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入主北大，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 ，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从此，北大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正因为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大搞歪理学说《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搞起《新潮》刊物傅斯年和同学好友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汪敬熙等人物，在北大校园里兴风作浪，新旧思想交锋，东西文化碰撞，整个北大就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点燃了这一火药桶。在这游行的人群中，有个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最前面，他就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傅斯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十分不满，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当被捕学生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于5月8号夜递交辞呈，悄然离京。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带着对前途的迷茫毕业离校。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胜第二名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就在这时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据理力争，同时具有文火良知的官员也出面为傅斯年大鸣不平。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留学生名单。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乘船去英国。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支持声中重返北大，蔡元培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赠予傅斯年。傅斯年留学生活暂且不提。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们，一是为天下儒林所中。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中真的清华学校传统知识相对薄弱，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教授与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发出清华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的吁请。1924年初，清华学校改建大学，10月，创建国学研究院。清华校长曹云祥动员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研究院主持事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的专题研究法办研究院。并推荐曹校长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出任导师。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美学哲学，继而研究词曲，精通英德日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有独特研究，更是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学理念，辛亥革命后研究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对甲骨文的研究是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向前延续一千年，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1925年2月，曹校长聘请吴宓主持研究院事宜，吴宓花了一番功夫才把帝师王国维拿下。与王国维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就痛快的接受了，梁启超与清华有深厚的渊源，梁家的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梁启超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做名人演讲，激励清华学子奋发图强，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 。章太炎不愿与王梁共事。二位导师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青花椒武部长推荐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夫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研究院主任吴宓不失时机向曹校长推荐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陈寅格前来任教，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只有赵元任怀揣博士学位证书。紧随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另一位到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李济。1918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美（同船的有叶企孙，徐志摩，朱家骅）主攻心理学，一年后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或博士学位后，立即收拾行装回国。立即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期间结识一生的挚友地质学大师丁文江，1923年秋，李济赴河南新郑做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迈出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1924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与美国毕世博考古工作队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并辞去南开大学教职。1925年，受丁文江和梁启超推荐，以讲师身份出任国学研究所导师。1928年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身份赴美讲学归国，途经香港，顺路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碰到了留学回来的傅斯年。
傅斯年到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1923年9月 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攻读比较语言学和史学。傅斯年之所以中途转入柏林大学，一个重要缘由是中国陈寅格，俞大维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傅斯年转学前后，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陆续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等汇聚柏林街头宿舍，形成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深远影响。1924年， 赵元任离美回国途经柏林，遇傅斯年，陈寅格，俞大维等。赵元任非常赏识傅斯年，，后来傅斯年回国后到中大任职，与赵元任推荐有很大关系。1926年6月，作为一只生猛的学术大鳄傅斯年告别欧洲，回国。傅斯年刚在香港登陆，时任中大副校长朱家骅聘请傅斯年中大任教。傅斯年到中大上任不久，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朱家骅策划校务，聘请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大由此声名鹊起。可惜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走向衰微。激烈的纷争在傅斯年，鲁迅，顾颉刚三人之间展开。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展开混斗，夹在期间的胡适也被鲁迅攻击。此前有人揭露鲁迅涉嫌抄袭 ，顾颉刚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源便写了一封揭发信并发表，鲁迅看到后，与陈源再度展开论战，在这论战中，鲁迅与顾颉刚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三一八惨案 发生后，鲁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不久，鲁迅受林语堂邀请赴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也受林语堂邀请阴差阳错的来到厦大任教，，鲁迅一见顾颉刚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两人就成势不两立的仇寇，1927年1月，鲁迅辞职离开厦大到中大任教。