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不问苍生的民国大师
不问苍生的民国大师【摘要】民国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两种命运之争。
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
但在所谓大师的作品中，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民生疾苦，没有浴血奋战，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的人文关怀。
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他们的作品，的确是一种享受。
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
也下笔写过一些东西，现在想起来，无非就是一股子年少无知的冲动。
那个时期，很流行大师作品，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象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郁达夫……，书店里满满都是他们的作品。
我读书习惯快速阅读，喜欢奥沙利文打台球的那种快节奏，如果读得慢，我的脑子一定会分神。
如果一本书晦涩难懂，不得不慢慢阅读的话，我多半看不下去，很快就换另一本。
当时不到一个学期，愣生生看了二十来本大师作品。
回忆起来，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
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很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从清朝被推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是30多年时间。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再然后是两种命运之争。
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民国的民生而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
所谓大师，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
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与特点
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与特点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而这个时期却开始有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本文将会从小说、电影、音乐以及美术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小说在民国时期，一些新的文学体裁开始在中国流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小说。
清末民初之际，单纯的传统小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因此新的文学体裁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主要有三种小说，分别是传统古典小说、新派小说和新文化小说。
传统古典小说是指清末的小说，这种小说受到清代文人的影响，非常注重仿古和文人意蕴。
新派小说则是风格比较新颖、故事情节生动，这种小说更多体现出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和当时的社会情况。
而新文化小说则是比较注重思想性和社会性的，这类小说由于受到了当时新思想的影响，因此往往充满了批判性和反抗性。
电影民国时期的电影对于中国影坛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电影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海外的进口电影和国外导演的指导。
当时的电影和后来的大片有很大区别，因为这个时期的电影普遍很短，而且基本都是无声电影。
另外，民国时期的电影也更多借鉴了戏剧的元素，很多电影都带有清朝戏曲的风格，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电影的影响，采用了很多西方的手法和技术。
音乐在民国时期，中国的音乐也发展了出来一些新的风格。
当时，由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很多音乐家都会去日本留学，因此开始有了一些日本音乐的元素，而且日本时代最先的音乐家还经常来中国表演，这都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由于民国时期的音乐也更多的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所以出现了一些在中国乐坛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比如周文中、聂耳、李时中等人，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一些新的音乐风格，而且也借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魅力。
美术民国时期的美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
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1898（戊戌年）—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中国第一大收藏家。
享年84岁。
张伯驹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的表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
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伯驹生于1898年，字丛碧。
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
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张学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大军阀，以武勇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大军阀。
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
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而被当时称为“不抵抗将军”率东北军撤离东北，“九·一八”之后同杨虎城将军“兵谏”，被蒋关了大半生，2001年以101高寿去世于夏威夷檀香山。
张学良为当时花花公子之魁首，鸦片、可卡因、女明星无所不好。
红豆馆主溥侗诞辰：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爱新觉罗·溥侗逝世：1952年，农历壬辰年溥侗是溥仪的族兄，爱新觉罗氏，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
因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而不呼其名。
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
红豆馆主精于昆曲、京剧，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全能。
《群英会》一剧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
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
高中历史人教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资本总额41148205元；而自1914年 原因： 时间
国别
减少比例
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公司就有 ①中华民国的建立，扫除了政治上封建束缚和障碍； 272个，资本额为117434500元。所 ②南1京91临5年时与政1府91成4年立相后比，欧鼓洲励列兴强办实业约；1/5
涉及的行业众多，尤以纺织业和面 ③一1战9期18间年与，一西战方前国相家比 忙于英欧国战，暂时1放/2松了对中 粉业这两个关系民众衣食的行业发 国的经济侵略；
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孙中山
三、“商人”的活跃
张謇的志向？ “实业救国”
材料一：据《欧战前后农商部注册
工8月业）公注司册年的别工表业》公，司战，前共（计1914146年 个，近代民材族料工二业张謇出欧现洲“列短强暂对春华天商”（品1输91出2—表1919）的
（1）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2）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 （3）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 制为总统制。 （4）1914年底发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又规定 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
一、“强人”的倒逆
2.对外：出卖国家利益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置于 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 5月25日被迫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
1917 结果：上演了12天的复辟丑剧
思考：如何形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局？ 列强干涉、政原因权：更段把迭持、北京社政会权后动，荡拒绝恢复临时 “张勋复辟”
约法、国会；孙中山号召护法
护法 运动
19171918
经过：孙到达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 就任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民国服装知识点总结大全
民国服装知识点总结大全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服装也有着独特的风采和特点。
下面将从民国时期的服装特点、男女服饰、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民国服装知识点进行总结。
一、民国时期服装特点1.时尚多元民国时期的服装风格呈现多元化，既有西式服饰的影响，也融入了传统中国服饰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时尚风格。
这源于中国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不同地区、阶层的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服饰文化。
2.民族特色民国时期的服装注重民族特色，设计师们常常将传统的汉服元素巧妙融入现代服饰之中，例如改良旗袍、中山装等，使其具有时代感的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特色。
这种追求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为当时的服装产业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3.时尚启蒙在民国时期，新的文化观念不断涌现，这对服装的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时尚启蒙思潮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服装款式和设计理念，使得服装不再仅仅是实用的衣着，而是成为了一种展示身份、品味和个性的方式。
