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制度创新

一、监察独立 有人认为，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不法行为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也就是明知胡惟庸干了很多骄纵枉法的事情，却不及时处罚或纠正，故意放纵胡惟庸广泛结党，以达到通过胡惟庸来诛连开国功臣或者废除宰相的目的。比如前几年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所了解的情况可能非常有限。据《明史》记载，刘伯温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针砭时弊的遗书，叮嘱他的儿子说：有胡惟庸在，这封遗书写了也没什么用。等胡惟庸将来倒台了，你再想办法递给皇帝。（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也就是说，连刘伯温这种级别的开国功臣，想要通过写遗书这么极端的方式向朱元璋传递消息，都自认为无法通过胡惟庸这一关。可见胡惟庸对朱元璋信息封锁之严密。 另外一个佐证是发生在洪武九年的“空印案”。 案件的起因，是各地到中央报财务预算，都会多找一些空白的纸在上面盖上公章，以便财务数据需要修改的时候，能够立刻重新抄一遍。不然只要改一个数，就得回去重新盖章。 那时候中央地方交通不便，这样做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为贪污作弊留下了空间。这个案子肯定不是朱元璋为了屠杀官员而故意装着不知道，放纵大家这么干。因为此案没有诛连任何武将或者开国功臣，只是把各个地方上负责盖章的官员给杀掉了。 就这么一个事儿，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唯独朱元璋不知道，而且被瞒了八九年。 朱元璋虽然勤政而且严厉，但也不是全知全能。他每天要读二十万字的奏折，这些奏章全部来源于官僚集团，用极为精练的文言文写成。读完这二十万字之后，还能有多少时间去了解别的事呢？ 他会派太监出去打听民间的各种消息，但所得应该非常杂乱。民间还传言说是他派胡惟庸去毒死刘伯温的，你说这种传言朱元璋能随便信吗？这些非正规渠道的消息只能姑且听之，可靠的消息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汇报。所以，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知之甚少，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监督胡惟庸或者令计划这种官员的违法行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设立监察御史。但御史本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臣干得好的可以提拔成为宰相——比如杨宪。而行政官员也随时可能去当御史。 这样，低级别的御史就会讨好宰相等高官，希望可以被提拔到更有实权的行政岗位；或者说在当御史的时候不能得罪太多人，不然什么时候被调入行政系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从行政机构调到监察机构的官员，也必然跟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御史的监察功能就会逐渐失效。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就是关闭这道“旋转门”。从禁卫军当中选拔人员来监察百官。官员不可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也不会被派出去当行政长官。锦衣卫也不用参加科举，跟文官没有“师门”“同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检举官员的腐败，必然更少顾虑。 这样一个利益独立的监察机构，是帝国政治体制的巨大改革。监察权就从科举文官系统里面分离出来了。 从此后，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大大加强。朱元璋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情形的了解程度，很有可能就此超过了此前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 明初三大案，都是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后爆发的。 胡惟庸案是最初的引子，虽然诛杀胡惟庸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前，但大规模的诛连则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后两年。 郭恒贪污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三年。 蓝玉谋反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十一年，告发蓝玉谋反的正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读音：环)。

