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

1 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 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人，历时半个世纪，编者成此书。《合集》分两集，共收清代学者像三百七十一幅，第一集为叶兰台（衍兰）编者，每幅学者像都是叶衍兰根据所收辑的学着像“手自钩摹，凡废三十余年之力”而成，学者像背面手写精楷的传记，叶衍兰“参稽定稿所縻时日精力，不可胜数”（叶恭绰序），叶恭绰续编的第二集缺传记，称不上严格的像传。1笔者统计《合集》第一集所收一百六十九人中，清代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湖州府、

嘉兴府、杭州府2的学者共七十四人，占总数的十之四五。《合集》因为格于学者像搜集的限制，在有清一代的学者选取上，未必没有可议的地方（详后）。 笔者详稽《合集》第一集所收的江南学者传记，分析这十之四五的学者像传揭示了，清代江南文人与朝廷之间的近距离关系。

1 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林案：《合集》分别有谭

延闿、于右任、蔡元培、罗振玉、郭沫若、顾廷龙的书名题字，均作“象传”，铅印的出版说明亦作“象传”，惟版权页作“像传”。“像”、“象”两字虽可相通，但同一书中，宜规划如一。 2 关于明清江南的界定为上述六个州府。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4页）：“明清以来，江南专指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即苏、松、杭、嘉、湖五府的行政范围。”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16——17页）清代苏南的行政范围尚包括“太仓州”（今上海嘉定、宝山、崇明及苏州东部的一些地区），亦即太仓州亦在李著所定义的“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的范围内；而且清代设有驻上海县的苏松太道，亦是将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并为一道管理的。因此本文在李著定义基础上增补了太仓州入清代的江南，可能更为合理。这样清代的江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苏州、上海、湖州、嘉兴和杭州五个行政区的范围。 2

一 自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南移，学术人文亦以南方为盛。理学和心学都肇端于南方，寖假至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人所承担的文化负担至重。这样的后果，便是目击国变后的遗民情结。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

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3这是对鼎革之际的文人生苦闷心绪原因的很好揭示。 昆山顾亭林（炎武）是明代遗民中最著名的一位（前人议论已多，此处从略）。长洲徐昭法（枋）相比顾亭林而言，就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当日，徐亦是“海内三遗民”4之一。徐氏之父，在明未亡之时即殉难，徐氏原本是“泣欲从死”的，后严遵父亲遗言，一辈子“为

3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转引自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先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6年，5页。 4 另外两人是沈寿民和巢鸣盛，（见《合集》，30页），后者虽为嘉兴人，但并未收录在《合集》中，从略。

又，《合集》学者肖像背面即是叶氏参稽诸书而定的传记，每人只占一页。一检目录，即可索得，以故本文所引《合集》文字，出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外，一律不再画蛇添足地注明出处。

《清代学者像传合集》第一集所收江南学者分布表 各州府人数 州府所辖各县人数分布 苏州29 昆山3 长洲8 常熟6 吴江4 吴县7 昭文1 太仓14 嘉定7 镇洋2 县名不详5 松江2 华亭1 青浦1 湖州2 德清1 归安1 嘉兴8 秀水4 石门1 海盐2 桐乡1 杭州19 钱塘12 仁和4 海宁2 富阳1 3

农夫”。国变之后，徐氏便在家乡的天平山麓自筑“涧上草堂”，隐居余生。隐居生活极为贫困，到了寒冬还着盛夏的衣装，不能增添“一丝半缕”。愿意帮他的人很多，但徐氏极为倔强，只接受僧友的“世外清净食”。汤斌知苏州时，两次“徒步造门”，都不得见。传说徐氏隐居时，养有一驴，最通人性。先生每当短缺日需用品时，便将所作书画放到竹簏系于驴背，驴就会“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出一步”（城闉，城外的护门小城，即瓮城），城里的百姓都知道这是徐先生的驴，争相把日用品换竹簏中的书画。这个传说还被《清史稿》采纳。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徐氏虽是清苦，但仍不失高士的名节。 徐枋是明朝的举人，太仓州的吴梅村（伟业）则是明末的会元和榜眼。国变之前，吴梅村的仕途一路坎坷，差点下狱。国变之后，吴氏“号恸欲自缢”，被年迈的母亲劝阻。福王建立小朝廷后，他亦被封官，抱着归复故土的愿望去了南京，但不久即灰心，知道“天下事不可为”，又回家“杜门不通请谒”。清朝定鼎初期，有一阵子时严旨打击江南的绅权的离心力，5朝廷在江南大兴刑狱时，吴梅村一直忧心忡忡“每东南狱起，常戄收者在门”，这样过了十年。后来为了保全双亲，不得已而“扶病入都”出仕清廷，非但晚节不保，而且被牵连进有名的江南奏销案中，“几至毁家”。吴氏临终自述，一生遭际，无时无刻不在忧难之中，尝尽辛苦，历尽忧危，“实为天下大苦人”。与徐、吴命运相似的还有常州的恽氏父子（见七二页）。 在新朝，也有江南文人仍是“苦人”。清初的丁酉科场案，牵连江南文人，《合集》亦收录两人：吴江吴汉槎（兆骞）和常熟孙赤崖（旸）。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起于江南士子对当年乡试发榜结果的不满，将贡院的匾额改为“卖完”，“京师内外哗然”。吴汉槎在“皇帝亲临，再行考试”中，“交白卷而出”。6虽经多方托请，最后吴氏还是被遣戍宁古塔二十余年，后来还乡三年便死掉了。孙赤崖亦被遣戍塞外近三十年。清初吃官司的江南文人尚有，

5 杨国强：《晚清的神士与神权》，转引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23日，B02版。

