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佛教绘画

斯里兰卡的佛教绘画斯里古纳兴诃作SIRIGUNASINGHE谢力译斯里兰卡的佛教绘画艺术的历史，可从现存的绘画作品溯源到五世纪的斯吉里亚（Sigiriya）壁画。

卡兰巴噶拉（Karambagala）壁画群，虽然被怀疑是三世纪的作品，可是缺乏充分的证据，因此被放弃作为历史的依据。

在卫萨吉利亚（Vessagiriya）和果那果拉（Gonagolla）发现的少许人像画作及残余部份，以及在米新达里（Mihintale）省的堪塔卡吉提雅（KanthakaCetiya）的大寺室内遗迹所发现的白描勾勒人像作品，被证实是八世纪或更早期的艺术作品。

从斯里兰卡《大史》（Mahavansa）的记载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在路宛维利萨雅（Ruvanvelisaya）的室内遗迹是公元二世纪都塔噶米尼（Duttagamini）王朝的艺术作品。

根据这部公元六世纪的编年史《大史》的史实记载，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确认这个事实。

虽然历史不尽可靠，但是斯里兰卡的佛教绘画艺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

根据上述所显示的实例，可以证实远在五世纪的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佛教绘画艺术已经获得全面的发展。

在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从迪因部拉噶拉（Dimbulagala）地方上所遗留在山洞或寺院的壁画，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的玛西衍噶那（Mahiyangana）佛塔的室内遗迹，以及卫佳雅达拉古哈（Vijiadharaguha）和提宛卡（Tivanka）圣迹的壁画，都充分的显示了当时佛教绘画艺术创作的活跃和全面的发展。

从十三世纪的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康迪安（Kandyan）王朝，才被划上句号。

康迪安（Kandyan）王朝的绘画艺术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风貌。

然而，它却代表了斯里兰卡佛教绘画艺术史上的一个大时代。

从五世纪的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一直到十三世纪的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提宛卡Tivanka圣迹和大寺的室内的壁画除外），的绘画作品因保留在隐蔽的角落或洞穴中，今天才能重现天日。

这个时代的很多艺术作品，因为没有获得妥善的照料和有效的保护，大多数都毁坏不堪或消亡殆尽。

因此要修复或还原斯里兰卡本岛所残存的画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直到康迪安（Kandyan）画派的兴起，才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里兰卡的当代绘画艺术，几乎清一色是佛教体裁。

从斯吉里亚（Sigiriya）所保留的壁画遗迹，可见一斑。

一座庄严、雄伟的宫殿，让我们理解了当时的建筑结构，为我们展现了不平凡和难以想象的一面，也记载了当时人民对君王的爱戴和崇敬。

在岩壁上所绘制的妇女肖像，为我们提供了对卡斯阿巴（Kasyapa）时代美学的认识。

不需要理智的去分析也不必怀疑这些壁画的创作动机，它们不是为了宗教、神话，或在权威的压力下的创作。

斯吉里亚（Sigiriya）的壁画，纯粹是人类灵性的创作。

这些仅存于世的古代绘画作品都是佛教体裁，它们好象是被锡箔严谨的保护着，直到今天才为我们打开。

这些画作也为我们显示了它们不仅是出自宫廷画家之手，也出自平民百姓。

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为了美化居住环境；至今，那些居住环境已不复存在，可是画作却原原本本的保留下来。

卫萨吉利亚（Vessagiriya）和果那果拉（Gonagolla）仅存的大型壁画是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的代表作；这些壁画的被发现，也是唯一能鉴定那已被摧毁的大时代的证物。

这些壁画和斯吉里亚（Sigiriya）的壁画或洞穴、陵墓中发现的壁画所不同的是，它更能直接的推断当时社会各阶层与佛教的联系。

在卫萨吉利亚（Vessagiriya）所发现的画作中，不难发现当时流行的踪迹；那些类似天人的画像，正在对所崇敬的佛陀礼拜、散花、飞翔。

在果那果拉（Gonagolla）仅存的画作中，有两个人物画像；男的象是一名菩萨（Budhisatva），一名虔诚的女郎正在追随他。

在时光的摧残下，这两尊画像的颜色都已消褪，仅存明显的轮廓。

但是，这些已足够证明它是与斯吉里亚（Sigiriya）的壁画是同时代的作品。

从迪因部拉噶拉（Dimbulagala）的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一群天人与玛西衍噶那（Mahiyangana）室内壁画所描绘的觉悟者的风格和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斯吉里亚（Sigiriya）的壁画的风格完全不同。

这两处的画作在仔细比较下风格也有所不同。

如果将这两处的画作放在一起，然后与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大城市的绘画风格相比较，会发现它们的风格较为老练和成熟。

在用色方面，迪因部拉噶拉（Dimbulagala）的画作中喜欢采用鲜明的黄色和红色，而玛西衍噶那（Mahiyangana）则较偏向于哑暗的红色。

这两处的画作，在线条运用方面较为粗犷和犹豫，与提宛卡（Tivanka）圣迹细腻明朗的线条相比较，就显得逊色多了。

在人像画方面，要属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画作最为杰出。

虽然当中不乏欠缺美学标准的作品，但是这些毕竟是代表着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

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和它代表斯里兰卡绘画艺术的历史。

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卫佳雅达拉古哈（Vijiadharaguha）和提宛卡（Tivanka）圣迹的绘画作品，并没有显示它与更古老的斯吉里亚（Sigiriya）、卫萨吉利亚（Vessagiriya）或果那果拉（Gonagolla）的艺术创作有任何的联系。

