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
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
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民主革命者所领导的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转眼已过去整整N周年。
在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辛亥风云人物浮现在眼前。
他们中，有身先士卒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也有顽固守旧的保皇派(如康有为)；有壮怀激烈的新军将领(如蔡锷)，也有异军突起的北洋军系(如段祺瑞)；有同情革命的社会贤达(如江孔殷)。
也有阻挠革命的遣老遗少(如张勋)?有踌躇满志的立宪派(如张謇、谭延?])，也有海外声援的爱国华侨(如伍廷芳)……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特定年代的辛亥风云人物，他们为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且浓墨重彩的辉煌―页。
到了民国时期，无疑成了群雄并起的时代。
这一时期，不仅政治、军事方面风云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
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辛亥风云人物，还是民国政要，他们大多受过旧学的熏陶，不仅在国学素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书法或绘画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其中不少人同时也是在书画史上名垂后世的佼佼者，在20世纪早期的美术史上留下重要的―页。
近十几年来，―方面由于收藏热的复兴，另―方面由于对晚期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追怀，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文人、政要的书画越来越受到书画鉴藏者的追捧。
很多以晚清、民国时期书画为专题的收藏家群体或相关展览也应运而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10周年，本文借助各地均在举办相关展览和出版图录之机，对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中的书画名家大致疏理，尝试在这批风云人物中搜寻在书画上亦享有盛誉者，以略窥那个风云变幻的特别年代，让人们在缅怀其轰轰烈烈的政治业绩时，也分享其满怀激情的艺术作品。
因其不同的文化涵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在政治、美术上的不同定位，可将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家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重要政治人物书法这类人物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或伟岸、或奇崛甚至惊天地泣鬼神的身影。
民国文人掌故杂考五则
2018年第彡期(总第783期)大放f_民国文人掌故杂考五则蔡晓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郁达夫是民国著名诗人，其作品有定本存世。
而今翻检民国报刊，考得郁达夫诗歌文献的人名、异文三则。
《西京 客舍赠玉儿》之“玉儿”应为后藤隆子。
《过徐州》《毁家诗纪》均有异文，由此可以看出郁达夫对他早期诗歌的改定及心态变化。
叶玉森在民国旧体文坛中亦是一员健将，今考得其生卒年月与结社情况。
关键词：郁达夫《毁家诗纪》叶玉森生卒年月结社―、郁达夫《西京客舍赠玉儿》之“玉儿”为谁？《西京客舍赠玉儿》是郁达夫的旧体诗歌作品，在《郁 达夫诗词笺注》（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笺注》）中，笺注者 詹亚园先生认为，诗中所写的“玉儿”是京都旅社的一位侍 V[1]263。
笔者在1930年第3期《墨海潮美术月刊》第21页中检得 署名郁达夫的《西京客舍赠玉儿》及《西京客舍又赠玉儿》二 诗，因《西京客舍又赠玉儿》一诗在《笺注》目录中未能检得，故笔者原先怀疑为佚诗。
然细察内容，其诗曰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
名 ，替写新诗到海棠。
”分是《笺注》中的《西 》（）中的第二，只是诗题不同而已。
《笺注》中所录上述诗歌，除绝句二 ，另有‘‘儿”三字。
又 笺者注，儿 ，郁达夫在名古屋第 的女，有半月 的[1*12$。
《笺注》的工作 是郁达夫公子郁先生 詹先生的《郁达夫诗词》，为郁达夫年的定。
《墨海潮美术月刊》所诗作，是1930年作者诗作的期 ，其中不同 ，诗歌文 有 。
以，《西京客舍赠玉儿》之“玉儿”，是’儿”，后藤隆 子。
“玉儿”能是“隆儿”的小名者，二 为一人。
郁 达夫一生驰骋情场，甚至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ffi美”的诗句，的，“女”，是文 的。
而 的得 ，以郁达夫 的细有 的。
二、郁达夫早期诗作《过徐州》的改定1938年第1期# 》中有署名郁达夫的《北征杂感》之《过徐州》一诗，其诗曰暴雨风遍地愁，戒严里徐州。
黄河偷渡天将晓，又清流下浊流。
清末民初的文人与稿费
清末民初的文人与稿费1897年，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