二、《逆臣录》蓝玉案的情况和胡惟庸案非常类似。 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手下的一员武将，在建立明朝的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跟徐达、常遇春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等到了洪武后期，开国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蓝玉才慢慢的有了出头的机会。在征讨云南和越过长城打击北元的战争中，都立下了大功。 朱元璋对蓝玉很重视，把他看作新生代武将的代表，一直优礼有加。 但蓝玉是个武夫，缺乏政治头脑，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约束，做事全凭一时兴起。他征讨北元班师回国的时候，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就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后来还有人举报他轻薄北元的王妃，致使王妃羞愧自杀。 朱元璋为此切责蓝玉，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这两个字差别很大。“梁”是古代开封的称谓，代表中原最繁华的地区；而“凉”地则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虽然说国公也就是个封号，不会实际跑去管理地方，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降了一级。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人将蓝玉的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蓝玉仍然毫不改正，以军功自持，日渐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有一次他强占东昌地区的民田，被人举报，中央派御史来查问。蓝玉根本就不回答问题，直接把御史骂走了。最糟糕的是，他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师父。这是没有职权的荣誉职位。但蓝玉还是很不爽，因为带有“太子”头衔的最高职位是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这两个人是被封为太师的。 蓝玉对此很不服气，公开宣称：“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要是单论功劳，蓝玉的功劳确实比冯胜和傅友德要大一些；但冯胜和傅友德的功劳都是开国时期打出来的，论资历比蓝玉要老。太傅太师这些都是荣誉头衔，优先安排老资历是应该的。蓝玉这样闹，说明这个人确实很不识大体。 洪武二十六年，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问后，发现蓝玉联合景川侯、鹤寿侯、舳舻（读音：竹卢）侯、定远侯及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人谋反，打算乘朱元璋藉田——也就是象征性的去农田中劳作，以示重视农耕——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1.5万人。朱元璋还把蓝玉谋反的各种证据供词编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 从《逆臣录》的记载来看，蓝玉谋反案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一个延续。蓝玉谋反的原因也跟胡惟庸一样：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被朱元璋察觉且多次警告。由于他们都知道朱元璋对待此类行为处罚极为严厉，而且毫不姑息功勋权贵。所以不惜铤而走险，试图发动叛变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计划都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支持，希望推翻朱元璋的残暴统治，彻底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比如，蓝玉与一个叫陶文的亲信军官商量谋反事宜，就对他说：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如今大官人每都为胡党废了。我亲家靖宁候一家儿都废了。久后我们也逃不出去。不如早寻个下手处。” 那陶文就说：“我当初因为抗拒总兵，也无甚不是，罚我做了二十年千户。才还了我职，又着我边塞上受苦。既然官人提起来，我心里正是这等做。” ——《逆臣录》很多人参与蓝玉谋反案，都有类似的对话：蓝玉抱怨说胡党案牵涉太广，连他亲家也被杀了，大家要想过安稳日子，只能一起谋反。而被拉下水的官员则因为以前受过朱元璋的处罚，心怀不满，也害怕未来遭到更可怕的处罚，因此愿意参与。 普定侯陈恒以前经常与胡惟庸来往，非常恐惧遭到胡惟庸案的牵连。蓝玉托人拉拢他谋反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这几年间。虽做个公侯，为必先结交胡党。当今生怕被人指出，当时为这事不曾放心，如常在外不得回家快活。若凉国公要谋反时，你回去与他说，我愿意随他做一场。若事成了时，倒得安闲。” 舳舻侯朱寿的儿子因为受胡惟庸案牵连，被罚去充军，随蓝玉出征。蓝玉却对他很好，朱寿也因此大力支持蓝玉谋反。 鹤庆候张翼则是因为此前跟胡惟庸有勾结而害怕牵连：“比先我与×××等众人结交胡丞相，商量反事，也不曾成得。倒杀了好些公侯„„托赖祖宗福庇，不曾有人招出我们名字，不知久后下场如何？尽夜忧心，为这件事不曾下怀。如今只愿我得一场病死，倒免得累及一家老小。”

三、反腐疑云《逆臣录》中的这些供词，是不是可信呢？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供词涉及人数繁多、供词之间互相印证。供述人商议谋反的时间、地点、动机等都交代的很清楚。这份供词是可信的。而且朱元璋主动把它整理公开，昭告天下，很有点“司法公开”的味道。也间接说明朱元璋心里面不觉得它有多大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是锦衣卫屈打成招搞出来的。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便有什么供词。因此这些材料不可信。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确实十分普遍。要说全部供词都十分可靠，胡惟庸和蓝玉案里面没有人被冤杀，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要说这些相互印证的供词全都是假的，或者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严刑拷打获得供词，并不一定就是假的。 根据现代人权法治观念，用刑讯取得供词是错误的。但刑讯并不一定导致冤案。古代物证技术落后，没有指纹、录音、血型、笔迹鉴定等等技术，断案主要就是靠口供。很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犯了杀头甚至灭族的重罪，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刑。从常理来说，无罪的人一般会比有罪的人更经得起刑讯的考验，因为他们从内心感到自己蒙受了冤屈。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如果审案者是抱着查清案情的目的，那么正确的使用刑讯有助于破案。 如果质疑者仅仅是认为这里面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认定所有或者大部分供词都不可信。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朱元璋死后几十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大臣们拥立新的皇帝朱祁钰，封朱祁镇为太上皇。后来朱祁镇又被蒙古人放了回来。但是朱祁钰很不爽这个太上皇，因为这威胁他的皇帝位置。所以老想找办法收拾朱祁镇。就找了个借口让锦衣卫把朱祁镇身边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想让他们污蔑朱祁镇准备谋反。这些人如果承认谋反，就是死罪；不承认，就被酷刑折磨致死。但所有人都拒绝承认有谋反行为，结果朱祁镇也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虽然承认刑讯，但还是有一套基本的规矩和底线。屈打成招的冤案固然很多。但若是认为只要用刑，就可以搞到当权者想要的任何供词；或者刑讯搞出来的供词就一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