4.西式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外国文化的渗透，民国时期的服装也受到了西式服饰的影响。
西服、连衣裙等服装款式逐渐在民国社会流行起来，这些服饰的引入为当时的服装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得中国的服装设计日趋多元化。
二、民国男女服饰1.男装在民国时期，男士的正装主要是中山装和西装。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服饰，它是中国式图形裙和唐装的混合体。
西装则是西式服饰的一种，主要由西式衬衫、马甲和西裤组成。
这些男装的引入使得男士在社交和正式场合有了更多的选择。
2.女装女性服装方面，旗袍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
旗袍是一种颇具东方韵味的女性服装，其设计简洁大方，体现出中国传统服饰的风采。
此外，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还包括改良的长褂、长裙等款式，这些服装都在设计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
三、影响因素1.政治因素民国时期是中国政治剧变的时期，政治因素对服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府领导人的服装选择、政治氛围和思潮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服装的审美和品味，从而影响着时尚潮流的走向。
民国四大才子——邵洵美
祖 上 的 阴 功
外祖父是盛宣怀，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 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 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 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 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 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 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 师范学堂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 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 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的母亲盛樨蕙是盛家四小姐，是刁夫人 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贰读完家塾便进洋学堂圣约翰中学。
叁 转学至吴淞的“南洋路矿”学校。 肆 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在剑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喜结良缘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诗经· 郑风· 有女同车》
标 题
《白绒线马甲》
白绒线马甲呵！ 她底浓情的代表品， 一丝丝条纹。 多染着她底香汗； 含着她底爱意； 吸着她底精神。 嘻，为的是你么？ 白绒线马甲呵！ 我将你穿在身上， 我身负重任了！ 我欠了无上的债了！我 心窝里添了无数的助燃品了！
邵洵美和鲁迅关系究竟如何：
其实，在那篇《文人无行》发表前几个月，同在上海 的邵洵美和鲁迅还在2月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活动上见过 一面。据盛佩玉回忆，邵洵美回家后曾把经过讲给她听， 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 很冷，他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 了，还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鲁迅在当 时《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也提到这位“有美男子 之誉的邵洵美君”，当时的表述比较中性，并无批评之意， 谁料后来两人隔阂越来越深……
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马广志【字号大中小】【论坛】【打印】【关闭】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他们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各自的经历和人生，却是十分不同的。
第一任：戴季陶――不辞而别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然而，就在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军校师生甚感莫名，流言飞语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
一些右派学生乘机造谣，说戴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
其实，戴的离职是由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引起的，与共产党毫无牵连。
戴季陶，又名传贤。
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他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权解释孙中山理论的权威面目出现，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书，在国民党内有“党国理论家”之誉。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国时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剧变，而中国文学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现实。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与社会现实相互影响、相互塑造。
首先，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人雅士之作。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充满着动荡和挑战，这激发了作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一系列作品将目光转向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底层的生活。
例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及《阿Q正传》无情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引发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思考。
而茅盾的《子夜》则真实地描述了农民起义的惨状以及农民阶级的命运，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思考。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文学以诗词、小说为主导，而民国时期的文学多样化程度很高。
新的文体和写作手法开始兴起，例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陈独秀的《第一次文学革命》提出“文学为国”的口号，倡导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这一创作风潮迅速扩散，不仅丰富了文学形式，也为新的文学思潮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小说以独特的写作风格、新颖的叙事结构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
他的作品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以真实的语言揭示了社会现实，深刻触动了读者的心灵。
另外，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政治革命、文化启蒙和社会转型。
这种社会变革无疑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作家们借助文学的力量，试图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人性的思考，同时也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改革。
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广泛的舞台。
新文化运动倡导现代科学、民主和人权，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改革，而五四运动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和发展。
然而，同时必须认识到，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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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班级：2009级历史二班 姓名：段相斌
学号：20095161218 专业：历史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
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
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
代。
民国时期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
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
崩溃，这使得民国时期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
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民国时期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
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
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
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然而
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1905年9月2日，
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
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
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
强大。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
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
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
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
写的。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
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
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