傅斯年受聘中大后，对鲁迅渐生恶感，遂聘请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意在架空鲁迅，鲁迅1927年4月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顾颉刚留下来，除在中大任教外，还与傅斯年共同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当时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立项的打算，傅斯年以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终于迫使蔡元培答应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10月，史语所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大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顾颉刚只做自己己愿意做的事情，不愿听从傅斯年指挥，1929年2月，悄然离开中大，同年9月，到燕京大学任教，正式辞去中大教职，彻底脱离重大。顾颉刚走后，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清华研究院陈寅格，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此时，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赵元任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心思放在田野考古发掘上，陈寅格独木难支，研究院已风雨飘摇。傅斯年趁此机会，向陈寅格，赵元任伸出橄榄枝，对方欣然接受。搞定二大以后，傅斯年没敢忽视李济的存在，，恰在此时，两人在1928年那个冬天里不期而遇。李济接受傅斯年的聘请，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28年8月， 傅斯年指派董作宾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动作斌到安阳调查后做出殷墟规模庞大的判断并报告傅斯年，傅斯年得知后在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进行田野考古。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在考古时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因此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李济出任发掘主持。
1929年春季和秋季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大批陶器，瓷器和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1930年春，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河南大雨冰雹成灾，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随后又爆发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拼杀的中原大战，史语所的发掘计划被迫搁置。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开辟新的发掘工地，1930年秋，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发现众多黑陶和灰陶器具，制作工艺达到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殷墟发掘，他有计划的将殷墟遗址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专业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方法进行发掘。就在这时，梁思永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的到来了。梁思永通过对殷墟与城子崖的发掘，成功的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考古学是一代大师的地位。1934年春，李济发现商代王陵。1934年秋与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王陵紧追不舍，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几乎全部加入发掘行列，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等考古组十大金刚，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夏鼐，孙文青等，外加史语所元老傅斯年，李济。期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王献唐，徐中舒等，清华大学的闻一多，燕京大学的陈梦家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几十平方公里的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考古人员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1937年春殷墟发掘再度展开，当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为防不测，发掘于6月19日匆匆结束，当发掘人员匆忙将出土器物运到南京史语所大厦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为精神上征服中国，7月30日，将天津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将南开大学炸成一片废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等102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9月10日，国民政府宣布北大 清华 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和三校同仁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在此之前，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传达至平津各校师生，各校师生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秘书长黄钰生，院长杨石率领师生乘船沿海路南下长沙。北大教授郑天挺向经济困难学生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而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家属撤离，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魏建功，王霖之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北平，转道南下长沙。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清华园进行骚扰，又以参观为名窃取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而后日军派部队强占校舍，劫掠校产，，代理校务的叶企孙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家属撤退。就在清华，北大，南开等师生纷纷南下之际，众多私立大学与学术机构因政府资金短缺被弃之不顾，这其中就包括中国营造学社。就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收拾行李准备出城之际，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告诉梁思成有约50好客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保险柜中，若被日军得去，后果不堪设想。梁思成听罢，答应冒险进入清华园，抢救科学珍宝。当晚，梁，赵二人驾车狂奔驶入清华园，拿出盛装镭的铅筒，躲过日军盘查，返回城中。1937年，9月5日，梁家五口离开生活多年的北平，经过近二十多天的奔波，总算到达长沙。梁家安顿下来十几天后，老朋友李济前来拜访。当时，史语所以迁至长沙，李济则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身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赴重庆密藏，安排妥当后，急如星火的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汇合。当得知梁思成一家迁往长沙后决定登门拜访，此时，梁 李两家没意识到他们两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九年流亡生活。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节节败退，长沙也已不是世外桃源。1937年11月11日，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经3个月苦战后，力不能敌，12日，被迫撤退。上海沦陷。上海沦陷后，日军派飞机轰炸西部城市，其中就包括长沙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 梁思成夫妇萌生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想法，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还有一段距离。