该小说出版后，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
林同意此事，独对“润笔”坚辞不受，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
1956年，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为减少国家负担，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靠稿费养家。
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发生了惊人逆转。
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情得从清末说起。
自谋出路的群体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
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
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
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
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
“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
“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两白银，知县幕僚250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知县3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
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
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19世纪下半叶）。
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而1905年9月20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趣谈润笔、润格
趣谈润笔、润格“润笔”之说，始自一句玩笑。
《隋书.郑译注》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作诏书，高颖戏谓（郑译）曰：“笔乾（干）。
郑译答曰：“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上大笑。
其实，古时的“润”与财务、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人分红曰：“分润”，官员的俸禄叫：“禄润”。
用在“润笔”时，“润”变成动词，与（乾）相对，有：“滋润”、“润泽”之义。
文人借口“笔干了”需要“滋润”比直接开口要钱要委婉得多。
此说法不仅维护了文人轻财重义的面子，又迂回地得到了钱，而且言语幽默风趣，连当时的皇帝听了都觉得好笑。
这一笑，使得“润笔”一词便成为创作文章、书画等换取财物的代名词。
史载：“灵帝（汉）好书，时多能者，而师以官为最。
”，“时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让前来观赏者为他付酒钱。
灵帝的字肯定是值钱的，但他不直接要钱，而是让观赏者替他付酒钱。
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书经半日，因性好鹅，只是笼鹅十余而归，可见书圣不肯拿书法去换钱。
欧阳修请蔡公谟写字，以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蔡公谟高兴地收下了。
在那时，这些礼物清雅而不俗气，如果说到钱，双方都不高兴，这都是受君子“不言利“的思想影响，不直言银两之事，可谓“儒雅”之举。
南朝萧子云曰：“尺牍之美，远流海外”曾为百济国求书使者花三天时间，写了三十纸，“获金数百万”。
开创我国书法换取外币的先例。
柳公权在世时，“公卿家碑志，非其笔，人以为子孙不孝”。
故求书者甚多，收入“累巨万”。
以至“主藏奴盗之，不复诘”。
有“外夷人贡”，也特具“货贝”曰：“此购柳书。
”这是有史可考的国际书法买卖。
明代文人桑思元曾告之求文者“暂且把一锭白银摆置在我的书案上，让我随时可以看见它，以激起我写文章的兴致，等文章写完了再将白银还给你。
”这分明是讨要“润笔”费的巧妙战术，文章写好了，求文者还好意思要回银锭吗？“润格”即润笔的规格，也就是写字、作画应得的报酬。
古时侯，没有现在这样由国家出版部门制定的统一规定。
“润格”适用于民间，在交易中买卖双方很难确定共认的价格，于是书画家便自定“润格”，以达交易顺畅之目的。
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作者：陈丹青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下旬刊》 2012年第11期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
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
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千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
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丁，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
