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文献综述

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文献综述1、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1.1研究背景辽东是明代边疆防御体系中的重点地区，历史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辽东地区在明代时实行地方军事化行政制度。

作为边疆的防御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明代辽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使用都司管理的卫所制管理，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地理管辖范围，形成了一个都司中心管理25个实土卫的局面，难以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

因此，出现了地区性的行政管理体制，使辽东地区形成了三级行政区划，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管理的层级，使管理范围减少，早期的军事与文官行政监督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形成。

本文主要从明代行政管理的宏观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明代辽东地区地方行政管理中的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以期望为现代行政管理提供参考。

1.2研究问题在嘉靖年间,管理辽东全境时被划分为6个行政地理单元,并且从“军管型政区”转变成“文管型政区”,将相邻各种文官都采编到当地管理体制,连朝廷派驻辽东管理马政的行太仆寺卿和苑马寺卿也皆各领一道辖境,进而对地方军政事务的处理。

然而,在辽东行太仆寺少卿、苑马寺卿兼理兵备事的时,隐藏在背后的却是辽东地区卫所制度崩坏、马政废弛等问题的出现。

尽管兵备道的设置对地方管理和中下层军官监督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期间出现的诸多根本的问题却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从明代辽东管理体制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地方行政中的首要问题事基层组织的稳定仍,否则即使调整对中上层管理方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体制背后的各种隐患,更无法得到长期稳定的效果。

文章主要对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研究引申到我国行政管理制度中，与之相称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应随之有所调整，面临新的社会问题，更应该积极思考行政管理的有效性，以面对不同社会问题的考验。

2、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宏观研究明代边疆的行政管理方式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在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35-150页）一文中，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主要为一种军事管理形态的军管型模式；他将明代的行政系统划分为布政使司、府、县几个部分，军事系统划分为都指挥使司、卫以及千户所。

认为明代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各自管理自身事务，互不干涉。

同时提出了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同属于地理单位，具有可转换性的特点。

张步天在其研究《明代地方行政区制度》中，详细概括了明代省、府、县三级制度的具体划分标准和行政机构。

提出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周振鹤先生的著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08月）对明代的都司卫所制度进行了详尽说明，概括为明代实行的军管型政区的特殊性行政区划类型。

张显清先生的著作《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1）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明代行政管理、政治改革，介绍了地方行政结构的演变过程，比较了明代行政体制与军事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宗国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2004年11月01日）中以政治制度的角度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概括为回归于创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明代行政制度沿袭了元朝时的三级行政机构，但是由于边疆防御等问题，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出现了军事体系与行政体系将结合的特殊行政管理制度。

3、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变化3.1明代政治变化对明朝政治体系考察内容中，除去制度以及机构等相关要点，明朝政治以及明朝社会变化、明末党派等的相关研究也不少。

比如说之前谈到的制度体系，赵克生在他的著作《明代丁忧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中对明朝相关人文风俗等进行介绍，探讨了明朝丧守、服阙补选、夺情起复等一些制度体制。

而柏桦、高进则是对明朝刑事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在他们的著作《明清“滥设官吏”罪》(《史学集刊》第2期)对于明朝的刑事犯罪相关信息指出，明朝所有刑事事件都需要朝廷或是相关国家部门来进行管理，凡是私自进行对刑事事件干涉者，论为犯罪。

根据相关历史信息可以得知，明朝皇帝加强皇权，对于天下大小事件皆需皇帝亲自管理，在田冰的《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第11期)中对皇帝与百官之谥进行研究，他们指出明朝皇帝可对百官之谥进行干涉，谥号更多具有政治含义，因此对于官员的追谥以及谥号剥夺都能够反映朝廷变化。

据书籍统计分析，明朝对于追谥数量要远远高于夺谥数量。

王伟凯在研究洪武初年磨勘司相关制度后在著作《明代磨勘司职能考辨》(《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指出明朝洪武初年磨勘司主要职能是对各司文件进行审核，而并不是相关文献中所提到的代替大理寺的机构。

方志远主要是对明朝政治风气以及社会变化等进行研究，在他的著书《“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第1期)中，对于明朝的政治风气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书中还指出在成化时代中，传奉官本质上是为了一些具备特殊能力以及能够为皇室服务的人，而传奉官的体系出现也使得在成化时代里各种专业人才纷纷涌入仕途当中，也促成当时社会中，人们的思想限制的解封，加快社会风气的转型。

在张宪博看来，明朝社会风气从原有的儒道思想开始出现经世致用观念，书《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安徽史学》第1期)中指出明朝党派领袖吴应箕对于明朝政治体系的反思以及评判，这些对之后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都有积极作用。

对于明朝党派现象的情况，王恩俊在他的书《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史学集刊》第1期)谈到，明朝时期党派人员为官僚子弟与平民子弟参半，而实现党派内部成员和谐相处的前提是姻亲。

3.2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变化明朝对于辽东地区重视度较高，农本思想导致辽东受到重视，为使得辽东农业获得保障，在嘉靖十九年后就对辽东地区增设按察司职务。