12月8日，两家乘一辆大巴车向昆明奔去。12年13日，南京失守，日军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武汉。大战在即，长沙离武汉只有300公里。一时长沙人心惶惶。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大，3月15日开学。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也开始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走水路，第二批乘汽车，最受瞩目的是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68天的长途跋涉，l旅行团师生们真正走出象牙塔，，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4月28日，旅行团师生带着满身风尘与疲惫抵达昆明。在这之前，史语所等学术机构业已向昆明撤退。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这边陲春城再度相会。11939年4月，按梁思成夫妇的设计，西南联大的校舍建成。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不断发展壮大。可惜好景不长，平静的生活没持续多久。1938年7月，武汉会战开始，9月，日军以中国对外破坏交通线的昆明大轰炸开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中央研究所等机构人员又开始了跑警报的生活。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大好时光白白流失，云南省政府通知驻昆学校和学术机构尽量疏散到乡下。 史语所决定搬家，搬到一个不用跑警报的地方，不久，史语所迁往城外龙泉镇响应寺。早在史语所到昆明时，南开，北大，清华面临无图书资料的困境，好在傅斯年将先前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图书及运到昆明，供西南联大和其他学术机构借读。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见状，便去找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傅斯年慷慨答应。从此。史语所与营造学社就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跟着搬到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一处尼姑庵罗落脚，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迁往昆明，在龙泉镇起凤庵落脚。安逸的日子没多久，国际形势又发生变化。
教育史（一）
教育史（一）
六、颜元的教育思想
1、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3）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2、学校为“人才之本”
1）“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人才之本也”
2）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包括通才和专门人才二种类型。
3、“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1）借古：周孔时代的学术即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六艺教育
2）托今：体现在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上。（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
4、“习行”教学法
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认为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
第八章近代教育
第一节洋务与维新教育改革
一、洋务教育的改革
1、创立新式学校
创办洋务学堂的目的在于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西文和西世为主。
1）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
2）军事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
3）技术实业学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 2、举办留学教育
1）幼童留学美国
1872年出发的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
2）派遣留欧学生
二、洋务教育宗旨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三纲是维持封建王权和家族伦理的基本准则，三纲的废除必然招致封建社会秩序的崩溃。
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西政指西西方有关文教制度、工商财政、军事建制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即近代西方科技。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在《循序》篇中论证了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主导和导向作用。中学着重的是人品行的修养，具有德育的功能；在《会通》篇中论证了二者的结合和共存：“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中华民国时期的文官管理
1 第七篇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时期，是一个处于激变之中的时代。旧的传统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际，变革与动荡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旋律。置于中华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官员群体作为社会的一个层面亦体现出变革时代的某些特征。
作为一个新旧制度的转型时期，科举选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新的官吏养成体系却尚未成形，在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下，民国官员的入仕途径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样态。中华民国时期，各届政权无论是被动接受或主动吸收，都曾引进与推行文官制度，并在一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绩，产生较大影响。它不仅结束了清末新政以来旧的文官制度被破坏、新的文官制度尚未确立，文官管理混乱、无章可循的局面，而且在中国首开近代文官制度之先河，基本上完成了以“恩赐制”为特点的封建文官制度向资产阶级近代文官制度的过渡，初步建立起了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法律规范，对其后的官员管理制度产生较大影响。
但是，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的选拔也呈现出一种由瞻恩徇私向功绩人才型倾斜的态势，尽管如此，以私人关系得以选拔者依旧占据了主流，人事管理方面依旧比较混乱，“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也体现在制度的具体执行之中，从而也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纵观此时期的官员群体，它也具有着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某些特点，笔者予以简要分析：首先，从中华民国时期的官员构成来看，它打破了之前仕人对官员资格的垄断，使得一些原本处于边缘的新兴群
2 体开始步入了政统。诸如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工商业者、边缘知识分子等权势社群先后崛起，参与到中国政治的角逐之中。其中，尤其以军人出身者为最多，而这也直接促使官员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第二，民国时期政府官员的收入较为充裕，但是不同等级、地域间差距也极为悬殊。当时政府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官俸与公费的职务收入，即使是最低等级的委任官的月收入也相当于当时一般中学教师的水平，高于同时期的工人、邮务生、打字员等工薪阶层，其他官员的官俸之高自不待言，何况除了官俸之外，办公费、车马费、津贴费等各项收入亦为数不少。其中一些中上层官员利用其政治权利、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也获得了名目繁多的其他收入，如投资实业和土地的收入、贪污受贿、兼职收入等。这种中央地方官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各层、各地官员收入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状况。加之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体制的不完善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官员全体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状况就更凸显了出来。