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

1 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 一、中国音乐与文化发展应保持自身音乐文化体系 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受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乐派或民族乐派。如果说语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为基础，那么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因素与西方的浪漫派音乐的结合构成了这种整化的音乐语言基础，直至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对浪漫乐派的接受和音乐语言的整化现象也有其自身的音乐文化基础。其一，中国音乐对音乐标题性、文学性的爱好；其二，中国音乐对音乐旋律抒情性的重视；其三，对音乐的民族性、英雄性、幻想性偏爱。以上三个特点也是浪漫乐派所具有的特征，举凡中国大众广为接受的音乐作品，如《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诗《嘎达梅林》等等，无不具有以上特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整化的音乐共同语开始分化，其主要标志为受西方“先锋派”音乐影响而出现的“新潮”音乐(以及后来出现的通俗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部分接触，较突出的是郭文景音乐创作中的“四川音乐风格”，如作品《蜀道难》，谭盾音乐创作中的“湖南音乐风格”等。通俗音乐创作中也出现了“西北风”、“东北风”等与地方音乐风格的接触。但这些接触是短暂的，并没有能形成新的音乐共同语的整化或分化。这种非本位文化技术元素的强行导入，使本位文化的整体构成骤然变换，甚至被悬搁了起来。其影响不仅发生在创作思维及其具体的操作层面，同时也影响到包括传播、教育以及从事这一专业的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身份结构。由此来看，在全球音乐文化越来越开放、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仍应该保持与自身音乐文化原型——地区性音乐风格文化自主体系的联系。 二、具有中国特色地区性音乐风格是文化自信的动力之源 第一，地区性音乐风格是建立在中国音乐上千年历史演变基础上的(上可追溯到周代十五国风)。其本身的变异或演化有其内在和潜在的文化基础，如语言、艺术、哲学、心理、美学、地理环境等。这就形成了一种生命遗传体的“基因”——音乐风格历史演变框架的“活动”传统，也是宇宙地球地域生命文化的体现。在综合音乐观的参照下它可以成为一个包容各种音乐类型的开放体系(如通俗音乐、专业音乐、传统音乐等)，同样也可将西方音乐的优秀部分纳入这种地区性音乐风格演变框架中进行演变。第二，地区性音乐风格以音乐历史风格演变的框 2

架为基础。这将有利于在变化因素和连续性要求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条件，使音乐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与文化原型发生关系。第三，地区性音乐风格有利于促进东方音乐的发展和东方文化效应。东方国家多属于地区性音乐风格体系，同类型文化的交流更容易引起相互共鸣、吸收和促进发展(如表演、教学、理论等交流)，考虑共同面对的问题，促进东方音乐参与世界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形成东方文化效应，增强东方音乐的国际地位。第四，地区性音乐风格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地区性音乐风格重建是根据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来考虑的，了解自己的音乐传统根基与文化业绩及历史，有利于增强各自的自信心、自豪感与自觉意识，即发现自己是谁，它独具的音乐文化特征，然后也发现别人是谁，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自己和别人，并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第五，地区性音乐风格有利于保持地方文化生态特征(如音乐与民族特性、语言、生活方式、人文景观、自然地理等)，只有保持一定的地方文化生态，音乐才具有文化个性和吸引力。 三、中国音乐文化自信要在新的道路探索发展 20 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 “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 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 3

一和普遍性; 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 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 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与社会的发展 首先，经济体制与音乐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经济体制结构是音乐文化生产结构形式的基础。可以说，中西方音乐文化生产结构形式就是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结构的反映。如对比中西方封建专制中的经济体制结构：十五、十六世纪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这个政权和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出现，在音乐方面也反映出来。当时工业技术的进展，给音乐艺 4

术也带来极大的变化，以威尼斯为中心的乐谱印刷业的产生，使音乐记录手段标准化，音乐有了更统一的书面作品的版本，音乐作品附带以商品形式出现，成为一种社会音乐文化的需求，逐渐形成整体的文化过程，在此整体文化过程中，乐器制造工业、音乐出版商、作曲家以及演奏演唱家职业等专业分工，逐渐形成类似工业生产规模形式的音乐文化生产方式，从而使欧洲音乐艺术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而十五至十六世纪中国(明代)城市的商品经济只能作为整个封建经济的附庸，农业和小手工业仍是其政权和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音乐存在方式，如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等更多地反映出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关系，没有形成工业性附带商品形式的音乐传播和生产。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受到外来的冲击，外国资本主义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业经济的发展。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卓有成效。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将涉及音乐文化生产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市场上的经济利益往往与文化观念、道德价值发生着潜在的冲突，市场和资本主义“毁灭”了它们所不 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 其次，全球音乐文化与地方音乐文化相冲突。文化本身发展中的全球综合化趋势与地方寻根意识的冲突主要反映在全球音乐文化与地方音乐文化方面。全球文化的概念出自于“全球经济”的基础，全球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广告、出版、新闻、电影、演出等方面，也在文化交流设施、新闻流通、教育输出、精神产品等方面，这些自然包括了全球音乐文化。其结果是一种音乐文化压倒其他音乐文化而处于千篇一律的状态。二十世纪西方音乐文化传布全球形成了主流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如各大洲现代作曲家的出现、西方音乐技术结构在各种文化中的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电影音乐等，这也就形成了世界音乐文化综合化的概念，即各种文化音乐的共同趋势和发展可能，它也综合了各种民族音乐中有生命力的因素。中国在保存传统音乐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国家文化部与中国音协于1979年联合制订了《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规划》，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全面普查、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五种传统音乐集成。法国著名学者L·多洛讲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