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
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挡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
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俱伤。
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
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
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
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
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
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
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
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往事散谈
民国往事散谈作者：王木春来源：《师道》2016年第11期一人教书，养活九人民国时期，教师工资以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为最高。
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里，用详实的数字说明了当时“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以广东为例，1932年公立学校的中学教员待遇开始改为“月薪”制，其中规定：初中教员每周任课18—22节（每节课45分钟），月薪60—8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1800—2400元；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2400—4800元。
而同一时期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为100—200圆；国文、英语、算学三科的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
上述两地的教师收入算高吗？我们对比一下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全国各地到北平的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4到6圆。
再举一个案。
1935年，著名作家杨沫和丈夫马健民租住北平一个小四合院，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
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校对编辑，月薪20多圆。
当时的消费情况如下：每月房租6银圆，菜金8银圆左右，有时花l角钱买点儿猪肉（1银圆可买7～8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
当时的杨沫刚生孩子，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马建民一人收入维持。
对照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难看出当时教师待遇的可观。
前不久，读《朱东润自传》，这部五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更具体地记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学教师的待遇。
1917年，22岁的朱东润先生辞去在上海《中华新报》的兼职工作，乘轮船经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广西第二中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英文教师生涯。
朱东润在梧州任教，月工资是广西纸币100元（相当于上海通行的硬币约90元）。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员的待遇不一样，总体还不高，大多采用“时薪制”，即根据课时付给薪水，比如，周作人在去北大的前几年（1913—1917年），任教于浙江第五中学，月薪50元，后因为增加课时，提高到月薪68元，同时每超工作量1小时，另加薪1元。
民国上海书画市场：近代艺术品价高几许
民国上海书画市场：近代艺术品价高几许发表时间：2010-02-03T09:07:59.827Z 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年1月中旬供稿作者：陈蓓[导读] 传统中国文人画的概念，认为作画的目的是为抒发画者的个人情感，而非用作图利的工具传统中国文人画的概念，认为作画的目的是为抒发画者的个人情感，而非用作图利的工具。
因此，自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来，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被文人画家所鄙视。
然而，从画史研究中可知，在这个理想的前提下，于传统中国社会，画家常以不同的模式，以书画换取所需的利益，如金钱、日用品、礼物，甚至是服务。