第三，中华民国时期的官员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的转折点之上，自身地位的认知使他们乐于追逐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上层官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享受着现代的西式生活，中层官员亦依靠薪金过着优裕的生活，下层官员也基本能够维持温饱。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们的物质生活带有较强的西化色彩。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及随之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给单纯依靠工薪收入生活的中下层官员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官员阶层属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政治权力的控制，使他们与社会各阶层都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 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 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 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 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 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 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 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 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 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 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 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 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
在说与不说之间——谈孙郁对鲁迅“民国文人”形象的解读
第３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２年７月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０ｌ。３２ Ｎｏ．４ Ｊｕ１．２０１２
在说与不说之间
——谈孙郁对鲁迅“民国文人”形象的解读
韩春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从鲁迅的“民国文人”形象反观孙郁的鲁迅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新世纪”十年启蒙知识分子的选择和 走向。相较于９ｏ年代，鲁迅在孙郁的研究视野中“渐行渐远”，孙郁将鲁迅放置在民国文人中间，由“个”到“群”的研究方 法意在突出整个时代的风气，从内部寻找精神的活水源。在表述上，孙郁的“吞吞吐吐”与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自我限 度认知、挟以自食的悲壮合二为一，并以此表达时失去批判力的学院化的鲁迅研究的质疑。 关键词：孙郁；鲁迅；民国文人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９３Ｘ（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３６一Ｏ３
新世纪以来，孙郁的主要作品有：２００４年出版的《鲁迅书影录》和《倒向鲁迅的天平》，２００８年出版的
《在民国》和《混血的时代》，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新旧之变》以及２０１１年出版的《文人的左与右》。从书名和内
容来看，相较于９Ｏ年代，鲁迅在孙郁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从９０年代与鲁迅独自对话，到在与周作人、
胡适的对比和互证中确证鲁迅这一文化形态的价值，再到新世纪对“民国文人”群像的书写，鲁迅身边的
人物越来越多，他不再是独自屹立于孙郁面前的“精神伟人”，而是渐渐地走人人群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
一员。这一变化，使这些问题先后进人我的脑海中：首先，这种“渐行渐远”的关系对于孙郁的鲁迅研究来
说意味着什么？其次，孙郁将鲁迅放置在一群“民国文人”中间，他将如何结构他们之间的关系，依靠什么
来确立鲁迅的独异性而不被人群湮没？再次，孙郁是带着怎样的触动和思考来解读鲁迅的“民国文人”形
象的，在他叙述的背后隐含了什么样的问题？从鲁迅的“民国文人”形象反观孙郁，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00字范文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00字范文
《南渡北归》是2011年1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岳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00字范文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00字范文(一)
看过《南渡北归》后，只想再悲叹一次：21岁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国历史。
小学到高中，我花了12年时间学习历史。高中时，历史成绩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过，上大学四年，我才发现之前学的历史教材，错误的知识占到一半，甚至还多。这是什么样的感慨呢?生在这样的时代，年轻人，继续努力吧。
该著作分三部，约180万字，包括《南渡北归—南渡》、《南渡北归—北归》、《南渡北归—离别》。书的封面写着一段话，颇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代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写着八个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然后就是9个大师的肖像，有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张伯苓、鲁迅……乐哥在第一页批了八个字，“大师远去，专家横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时期读红色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小二黑结婚》……这些所谓的名著都是历史书上推荐的，它们花费了我好久的时间，读完之后也带来了许久的感动。
但是，当看过《南渡北归》后，突然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民国期间还有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中学时期的教材不向我们着重推荐他们，而单单选择介绍郭沫若、沈从文、何其芳、吴强、孙犁这些人。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李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朱家骅、吴宓、陈寅恪、曾昭抡、董作宾、曾昭橘、叶企孙、刘文典、俞大维……可叹这些人物竟然不能够在中国历史书中占据一些地位。还有卢作孚、张自忠、方先觉……看着这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我想抹眼泪。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出历史的角落，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500字范文(二)
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国家，仅官方修订的《二十五史》就能排满一个书架，世界上估计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修订历史。
我国最早的十部抗日题材的民国时期国产电影，你看过几部？
我国最早的十部抗日题材的民国时期国产电影，你看过几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用1940年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代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它是经过我国先辈们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几千万同胞前赴后继的牺牲换来的。而近年来兴起的抗日神剧，不但侮辱了观众的智商，更是侮辱了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日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的一种电视剧类型，什么手撕鬼子、子弹拐弯、裤裆藏雷、弹弓神器、飞刀无敌、石头炸飞机、轻功无双等等总之要要多神就有多神。
