命的终结，而是男人没人服伺。“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甘愿牺牲与容貌姿色，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刻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１ｊ反过来呢，自嘉轩却视她如草芥。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女人作为人的概念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抹去了，女人只是性的符号或是生殖的工具。尤让人可悲的是，还不只是男性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有时也被异化成为男性帮凶或同谋。白嘉轩的母亲这样劝慰白嘉轩：“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如前面所论述的，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源于社会的观念与规范，因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与更新，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发展程度，由此可窥。《白鹿原》中最能与《红高粱》中“我奶奶”相媲美的当属田小娥，一个在阶级压迫、性别压迫等重重压迫下仍然张扬原始生命力的弱女子。正是她丰沛的生命力将黑娃孕育成一个能承担男性责任的男人，使他走向成熟。但为了弘扬“仁义”的教化作用，作家又有意将她喻指向不可抗拒的性本能，毫无抵抗地顺从鹿子霖的淫欲，又丝毫不犹豫地引诱白孝文，充当一个堕落者。在她的情爱观里，不能说没有贪情纵欲的成份，但正是这一点，使她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观的樊篱，还原了性爱的娱情悦性的本色。但她的这一点显然是与封建宗法文化相悖离的，所以最后还是被白嘉轩、令先生们的道德文化宣判了死刑，镇妖塔毫不留情地把她最后几丝挣扎予以镇压了。

《白鹿原》中有大量的性描写，作者意欲透过性写人的心态和社会秘史。《白鹿原》关于性描写的启示无疑将会深化人们对于民族整体生存的思考，这种思考必然包含着个体的乃至社会的审美心理的重构。”【６Ｊ从性描写角度来考察作品，同样也能发现男权中心文化的烙印。作品一开篇是这样写的：“白嘉轩后来引为自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好奇心，撇开作家的写作技巧，这句话所暗示的男权意味足够浓厚了，作品花了许多篇幅分别描写了白鹿轩与这七房女人的性爱情节，但作为两情相悦的性爱在一族之长白嘉轩的意识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她们不过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更主要的是，宗法文化的“存天理，灭人欲”早已深植内心，成为一种主观内在的道德要求，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还严惩违反“族规”的叛逆者田小娥、黑娃、白孝文。而以田小娥为轴心织就的一张性关系网更为我们展现了男性中心社会里，一个不守礼俗的女子的生存困境：先是给３３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