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亦舒笔下女性的传统与现代

论亦舒笔下女性的传统与现代 新余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9中文本 780901023 欧阳俐俐 【摘要】亦舒是香港著名的言情小说家，她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二十多年经久不衰，一度出现过这样的说法“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然而，亦舒充满强烈的现代都市气息的作品，以洞察世情的目光，简洁优美的笔调，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中，其鲜明的女性形象塑造与艺术感染力使其成一家。她笔下的女性，既有传统的回归，亦有现代的叛逆，融合了中西文化气息的女性，是有了灵魂的生命载体，成为一朵朵生命的奇葩。 【关键词】亦舒小说；女性形象；传统回归；现代叛逆；艺术感染力 评论家们说，香港著名女作家亦舒的小说“最现代”不过了，她描写的“现代”香港社会，极力赞美的是香港女强人自信、自尊、独立自主的“现代风貌”。但我觉得亦舒的小说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因为她的小说反映的仍是“女性寻找男性”的主题。女性的自我觉醒，人生价值的规定，还是有一个先在的尺度——男性标准，所以，现代女性骨子里依然有传统文化的束缚，体现在女性的温柔多情，性格的依附妥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家庭的回归。女性若要独立、觉醒，必须努力去冲破这一尺度，达到精神与物质的独立，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亦舒的小说，正体现了当代都市女性传统的回归和现代的叛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部分女性的心理矛盾及她们在现实中的挣扎。 一、女性传统的回归 女性作家关怀女性问题，无疑在艺术背景上，还是历史情景中，都是合理选择。亦舒的小说，着力描写女性，关怀的是女性命运和女性意识，所以她笔下的女性，或传统，或现代。尽管生活在现代的香港都市，她们与身具来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底蕴依然保留，以此，她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寄托与安慰，从而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回归。要探索这一现象，必须从香港的特殊性来看。 香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由于香港一段时期被殖民者侵略，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大陆的交流被割断，在这种传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交叉矛盾中，香港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这在赵稀方的《小说香港》中有一定的体现。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探讨与分析是《小说香港》最具理论个性与阅读吸引力的部分之一。作者的研究思路得益于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受到的启发，关注“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强调从新的历史意识出发去辨识复杂的历史问题。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的那样，人们习惯于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同的文化，但“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身份“决不是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1】。 为了证实这一理论，赵稀方研究了一批香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发现在张爱玲看来，香港的“殖民性是内在的，难以摆脱的”，就像“葛薇龙后来无力摆脱她一开始在梁宅所看到的陌生性和奇妙性一样”。但以我来看，这种陌生性与奇妙性，正来自殖民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它令张爱玲着迷，又给她一种不真实感，犹如“人生是一袭华美的长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那样使她落寞与恐慌。 王安忆的“小说香港”则不然，她“将大量的形容词与哲理都铺陈堆砌到香港身上，但它们却相互抵消，表现的毫无意义。香港在这里无所不能，无所不是。对比《长恨歌》中对上海里弄的熟稔展示，我们发现王安忆对于香港其实是陌生的，小说中的确也缺乏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具体描写 。”[2]这正如“毛姆对于香港‘东方情调’的赞美不过是殖民意思的表现形式，王安忆小说对于香港的奇异化、空洞化，其实仍是‘中原心态’的流露。”由此可见，这些小说叙事使人的思维活动形成了一个意义结构，人们不但依据一种价值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也在无意思中依据一种标准进行记忆和回忆。至于施叔青、李碧华、钟晓阳的小说香港，侧披上了一袭华美的“怀旧”长袍。在他们看来，虽然时代在不断前进，“而香港都市已经定型，已经不再有对香港现代化的欣喜，更没有为香港辩护的心里。他们习以为常香港都市的一切，所思所想反倒是香港的都市弊端，尤其是在他们遥想的过去相比较的时候。”因此，书中明确指出：“张爱玲是贵族大家之后，时代的新旧交替造就了她的虚无与恐慌；现代都市里年纪轻轻的钟晓阳却生就一副天老地荒似的虚无感，不能不令人称奇。恐怕只有从反省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理解钟晓阳一往情深地寻觅古典诗意的特定心理。”“如果说钟晓阳尚在现实中寻觅古典诗意，那么李碧华对于现实早已绝望，她宁愿回到古代去寻找那一份情意，仅此还不够，她还要以此对照反讽现代香港，于是就有了一个个“借尸还魂”的故事。”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怀旧”，共同构成了关于香港的“想象体神话”。[3]刚好切合了她们笔下女性的古典文化修养，她们有知识，有想法，有追求，温