以下介绍的十部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抗日题材电影，他们都是以真实环境为依据，通过描述战争的惨烈牺牲、民族觉悟、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捍卫领土，追求民族解放的精神等等。你看过了几部？
一《风云儿女》 1935年5月24日上映
提到该电影不由得想到该片的电影插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该片是1935年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于1935年5月24日上映。影片讲述了在抗战时期，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
剧情：青年诗人辛白华和大学生梁质甫两人都是东北人，又是好朋友。“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从东北一起流亡到上海。在他们的楼上住着从华北流亡而来的穷苦的阿凤和她的母亲。不久梁质甫因为友人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被捕入狱；辛白华却逃避斗争，和一个富孀堕入情网；而阿凤则参加了歌舞团，到外地去演出。梁质甫出狱后即北上抗敌；而辛白华却偕同富孀到青岛旅游。阿凤的歌舞班赴青岛演出，辛白华和阿凤异地相逢，观看了她演出的《铁蹄下的歌女》，激起了爱国热情；这时又传来了梁质甫英勇牺牲的消息，辛白华大为震动，毅然结束了逃避斗争的享乐生活，走上了抗日最前线。 二《青年进行曲》上映时间：1937年
《青年进行曲》由新华影业公司于1937年出品。该片由史东山执导，胡萍、施超、童月娟、顾而已、萧英、黎明健等领衔主演。
“大家庭”与“小家庭”之争：民国时期家庭改制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大家庭＂与“小家庭＂之争：民国时期家庭改制研究
耿达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家
庭革命论”和五四新文化期间的“家庭革新论”二次浪潮。对于如何进行家庭改制，知识分子有不
同的看法，大致可将其分为激进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和欧美流行的小家庭
制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重构中国现代家庭制度的基本路径，一场关于“大家庭小家庭孰美”的争
论激烈展开。大家庭制与小家庭制各有优劣，经过深入的讨论，知识分子基本认同小家庭制是时
代发展的潮流。
关键词：大家庭；小家庭；家庭改制；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９（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１ ｌ一１０
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在“家国同构”的
历史哲学话语之下，家成为治理天下的基本单位，
也是文化上下流通的核心载体。在以失败的鸦片战
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天变万化”成为一
个明显的特征。建设民族国家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
诉求，身一家一国一天下的“四重域”出现了结构性
裂变，“去家化”成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的
一种趋势。【ｔ】【｜Ｉ８０ 民国即处于这一转型的剧变时期。
民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制度（包括意识传统型和
形态传统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对现代家庭
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大家庭与小家庭孰优孰
劣、何种家庭制度更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成为民国
时期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家庭史”研究在２Ｏ世纪８０年代后方兴未艾，
特别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人物 安德烈・比尔基埃主持编撰的《家庭史》于１９８６年
面世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该著分析了中国
家庭在近代的转变历程，“帝制末期和民国初期的
革命理论家以极严厉的态度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家
庭观念’，认为它成了当时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障
民国文人篇：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非命
1938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诗谶。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也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8月8日，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胡愈之推测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胡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中推测因郁达夫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最后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
20世纪20～30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第２５卷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 文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０１．２５ Ｎｏ．２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２
２Ｏ世纪２Ｏ～３Ｏ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
——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娄自昌
（文山学院政史系，云南文山６６３０００）
摘要：在民国《马关县志》众多撰稿者的心目中，１９０８年的河口起义和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地位都不高， 极少成为关注和歌颂的对象，特别是河口起义反而被多数撰稿者当做“叛乱”对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这
场革命虽然推翻了让人不满的清王朝，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进步，反而使国家和社会在革命后陷入了
长期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经济和各种社会事业走向衰败、民不聊生的境地，在此背景下，生活在当时的人 们对这场革命评价不高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回顾革命十年、二十年后经历者和见证者的
感受，对于革命及其作用的理解无疑会更加深刻。
关键词：民国 马关县志》；河ＩＺ／起义；辛亥革命；反思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４５—０５
民国《马关县志》于１９１９～１９３１年间经三次纂
修而成，前后参与撰稿的大批官员、知识分子都是
辛亥革命及其前奏如河口起义的见证者，也是这一
时代的经历者，志书对河口起义和辛亥革命的记述
反映了这些历史事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辛亥 革命百年之际，重新审视当时边疆地区的见证者和
经历者在革命十年、二十年后对这场革命的看法，
无疑很有意义。笔者在整理民国《马关县志》的过
程中，发现这些经历者和见证者的评价有很多值得
我们思考的地方，现谨将对这一问题的粗浅想法整
理为文字，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民国《马关县志》有关河口起义与
辛亥革命的记述 （一）对河口起义大多作负面评价 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８年发动的河口起义，对马关影
响很大，因为当时的河口仍属于以马关为中心的安
近代名人的爱国故事
近代名人的爱国故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非常令人崇敬。那么你们还记得那些故事吗？下面小编就来分享近代名人的爱国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严复的担忧】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华罗庚立志回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1950年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决心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的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最终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慷慨赴国难，誓死表忠心】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