在《明世宗实录》卷235中提到，由于辽东地区所处地域靠近外族，三面存在外族安全隐患，为保障辽东农业能够不受外患影响，朝廷派按察司佥事来对辽东地区进行管理。

该人事改革使得佥事要管理辽东地区的最南部分以及最北部分，但事实上，由于辽东地区地域范围较大，管理存在明显漏洞。

也因为如此，在之后嘉靖三十一年起，朝廷在辽东地区安派了辽东苑马寺卿。

但在当时对于辽东苑马寺卿一职并没有赋予行政实权，只是以代为监管方式存在。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才正式开始对辽东地区进行行政监管，增设行政监管能力以及增加兵备道。

在明朝嘉靖年间对辽东地区进行有目的性的兵备道增设，在嘉靖四十一年之后更是达到高潮。

同时明朝对于兵备道所属官员的行政职务以及行政实权进行加强，正式赋予权利，从行政方面正式对当地军政进行监管。

在之后两年，辽东地区行政体制中层官员都开始采取兵备管理。

在相关文献中记载着，嘉靖四十二年后辽东兵备行政职称被规范使用，也标志着兵备道制度的成熟。

为了能够让辽东地区更好的受中央监管，对于辽东地区各道都有相关调整，根据各道所处的不同的管辖区来对卫所以及镇级别行政区域进行规划，同时兵备驻地也随着季节的变化相应调整。

使得辽东地区行政管理逐渐转型为军政结合的管理体制。

而辽东地区形成军事以及文官结合管理行政事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兵备道的存在。

辽东地区各个兵备道以及下属官员不仅要对军务进行管理，同时要对该管辖范围内的各种财务、司法、教育、税收等诸多方面进行管理。

在《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就有苑马寺卿一职，其主要职责是要对该范围内所有军事、教育、税收等信息进行整理并以档案方式进行呈现。

该内容表明在该时期中，军民事物的处理基本要依靠兵备道所属官员。

如从行政监管的成效来看，将辽东地区各地区进行划分，划分为诸多较小的行政区域机构，该方式在调节行政管理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地区行政管理更好的开展。

分析上述论述的关于辽东地区的官员职务设置，进行了道、寺的机构补充，以此完善辽东地区行政管理制度。

出现了文臣监督管理兵备道事务的变迁。

根据历史信息所示，明朝初期在辽东地区设置的卫所制度进行军事化管理时的确获得较高的成效，比如在疆域稳定方面就有较好的成效，但随着事务变得繁多，卫所制度开始出现漏洞，军事化管理的行政官员难以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最终阻碍了当地发展。

由于在辽东地区卫所制度的管理模式根深蒂固，难以对当地进行有效的管理。

因此军管体制也需要进行变革，转型为文管体制是弥补缺陷的主要方式，在该演变过程中，要逐渐以文官管理为主，同时要将总督和巡抚等文官体制进行完善处理，增加进士文科背景的官，补充到道、寺中便于事务管理，同时中央所设立的按察司等官职不仅能够对卫所制度中的指挥权进行管理，同时还能够对兵官系统中的官员进行管理，建立起衔接督抚与卫所两者联系的行政机构，加强行政管理。

从而使得辽东地区行政管理从军管制度开始演变为军管文管结合的制度。

明朝对于兵备道官员进行选择时，首先要考虑就近原则，通俗的说就是对于当地的相关情况、风俗等了解程度高的能够更好的进行管理。

第二则是由于在明朝后期将监苑进行裁员，因此在马匹数量较少且处理的事务较为简单的情况下，对于兵备道事务的管理有充足的时间。

但由于兵备道监管能力存在一定漏洞，因此对于一些基层制度的弊端无法彻底消除，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行政管理条理不清，装备落后数量欠缺，军士逃亡等现象。

虽然为加强行政管理，部分官员提出将卫所制度调整为府县制度，但是由于辽东地区下层建筑管理中没有具体化的配置，对于彻底更改卫所制度势必会触及到部分人的利益，因此考虑到辽东地区的稳定，只能选择文管与军管结合的方式。

4、明代辽东地区行政管理的研究张士尊在《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06月版）中研究了明代辽东地区边疆行政管理问题，从历史时间上，把明初期、明中期以及明末时期的建设和政策进行合理解读，提出了都司作为行政管理的职能，介绍了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以及其变迁。

丛佩远学者在其著作《试论明代东北地区管辖体制的几个特点》（《北方文物》1991-04期）中，详细描述了辽东地区行政官职的设置和具体的部门职能，提出了辽东地区因地、因民俗而治的观点，在其文章中，明确表明了辽东地区行政制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并以辽东都司军政合一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为后期的研究提供了较多的借鉴和启发。

陈晓珊著有的《明代辽东》（中央民族大学 2007年）中，从辽东地区与山东边缘关系的研究角度，从这一特殊的历史地理现象为切入点，从行政区划中，引出了对制度上的隶属关系思考。

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

李三谋的《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 1989 ）中指出一般的史料记载中，明朝的都司(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皆为军事组织或军队编制,纯属军事活动的范畴。

其实都司、卫所,特别是辽东等九边的都司、卫所,除了具备军事性质之外,还兼有其他各地府、州、县等衙门的一般行政职能。

时仁达在《明代辽东徭役述略》(《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 )中指出明代的卫所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单位,而是拥有一定辖区和固定人口的军事地理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