挽狂澜于既倒。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
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
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出
现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力量，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中国
社会现状，并且总是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他们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
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结合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明道
救世、救亡图存的政治意识，以政党政治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
现代化创造了组织条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力量，扮演了“首
要的政治家”的角色。面对愈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
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宏伟的人生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精英
意识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不仅知识
界的精英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就连一般学生也抱有“二十世纪之中围，
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的念头。
传统文化基因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关怀有着极大的内驱力。余
英时就曾指出：风而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
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
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
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丁文江在宣传科学之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
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这种舍我其谁、“我不
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英意识始终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成为
驱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
同时，由于民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剧烈的权力转移，从各个分散
的地方性组织中汇聚起来的巨大权力要获得有效的行使，必须合法化。在
中国政党的发展史来看，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作用确实无可替代。从孙中
山以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会员的思想并创建民国，一直到共产党知识分子
将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本土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深厚的意识
形态基础，知识分子构建的意识形态为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
神支撑。总之，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内在关系，当中国知识分子通
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进人政治舞台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政党政治
发生了联系。国民党为了使自己的权威主义政治具备意识形态基础，力图
从儒家学说中挖掘道统的合法性；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在马列主义本上化
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一批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则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在抗战前后组建了第三党或
中间党派。这样，知识分子以政党政治为舞台，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为己任，
不断向政治中心涌动，扮演了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重要角色。又由于民国
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其本身是政治主体，而且还构成了政党这一重要政治
主体的主要部分；加上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业优势，政党意识形
态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你在当时，国家政权的主体是国民党。于是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参
与到国民党中，但是，国民党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内部的腐败
以及其不断进行的政治倾轧，让不少人寒了心，何况文人大多数都是理想
主义的他们主观的以为政府应该是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当历史摆向他们，
理想的骤然破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部分文人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他们不再是那些饱含救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而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
客。然而也有人选择的是依然而退，我们至今仍然在赞美钦叹的就是这些
文人，那是一个时代风骨的代名词。
胡适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
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
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此外，现代分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普遍的反感，
认为官场是污秽之地，做官有辱自己的清名，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专
心学术或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谈到：学生“当以研究学
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为后世
津津乐道。蔡氏还于1919年6月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中声称：“我
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
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
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
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之现状，再次呼吁“救国之道，非
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1931年，更发表了为《牺牲学业损失与
失土相等》的报告。见，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本位意识不仅体现在个
人的职业定位上，而且对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也抱着警惕的
态度。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极力推崇学术独立，声称：对
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给予他们研究的自由，还要给予他
们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代表人物，这一些人，
一个个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
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
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
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普遍有的“原罪”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
文化基因使得他们对于时局又不能袖手旁观，由于当权者与知识分子的微
妙关系，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尺度往往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把握的，有学
者指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特殊的批判者
的身份!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的所见或主张。而政治权
威在基本上是不会喜欢知识分子的，因为他的权威之被批判将会被打折扣，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靠知识分子的„„如何使赤裸裸的权力转化为被人认
为合法的权威则是知识分子的特有功能。”无奈与不由自主造成了现代中
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困境。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试图立足学术，寻求“议政”而
不“参政”的两全之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的
传统及大到天下家国兴亡，小至个人家庭生计的牵绊，使得民国时期的知
识分子犹如风暴中蓬草飘萍随风流转，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在他们的议论
中时有表露。而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须时时面
对。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关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国家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合理期待。就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关系方面
的议论进行整理分析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应该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