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综述

·1· 专题研讨美国核政策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综述姜振飞【摘 要】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作出了全方位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也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有一些研究。对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学术界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还应进一步深化研究。【关键词】 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核不扩散条约》

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现在它又成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首要核大国。因此，它所推行的核不扩散政策对防止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而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学术界对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全面研究某一届美国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和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核不扩散政策比较研究的成果，这都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形成中的作用、核不扩散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发展阶段等几个方面。在研究中，国际学术界既在不少课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下面就对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系统研究、在宏观研究中对美国历届政府核不扩散政策的微观研究和对美国1978年《核不扩散法》的专题

作者简介： 姜振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主要从事核军备控制和国际冷战史方面的研究。·2·

《太平洋学报》 2008年第1期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一翻粗浅的介绍。（一）冷战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系统研究1.美国内部对核扩散的态度 沃伦•敦奈利[1]认为，自1945年使用原子弹结束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一直就对限制核扩散的途径和手段感兴趣。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有时美国国会是首要的推动者，如它制订了1946和1954年的《原子能法》以及1978年的《核不扩散法》；而在别的时候，则是行政部门起领导作用，像在1960年代末期关于《核不扩散条约》谈判和1970年代中期制订了核供应国集团指导方针和原则。[2]劳伦斯•谢曼认为，很少有其他政策目标像核不扩散一样赢得美国国会两党持续而一致的支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政策部门对和核不扩散有关的议题在其目标上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也是在于实现双方都同意的目标上。[3]罗伯特•贝克曼认为，美国国会反对核扩散对遏制核扩散只能起部分作用。[4]

也有学者指出了美国内部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劳伦斯•谢曼认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一直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只是197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在实现核不扩散体制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战略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5]乔治•奎斯特认为，尽管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坚定支持达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政府其他部门对支持条约抱很冷淡的态度。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很久以来就是欧洲统一的坚决支持者，他们把条约看成是对欧洲原子能合作的巨大威胁。其他人则是多年来具体处理国家事务的各部门办公室官员，他们对不愿签署条约的国家的政治感情特别敏感。[6]

2.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苏联的合作 许多学者指出，美苏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如加拿大学者T•V•鲍尔认为，《核不扩散条约》源于美苏一致认识到核扩散不利于国际安全，特别对它们应付两极竞争不利。[7]乔治•奎斯特也认为，经历了摩擦和相互猜疑时代后，美苏双方都提高了它们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的意识。二十多年来，美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合作：先是非正式和不系统的合作，过去几年，则是带有诚意和系统的合作。这一合作成了不断增加的双方友好关系的一个因素，可以成为它们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先例。[8]

（二）国际学术界对美国核不扩散研究中存在的争论

[1] 除了特别表明的以外，国外学者一般指的是美国学者。[2] Warren H. Donnelly, Congressional Interest and Input, in Joseph F. Pilat (eds.),The Nonproliferation Predicament,p.47,Transaction,Inc.,1985,New Brunswick, New Jersey.[3] Lawrence Scheinman, The Pendulum Swings, While the Clock Ticks, in Joseph F. Pilat(eds.),The Nonproliferation Predicament,p.15-16,Transaction,Inc.,1985,New Brunswick, New Jersey.[4] Robert L. Beckman, Nuclear Non Proliferation: Congress and the Control of Peaceful Nuclear Activit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5.[5] Lawrence Scheinman, The Case for a Comprehensive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JED. C. Snyd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Limiting Nuclear Priliferation,p.319,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5.[6] George Quester,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pp.23-25,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3.[7] T.V. Paul, Systemic Conditions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6,pp.135-154,Number 1,2003.[8] Ben Sanders, The Treaty on the Non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M.P. Fry N. P. Keatinge J. Rotbla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pp80-81.,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90.·3·

这主要包括在对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核不扩散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发展阶段和冷战初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中，具体如下：1.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主导性作用。伊拉•斯特劳斯认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领导的普遍承认是核不扩散成功的一个条件。[9]约瑟夫•奈认为，美国首倡建立国际机制，美国是以《核不扩散条约》为中心的核不扩散机制的主要支持者。[10]彼得•克劳森认为，作为主要核供应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起人，美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又起了开创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核出口双边监督体系的翻版。[11]威廉•刘易斯认为，以“和平原子能”倡议作为讨论的基础，美国在1957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设中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12]

也有学者对美苏核军备竞赛提出批评，并指出美国对核扩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印度学者苏伯拉曼亚姆就批评美国搞纵向扩散，并反对美苏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指责美国对横向扩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还怀疑美国试图冻结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公正性。[13]阿诺德•卡拉米什认为，目前对核不扩散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苏在1950年代中期争相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和平原子能方面的核反应堆和信息。[14]澳大利亚学者沙里夫•M•术嘉认为，在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和核不扩散威胁有所减小时，美苏和其他有核国都把冷战放在首位，而把核不扩散放在了第二位。[15]乔治•奎斯特认为，美国发起了鼓励发展核能的“和平原子能”计划，使许多国家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批核反应堆和裂变材料。1950年代晚期，核不扩散倡议遭到了华盛顿的怀疑，认为它要削弱美国对西德和整个北约地区所承担的义务。[16]

2.核不扩散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对于核不扩散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施恩曼•劳伦斯认为，尽管众多政府声明、立法机关的听证会和法令使核不扩散议题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但核不扩散政策并没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也没有理由期待这一现实在未来会发生变化。[17]

而施利辛格•詹姆斯和理查德•肯尼迪等人则不赞成施恩曼•劳伦斯的观点。施利辛格•詹姆斯认为，近50年来，防止核扩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18]理查德•肯尼迪则认为，几

[9] Ira Straus, Reversing Proliferation,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2004,Issue77,p63,7p.[10] Joseph S. Nye, “Nonproliferation: A Long-Term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56,no.3(April 1978),pp.601-623。[11] Peter A. Clausen, U.S. Nuclear Exports and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in JED. C. Snyder and Samuel F. Wells, JR.(eds.),Limiting Nuclear Priliferation,p.184-5,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5.[12] William H. Lewis,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A United States Approach,pp-49-50,Oelgeschlager,Gunn&Hain Publishers, Inc. Boston,Massachusetts,1986.[13] Subrahmanyam (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1985.[14] Arnold Kramish ,The Peaceful Atom,p.18,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15] Sharif M. Shuja, Looking Forward by Looking Back: A Pragmatic Look a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National Observer, Spring 2002.[16] George Quester,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pp.14-18,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1973.[17] Lawrence Scheinman, The Case for a Comprehensive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JED. C. Snyd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Limiting Nuclear Priliferation,p.319,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5.[18] Schlesinger, James R., .Nonproliferation and U.S. nuclear policy.,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97, Vol. 20 Issue 3, p103, p.4; (AN 97062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