著名画家如明代才子唐寅(唐伯虎)、仇英就是以卖画为生的。
但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书画买卖的交易往往缺乏公开的纪录，而且都是在私人的空间里进行，所以未能为研究书画买卖的交易和机制提供足够的材料。
直至民国初年，一个公开的书画市场在上海形成，大量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和理解中国书画市场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和文献，不但让我们了解到书画的价格是如何厘定，亦令我们明白到书画买卖的机制如何在现代中国运作。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因为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自清末起，战乱和政治运动，为上海带来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其中包括了书画家和文化人。
来自各省的书画家聚集在上海，形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群体，他们透过组织书画会、出版书画杂志、举行书画展览会等，将一向被视为消遣寄托的书画艺术专业化，从而提高书画家在社会的地位，同时亦以专业的技能换取金钱维持生计。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媒的出现为画家提供一个全新的销售渠道。
如《申报》创刊后，即成为画家自我宣传的地方。
但由于对公开卖画仍存顾忌，此时画家的卖画启示都是打赈灾的名义。
如1887年4月3日《申报》的一侧《画润助赈》启示，内容是“古吴金润卿、沣溪王一亭愿画人物花鸟助赈，共五百件，折纨扇册页琴条每一角，人物倍之。
”不难发现，在赈灾的背后，其基本的目的只是卖画。
人物｜ 汪精卫的进与退
人物｜汪精卫的进与退撰文：李志毓汪精卫在民国初年一举登上中国政治的高峰，体现了道德感召力在辛亥过程中的实际意义和民初革命党人崇尚道德的政治风气。
民国成立之后，晚清延续而来的官僚政治依旧，腐败社会依旧，革命党人并不能在政治上真正有所作为，“退隐”成为一时风气，汪精卫也随之退出政坛，转而投身教育救国。
在当时的他看来，退隐与做官相比，更加符合“革命党人”的身份与目标。
汪精卫不认同“政治家”，但认同“革命党”。
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使他崇尚暗杀，继而将教育视为比政治更为根本的救国手段。
但是，无政府主义与教育手段，并不能解决国内政治中层出不穷的危机局面，这使心忧国家的汪精卫，无法忘情于政治，内心充满苦闷挣扎。
在这“退隐”的数年中，中国政治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合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到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的问题，不再追求以道德风气感染国人，而是开始依靠发展独立的军事和社会力量，与旧势力进行真正的“实力”较量。
此时，汪精卫似乎又找到了他以一个“革命党人”和“文人”得以进入政治的方式，于是积极投身国民革命。
从此，汪抛弃了早年以暗杀和宣传为主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方式，开始投入到实际的政治与权力斗争当中。
1教育救国1912年12月，汪精卫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计划，以为除了教育、宣传，“自造舆论”之外，“别无何等奇计”。
汪来到巴黎后，即与李石曾发起一《民德杂志》，“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
”1913年8月9日蔡元培致函吴稚晖讨论救国方法，当天吴稚晖在日记中写道：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
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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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专辑：“润笔”一词，源自《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
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
何以润笔。
’上大笑。
”但是文人受赇，自古有之。
宋洪迈《容斋续笔》“文字润笔”条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
”宋王楙《野客丛书》“作文受谢”条则提出不同观点，“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
乞米受金，为人作传，不足道也。
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宮，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
此风西汉已然，孙登《相如赋》曰'长门得赐金’。
”而后世学者也多将司马相如作赋得铜一百斤视为文人获取笔资的滥觞。
到了李唐王朝，润笔之风益盛，尤其是在文宗时期，长安文人争相撰写碑志，如同入市做买卖。
有人因此获资丰厚，如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
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