柔、体贴、甚至有为爱情牺牲自我的精神，这种在现代生活中仍保留的传统美德给了她们持久的魅力。可有时她们似乎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一种传统文化氛围里。她们想回归传统，从里面找到慰藉，以摆脱现实的给她们带来的失望。 从赵稀方研究这些描写香港文化的作家中，我认为，她想表现的是香港人对于时代变迁的恐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回归传统文化，他们才能找到归属感，才有作为一名实实在在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些作家，也许对香港的“杂”文化或残酷的商业竞争难以适应，所以他们才想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找寻一份宁静，找到文化的根。或者说，保留传统的内涵会让她们在繁华的都市中特立独存，拥有一种怀旧的神秘感，反让她们显得更出众。 然而，香港还有一种殖民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中西文化传统观念和新旧意识形态的碰撞和融汇中，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和意识的揭示，亦舒有一种她自己特有的眼光，一种融合了东西方美学思想的审美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香港女性在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的时候，无可奈何地陷入中国情感和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文化漩涡之中的人生图景，并从多元视角上回答着娜拉走后应该怎样的问题。这足以表明，亦舒清楚地知道现代女性的心理，她们想要抓住女性的经济的自主，从而获得人格的独立、尊重、平等，可是她们又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来自于她们自始自终对男性的寻找和家庭的回归，因为作为女性，她们需要绝对的安全和归属感。尽管她们在商业漩涡中获得了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竞争机会，但是她们必须具备男人一样的力量，能力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为事业奔波劳累，潜伏于女性内心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忧惧感，使她们特别渴望去爱与被爱，特别需要一个家，一个爱的港湾作为栖息之所。正如她们在爱情与婚姻上所展现的，在小说《她比烟花寂寞》中，女记者徐佐子虽然一直否定女星姚晶对待爱情的态度，她说：“对配偶抱着那么大的寄望是太过幼稚天真了”，[4]因此，徐佐子经常不惜与自己的男友吵翻，她认为自己重要，可贵，对爱人、爱情，她认为：“我的终身早已托给我自己”，伴侣也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人，他不是爱的奴隶”。[5]可是在姚晶寂寞的一生和孤独的离开人世，在男友将要离开她的时候，她突然

明白，女人再强，再独立，也抵不过寂寞与孤独，就像舒婷《神女峰》说“与其在悬崖上展望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所以当男友杨寿林双目发狂地对这个坚强而倔强的女友说:“我们都太刚强，现代人以弹为荣，宁死不屈，佐子，我很高兴你说出心中的话，我明白了。”这时徐佐子就已经后悔，她知道，如果不抓住男友，错过这位深爱她的人，也许就再也没有第二个杨寿林了，于是她选择放低自己，哽咽地祈求男友：“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丈夫子女都在我身边，我希望有人争我的遗产……我并不打算做现代人了，我不要面子，任你们怎样看我，认为我老土，我要做一个新潮女性眼中庸俗平凡的女人。”[6]在这里，徐佐子做出了选择，她要做一个有爱有家的传统女人，回归平凡的家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不是一味的强调个性与独立，反而是妥协，这就是现代女性无法逃避的束缚——回归传统。因为亦舒本人毕竟是受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受了传统道德的熏陶的，她的经历，使得她在她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方面狂热地追求个性解放，迫求新的社会潮流、反对旧的传统观念，一方面又因袭旧的传统伦理道德而不能彻底地加以摆脱。小说《她比烟花寂寞》中姚晶和张煦先前的结合，不能不锐具有反抗封建门阀观念的因素，但这位主人公最终没能挣脱封建礼教对她的束搏而走向死亡，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给她的主人公安排一个更理想的结局。姚晶性格的复杂性恰恰反映出作者本人思想的复杂性。徐佐子也不可能跳出这种回归传统的模式，因为她个性太鲜明，太要强，可越是外表坚强的女性，她的内心就越脆弱，而她的脆弱来自于她始终不敢背离爱人与家庭太远，她害怕孤独、寂寞，害怕被抛弃，只有做好一名温柔贤惠的妻子，一个和丈夫同姓的女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一种身份的认同。当然亦舒写的并不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她所要展现的恰恰是一种既有传统美德，更有自己特殊性的女性，因为她们既受深厚的传统文化（如《地尽头》中朱咪对古典文学的熟悉与热爱等）影响，又受过现代意识的刺激，时代的进步使知识女性提出了做“人”的要求。但是，仅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女性在爱情、命运上的抗争，仍需仰仗男人的支持。因此寻找理想的男人，是新女性的传统要求。然而，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没变，女性所受的强大经济压力没变，女性外在与内在的传统文化因袭没变。争取独立的女性步履维艰。 其实，亦舒笔下的女性虽然有着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是她们的处境并不甚佳。西蒙·波娃曾论述过：当代独立的女性“虽然因为工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她们永远是受经济压迫的阶级。”“( 她们 ) 在道德、社会和心理上也无法完全和男人一样。”[7]正是亦舒笔下现代女性的矛盾，传统的回归，对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寻找，使她们独具魅力。可见，亦舒笔下的“女强人”追求事业与金钱，仅仅是作为人格独立的后盾与排遣寂寞的手段，绝不是人生的目的。她们对事业的追求是由于爱的无奈，以及由此产生的寂寞和空虚。无处寻爱的女强人们最大的苦恼乃是她们在自尊自爱的同时又无法不倾向传统，“寻找男人”仍然是她们生命中时隐时现的主题曲。因此，在塑造无处寻爱的女强人形象上，亦舒来得比梁凤仪要传统，而亦舒在女性身上寻求现代意识中的传统回归，饱含了其对人生的参悟。 二、女性现代的叛逆 在梳理文学思潮流变的意义上，《小说香港》对香港现代主义创作的分析,具有许多独到之处。香港的文学格局与大陆不同，这里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小说香港》则借助于对梁凤仪、亦舒、金庸、梁羽生等人作品的分析，辨识了香港通俗小说在观念、体式各个方面区别于台湾文坛的现代都市特征，明确了“都市性、商业性及其殖民性的维度铸就了香港通俗文学的特殊品格，使其成为了最具香港性的文化标志。”[8]其中，亦舒的小说就最具有香港现代性，她描述的是香港现代都市中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自我解放与生存状态。 知识女性对女性问题的不断认识、表现和探索，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女性文学领域里，对女性意识的探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表达构成了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女性意识的发展水平标志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妇女解放的标尺。亦舒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投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追求，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凸现的女性意识成为贯穿于她小说的灵魂。而且她把女性意识探索的目光由婚姻家庭投向了外部的世界，把追求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生命辉煌作为其内在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