当一个新的城市冒起时，随着就会有许多的绘画作品，或以其他形式创作的艺术作品。

这现象一直延续到以僧伽罗（Sinhala）语统一整个斯里兰卡的卫佳雅巴乎（Vijayabahu）王朝。

这种新的美学思维当中，可以在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美术作品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与过去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的美术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

这种艺术风格或多或少受到已往佐拉（Chola）族占领时期的影响。

这种艺术风格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噶维哈拉（Galvihara）发现的壁画中，佛陀脸部那精湛的描绘就是最好的实例。

在提宛卡（Tivanka）圣迹画室内的作品也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佛陀脸部描画与佐拉（Chola）时代的的白描勾勒虽然在素材的使用上不同——前者绘在石壁上，后者绘在青铜版上；但是，风格却十分接近。

在婆古维哈拉（Potgulvehera）发现的圣者画像也和提宛卡（Tivanka）圣迹画室内的作品（湿婆天，Shiva Devale No.1）类似。

从佐拉（Chola）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神龛的装饰上，也可发现当时受佛教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我们无法直接的发现这些创作是在统治者的压力下，或是一种金钱买卖，或是在胜利、和平与安定下的创作。

但是，总的来说，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美术风格与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的美术风格是炯然不同的艺术创作。

在卫佳雅达拉古哈（Vijiadharaguha）的婆罗门画像和提宛卡（Tivanka）圣迹的天人群画像中，可以发现到那老练和传统的艺术风格；这些创作都取材于佛陀生平的故事。

从技术方面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壁画和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的绘画风格非常接近。

令人惊讶的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时代，却有同样风格的艺术创作。

在线条和色彩的运用方面，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和过去不同，显得更进步了。

更不同的是，在艺术思维方面；在天人躯体上动作的描绘和更令人心仪的佛陀造像。

提宛卡（Tivanka）圣迹室内壁画，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民俗风格，它继承了古老的绘画风格－－民俗的风格。

整堵墙将整个故事连续的以水平方式分割。

这圣地纪念性的壁画——局限于这狭隘室内的叙事性绘画作品，呈现了各种不同的美学技法。

不同的画作，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可见当时的艺术风格尚未完全建立。

但是，提宛卡（Tivanka）圣迹室内的佛陀本生故事连续性的壁画，却对后来的康迪安（Kandyan）王朝的绘画艺术起着重大的影响。

我们无法从提宛卡（Tivanka）陵墓室内的佛陀本生故事连续性的壁画，和后来的康迪安（Kandyan）王朝的绘画作品中找出直接的关系。

在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王朝灭亡后，很多画作也跟着消失或毁坏了。

从十三到十八世纪，由于政治不稳定，政权不断的在转换；因此，也对文化和艺术起着重大的影响——政权和律法对民生起着绝对性的影响。

在这动乱时期为了缩减开支，并没有任何庞大的建筑计划或艺术创作。

文学创作由于不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和金钱，因此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流。

佛教艺术创作，虽然在廓帖（Kotte）王朝获得中兴，但为时太短；在葡萄牙入侵时，廓帖（Kotte）王朝根本上无法和葡萄牙对敌，佛教也在基督教的压力下无立锥之地，必须另谋出路，有关佛教的一切也随着葡萄牙的统治而沉寂下来。

侥幸的是，由僧伽罗（Sinhala）人统治的康迪安（Kandyan）王朝，偏安于康迪（Kandy）山区，受到大自然的保护，避开了葡萄牙人的骚扰，继续他们那古老的传统——在山区里继续发扬他们传统的文化和艺术。

当然，这时期的文化和艺术是无法和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时代或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相媲美的。

但是，无论在建筑风格或艺术上，都受到这两个时代的影响。

虽然，国王那任达新哈（Narendrasinha,1707～1739）兴建了一座新的庙宇来安放佛牙舍利；但这毕竟是局部现象，无法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

虽然婆罗那如瓦（Polonnaruva）时代的灭佛行动，导致僧人在全岛绝迹。

后来，在数位国王的努力下，向缅甸、泰国迎请高僧和经典，重续法脉；重新传戒，重新建立僧团。

当时，仅存的都是非圣职人员或新手，对戒律也并不清楚，无法获得信徒的信任。

但是，在这些新手当中，出了一名杰出的人物——瓦利维塔·萨拉囊卡拉（ValivitaSaranankara），他协助国王基里提·斯里·拉惹新哈（Kirti Sri Rajasinha 1747～1782），从泰国恭迎高僧，重新建立僧团。

他也因此出家为僧，被尊为当时最高僧人——僧王（Sangharaja）。

瓦利维塔·萨拉囊卡拉（Valivita Saranankara），对国王基里提·斯里·拉惹新哈（Kirti Sri Rajasinha）的协助，不仅仅是在于佛教方面，他也为当时的文化——文学和艺术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