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这是一个不陌生的名字，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国人对他的评价中往往被脸谱化地被冠以“卖国贼”的“罪名”。这是一种代入了道德评价和主观感受的看法，我们不能将历史归罪于一个老人。较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往往要多方面，多立场地看待。李中堂说他就是一个裱糊匠，一生糊了座纸房子。外国人评价高，是因为他们看到还算是栋房子。大厦将倾，他起码尽力做好了一个裱糊匠。我们自己人，却只是看到裱糊的纸，四面漏风，住在里面饥寒交迫。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不一样的李鸿章，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揶揄之能事，然而也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透过这一简短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代历史上外国人对李鸿章评价之高。

首先我们先看看李鸿章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的表现，从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外国人对李鸿章如此评价的原因。在《帝国的回忆》一书中有关于李鸿章接受记者采访的描写。“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美国记者问到是否赞成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时，李鸿章答道“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在这个问答中，李鸿章很老实的承认了中国关于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以及教育不够平民化的问题。并且根据李鸿章的期望，是需要建立更多的“学校”，李鸿章的年代很多是靠私塾，这是巨大进步。当美国记者问到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时，李鸿章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回看我们的改革开放，不得不感慨李鸿章的前瞻性。虽然这样的回答可能有外交手段的成分，但不得不说这样创新性的看法还是让人佩服。

在这两个简单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那个时代迂腐保守的的中国人的形象，这大概他就是在外国人眼中地位之高的原因吧。他头脑聪明，办事干练外，相比当时的其他官员，他了解外国人。把外国人当作阴险小人，用聪明，算计，狡猾的手段去对付外国人，试图保护清朝利益。虽然他骨子里有一种对洋人的惧怕，为了苟且偷安，对洋人一退再退，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和洋人的差距。

那么我们看看在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有什么特征。

知大势，识大体，治理内政的能人。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25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

几乎独力支撑庞大的中华帝国，能力得到国际信赖。欧美人赞扬李鸿章，“不仅是东方

大陆孕育的最伟大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亦是前世纪中世界最为独特的英杰人物。论其文，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研其军，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有所作为；究其政，他为这个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民众尽心竭力；作为外交家，他高瞻远瞩手段老辣，是国际外交中佼佼者。”

才华横溢，军事战略上有所作为，政治治理能力优异，外交手腕玩得转。李鸿章惯用的外交战术是“借力打力，讨价还价”，就是拉拢一方列强，来制约另一方列强，从而将损失降到最低。但他拉拢的办法，不是靠平常的交往维持，而是靠临时的挑唆求助，这只能称为小技量，不能称为大智慧。一位卓越的外交家，追求的是将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将损失最小化。谋求的是制衡于他人，而不是受制于他人。这两点李鸿章都没做到，身为一名外交家，他是有责任的。但也没必须对李鸿章进行太多的责怪，众所周知，弱国无外交，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将损失降低到最低，换得国家苟延残喘，这使他唯一的选择了。

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代表中国的文明与智慧。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布兰

德（曾亲自采访过李鸿章的《泰晤士报》记者）眼中，李鸿章则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东方

的俾斯麦”

代表当时世界大国之一，在世界上也是举足轻重。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

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才思敏捷的聪明人，治理国家的能手。1913年，李鸿章的美国朋友、前国务卿、曾在马关议和时担任中方顾问的科士达（John W.Foster）出版了《李鸿章传》，他说：“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30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这些特征足以看出他的地位。当他逝世后，美国《华盛顿邮报》用标题为《中国的巨大损失》进行了报道：“李鸿章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格拉斯顿之于英国、俾斯麦之于德国、迪亚斯之于墨西哥、麦金利之于美国。从孔夫子的年代直到如今，这是一场漫长的哭泣，而在世纪之交的当下，人们依然充满疑惑：中国及其4亿人民，果然诞生了如此一个伟大的人物了吗？……对李鸿章公务生涯的回顾，将得出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他无数次地将中国人从无知而导致的麻烦中拯救出来，却每次都被指责受贿及不忠。”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这篇报道的最后一句真是一语中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进行了一场半推半就的改革，签署了几张不得不签的条约，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以凄凉收场。他面对的是“将死之国”，他还需要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不能杀身成仁的殉国，去做一个纯粹的忠臣。他不仅面临着最高统治者的压力，也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压力。最后他还是在夹缝之间，保留了一些火种，在大乱之间，为中华争取了尽量多的利益。他想法，在举国被暴乱分子（义和团）祸乱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一丝清明。在本该灭国的时刻，最后争取了点东西（辛丑之乱，虽然赔款数额巨大，但没有割地）。他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伟大宰相。虽说人无完人，但是他的伟大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甚至无视。看看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看看一个不一样的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