前后所致，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
时议以为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也有人排斥笔谢，《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记录裴均之子携万缣拜谒韦贯之，请其为父作墓志铭，韦氏正色道：“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延及明、清，文人们对润资的暧昧态度悄然转变，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资本的萌芽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诗文、书画都可以待价而沽。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载，沈练塘闲论天下文士，认为无人不重财。
祝枝山遇人求文，辄问“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或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清物：指青羊绒）。
熟人托桑悦作文，桑悦却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
”虽不收钱，还是要见着钱。
清初，更是出现了自定润例的现象。
1660年，吕留良撰写《卖艺文》，为自己及友人卖艺作价：鹧鸪（黄宗炎）石印每方二钱；金印铜铁印每方三钱；玉印玛瑙印每方五钱；水晶印磁印每方四钱；犀象虎魄蜜蜡玳瑁印每方五钱；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诗：律一钱，古风三钱，长律每十韵加二钱；文：寿文一两，募缘疏一两，祭文五钱，碑记书序各一两，杂著五钱。
丽农（黄子锡）南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册页三钱，单条五钱，全幅一两，每尺三钱，堂幅二两；诗文同鹧鸪。
殳山（朱声始）文每篇一两。
鼓峰（高斗魁）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一钱；帷屏每扇幅三钱；锦轴每幅八钱；斋扁每字一钱；柱联每对一钱；诗文同鹧鸪、丽农。
东庄（吕留良）石印每方三钱；小楷每扇满面三钱，册页三钱，手卷每尺三钱；行书每扇面二钱，册页手卷同；单条三钱；草书每扇面三钱，册页手卷同；诗文同鹧鸪、丽农、鼓峰。
孟举（吴之振）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每扇面一钱，柱联每对一钱，画竹每扇面一钱，写生每扇面一钱，着色二钱。
1759年，归田扬州的郑板桥则将《板桥润格》刻在西方寺前的一块碑石上，并公然表示：“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
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
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传统的人情酬酢方式为银货两讫的方式取代，直接以现金进行交易的契约行为得到认可。
一科举的废除、媒体的勃兴使许多士人转入民间，逐渐商业化、职业化，进入以稿酬度日的生活模式。
民元以降，这个群体持续膨胀。
报刊、杂志为保证稿源、招揽读者，开始规范化地支付酬劳。
文人们除了通过文艺才华从报刊、杂志换取不等的收入外，还看准了与传统习俗如婚丧喜庆相关的文学书写，以及与字画评鉴、收藏相关的艺术创作，使润笔这种传统的文化买卖方式得于延续。
近代以前，润例只是个案，寥寥可数。
但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文人公示润例出售诗文、书画已然成风。
鉴于润例往往同时涵括书画、诗文，笔者将以诗文例为主，偶涉书画例展开叙述。
而新式知识分子中，只有郭沫若、闻一多等少数几人订过润例，所以本文的关注重点是旧式文人。
润例有通行的形式，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一段序文，记录作者的籍贯、家学、师承，诗文或书画能力以及订立原因；其次是价格标准，诗文多以文类（古文、诗歌等）、题材（碑文、寿序等）、形式（散文、骈文等）区分；书画则以题材（楹联、堂幅等）、大小（五尺、七尺等）、用料（金笺、青绿等）划分；最后是推介同人署名，以及联系方式。
文人订立润例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纾解经济压力。
杭县钟广生移居北平后，为求自给而卖文，“比相如之卖赋，未遇长门；拟皇甫之撰碑，何嫌匹绢”。
刘季平谈到上门索取书画者众多，让他不堪负荷，“耗纸损墨，遂有玩物之累”，归乡里居后“益与世远，摸金乏术，指囷无人，而登门求书客犹弗绝”，订立书例乃“为御穷之计”。
二、筹集资金，襄助他人。
章太炎主办《华国》杂志时资金短缺，马精武、田桐为提供帮助而计划鬻书两百份。
三、杜绝蹭文行为。
包天笑说自己订立润例的目的在于“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这个润例发表后，恰值张仲仁的母亲故世了，我一连作了六幅挽联，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说来说去这几句话，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
四、润笔市场并未消失。
1915年，《国学》杂志第五期刊登了朱树培起草的《征集〈梦训图〉题词启》，请人为《梦训图》题词，并在“附启”说：“如蒙赐题咏，希寄至芜湖二街长德典内朱某……来稿并请注明地址，俾便附寄赠品。
”寄去题咏，即可获得报酬。
1932年，《国风》半月刊创刊号录有署名顾毓琇及其兄弟的《顾太夫人五十生辰征诗文启》，历数母亲的生平事迹、硕德懿行后，请求“当世巨人长德”为之撰写诗文。
民国时期的润例已经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商业涵义凸现。
它的订立与宣传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媒体广告助力与郑板桥将润格刻石立碑以求广为人知一样，文人们往往借助报刊、杂志进行广告宣传，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及影响力。
在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杂志刊登润例的有田桓、李仲乾、萧娴、汪星伯、汪寄庵、方逸如、马精武、刘三、刘缃、田桐、刘平、方敏。
在陈灨一主编的《青鹤》杂志刊登润例的则有夏敬观、陈灨一、程学恂、陈诗、孙宣、黄孝纾、汤不迟、杨云史、陈涵度、陈廷杰、林霜杰、陈霞轩、谭泽闿。
郑烟樵、何海鸣等在《申报》，李叔同、陈师曾等在《太平洋报》，孙劼芬等在《苏报》，童大年等在《东南日报》都刊登过润例。
他们与新型媒介“合谋”，以图制造出良好的自我宣传效果。
翻阅《青鹤》杂志可以发现，当中登载了不少墓铭、寿序等，如夏敬观《镇海王习甫先生七十寿序》、《徐仲可先生墓志铭》、《李君彦仲墓志铭》、《吴兴周梦坡先生墓表》；孙宣《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王公寿颂》、《镇海李君侧室胡氏权厝铭》、《王母施太夫人家传》、《王府君家传》、《潘长冲葬铭》、《水利局副总裁司法次长代理部务王公家传》、《威远将军陆军上将徐公行状》；黄孝纾《四川梅州直隶州知州尹公墓志铭》、《余公诔》、《蒋节母马太夫人诔》、《钱新之五十寿序》；杨云史《祭韩麟春上将文》、《狄夫人张瑞子墓志铭》；钟广生《霆威将军海城鲍公行状》。
毫无疑问，润资诱使他们批量撰写了这种类型的文章。
纯粹靠笔杆生存并不容易。
因此，文人们不得不迎合求文者的气味结撰谀文，或者尽可能多产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二）推介方式多元第一种，师长推介。
1935年，陈三立为陈祖壬立《新城陈病树鬻诗古文辞约》：“新城陈氏于吾乡为右族，代有闻人。
病树以孤童踵起，为诗力追后山，并受古文法于吾友桐城马通伯。
近岁复从余游，其精旨浻造，未知视古人何如。
至若今人，虽号杰出者，病树与之俯仰揖让于其间，无所愧也。
曩客上海，余门人湘潭袁伯夔、合肥李木公辈尝为订鬻文字。
顷受聘北来，授徒沽上，爰为重订约鬻文直例，且告此邦人士有文字之役者，知所求索焉。
”钟广生润例也由其师陶庐老人王树枬代订。
第二种，挚友摇旗。
1934年，蒋国榜为李仲乾润例撰序，“同门李鹤然居士健能世先文洁，师家学者也。
临川李氏累代以书画名世。
居士书画于文洁犹大令之于右军，敷文之于南宫。
盖不徒袭迹，更能发挥，斯为难能耳。
顷从海外九年归来，其书画益奇肆瑰伟，不可方物。
盖其探奇揽幽，历险志怪，海波浴日，奇云荡胸。
殊方绝域，蛮花纥鸟，珍异琛宝，珊瑚木鸡，莫不搜入。
居士诗囊画稿中以此境移而悟道，亦犹东坡海外归来之作，顿呈奇观，非复元丰时气象。
而居士亦颇自矜惜矣。
然求书者益坌集。
国榜喜故人之无恙，庆艺苑之振奇。
愿居士为艺舟之前导，毋自袐于枕中。
劝居士仍理旧业，发挥新知，因为重订润例，用告诸慕居士书画者。
”夏敬观润例也由友人陈叔通代订。
第三种，名人集体推荐。
《陈灨一润例》由章士钊、于右任、叶恭绰、杨云史、汤漪、张弧、袁思亮、夏敬观、汪端闿、杨千里、李梦庚、方药雨、余大雄、张继斋、费四桥、严独鹤、周瘦鹃、钱介尘同启；《侯官林霜杰诗文润例》由陈衍、李宣龚、孙衡甫、邓孝先、费仲深、俞佐庭、梁鸿志、虞洽卿、陈任先、胡锡安同启；《庐江陈子言鬻文润例》由陈衍、冒广生、夏敬观、狄葆贤、叶恭绰、李宣龚、梁鸿志、陈灨一同启。
第四种，社团、行会引介。
《萧娴鬻书》由“中华道路协会、常熟虞社”同启。
前四种润例多为他人代订，与之对应的是第五种方式：自定润格。
如《汤不迟贱价鬻文》：“海上文字作家，耆彦林立，仆从事撰述，奉手名辈者历五十年，今以劫后余生，自给不足，不得于效尤市道，贱价鬻文，比之乞米写帖，揭牌卖诗，小好小惭，昔贤所有伤廉伤惠，同类无讥。
”（三）出现女性润例卖艺取资的行为不再为男性文人独享。
1923年11月15日《华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萧娴鬻书》：“萧娴女士，渊源学海，毓秀珠江，年甫及笄，能文工诗词，尤娴字学，其篆雄苍似吴昌硕；其分茂逸似沈寐叟；其正书遒劲似康更生；其天才奇逸前无，卫管未之见也……楹联：四尺四元，每加一尺递加两元；堂幅：四尺四元，每加一尺递加两元；屏条、横批折半；市招匾额每次两元；扇册每件两元；寿屏：每条十元；泥金来文加倍；碑志题跋另议；磨墨费加一成；石章：每字一元。
”经济权的独立呼应着女性地位的提升。
二润笔的丰寡取决于卖文者的名气与文采，闻名如章太炎、夏敬观，或普通如程学恂等都试图以文换钱。
那他们的文章究竟价值几何呢？笔者撷取夏敬观、陈灨一、陈诗、黄孝纾等人的润例制成表格进行比对分析。
润笔或以篇计，或以字计。
以碑传为例，孙宣要价最高，每篇一千元；次则陈祖壬，每篇五百元；又次为杨云史、黄孝纾、夏敬观、陈灨一、程学恂、钟广生，价格相同，定为三百元；又次为林霜杰，一百六十元；再次为陈诗，一百元；汤不迟笔润最寡，五百字的碑文仅要三十元。
他们的酬劳是高还是低呢？先看当时公务人员的薪资：1930年上海工部局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一等办事员每月一百四十至三百一十五元，二等办事员每月八十四至一百四十元，三等办事员每月四十九至八十四元，护士长每月三百一十五至四百九十元；护士每月一百六十八至三百六十四元；书记员、打字员每月一百七十五至二百八十元；每三年可以加薪一次（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