6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4页。《合集》传记与之相同而约略。 4

太仓孙松坪（致弥），长洲的义门先生（何焯），松江张得天（照），最后一位是从被“落职逮问论死”的惊险中被特赦的。7 徐昭法对新朝是冷淡的，清廷针对这部分人有博学鸿词科去延揽（详后）。吴梅村得罪于“奏销案”，吴汉槎、孙赤崖得罪于“科场案”，吴、孙二人对新朝并不冷淡，但他们撞到清廷打压明季以来江南高涨的绅权政策上，其遭际折射出与清廷与江南文人的紧张。孙、何、张三人得罪后又复职，后两人还在上书房做过侍从，这三人的“苦”与国家变更以及清廷对江南的态度并无多大关系，在其得罪与复职之间，反而反映了部分江南文人已经受到清廷最高层的青睐和拉拢。

二 遗民都是及身而止，没有世袭的遗民。昆山徐健菴（乾学）是顾亭林的外甥，吴江的潘次耕（耒）是顾亭林的学生。徐、潘二人都仕清。清初开博学鸿词科，延揽文士词臣修书，《合集》中收录的博学鸿词科，有十人，江南占七人。除徐、潘二人外，尚有嘉兴府下辖的海盐彭羡门（孙遹）、秀水朱竹垞（彝尊），苏州府下辖的长洲汪召文（琬）、尤同人（侗）、吴江徐拙存（釚）和太仓州的黄庭表（与坚）。 尤同人年最长，还是健菴之弟徐元文的老师。同人有才学，但只是落职的乡贡生，曾用“《西厢记》曲中语为制义文”，经由王文靖公（熙）的推荐，得带御览。顺治帝读后大加赞赏，“亲加批点”，以后就一直不能忘却，还派内务府去坊间寻找其他诗作，皇帝不啻成了粉丝。后来徐元文中进士，皇帝大为感喟同人“高才不遇”，言语中有意为他“造命”。可惜顺治不久就驾崩了。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同人成“检讨，纂修《明史》”，负责志传部

7 孙致弥、何焯和张照之事，分别详见《合集》，120，128，136页。 5

分，“成三百余篇”。后来得到康熙帝赐的“鹤松堂”三字，同人的诗文著作便取名《鹤松堂文集》。 徐健菴和彭羡门分别是《一统志》和《明史》总裁。健菴是康熙九年的探花，后来入直南书房，做了《大清会典》和《一统志》副总裁，学问上精通《礼》。徐健菴还可能是江南文人中最早在清代做经筵讲官的。经筵这种御前讲席，其制古已有之，正式称经筵是北宋的事。当时，程伊川（颐）担任过这一职位，也最为重视，认为：“天下重为惟宰相与经筵。天下之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8直是以师道与君道相拮抗。但到清初，经筵官就显得短气。特别是徐健菴一生可谓，官司不断，任期不长的经筵讲官期内，更显得短气。徐氏被参共有五次：第一次赶上皇帝鼓励御史“风闻言事”，他被诬告后想不通，要“乞归”，皇帝不准，仅仅解除了部分官职，仍然“领各馆总裁”，继续编书；第二次被参，写折子御史反而被定为“诬讦，坐镌三级”；第三次被参，他又“乞骸骨”，皇帝虽然准了，但还让他“以书局自随”，从京师带走大量藏书，后来又垂问“途中起居状”；第四次被参，参劾的奏折“疏寝不行”，留中不发；第五次被参，便落职。但不久又官复原职。前三次参劾他的御史许三礼，后两次分别为地方督抚。许三礼屡次参劾徐健菴，对徐元文反倒推重不已，可见许氏并不是完全挟私报复，捕风捉影。在一次一次被参劾中，徐健菴不能不常怀退志，很难说立师道。康熙帝三番五次地挽留，皇恩浩荡中更多的是看重其编纂的《会典》和《一统志》他编书。 彭羡门左眼白内障，工于诗文，曾在“萧寺”（即佛寺）为僧人长明灯作赋，僧人为其煮茶，“茗未熟而赋以成”，被时人推为“近今词人第一”。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御览亲擢第一”。后来，在《明史》迟迟没有修成的背景下，被“特命为总裁”，皇帝对他的期许可想而知。

8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796页。 6

潘次耕和朱竹垞都是以布衣入选博学鸿词科的，当时布衣入选的仅三人（另一位是严荪友，不详）。潘幼年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目”，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当时一等有气节人物，他的三个老师顾亭林、徐昭法（已详于前）和戴耘野（笠，戴有神医之名，国变后流亡日本），更是名重一时。自幼受这些长辈的熏陶，次耕也是极为孝义之人：兄长殉难后，他东西奔走，赎回侄子；徐昭法撒手人寰，次耕抚养老师的孤孙“数十年如一日”；顾亭林“《日知录》并诗文集”，也是由他刻板流播的。9潘次耕在学问上“无所不通，犹精诗文”，收到陆稼书的推重。朱竹垞先生少年即放弃举子业，专意“肆力古学”。潘朱二人入选博学鸿词科后，凡“经进文字，必出三布衣手”，极见才高。 如果说康熙年间的博学鸿词科，江南文人中尚多漏网之鱼。那么，到了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天下英雄竞相争着入其彀中。这种争先恐后的劲头从下面可以看出：袁子才应试未遇，钱塘厉樊榭（鹗）应试未遇，嘉兴秀水钱坤一（戴）应试未遇，苏州长洲沈確士应试未遇。10除樊榭外，其余都在后来成进士，沈確士更是历经“乡试十七次不第”而成的进士。

三 皇帝的词臣，除文学侍从之臣外，尚有书画类。清初大画家，《合集》收录七人，其中江南占五人，太仓三人，王烟客（时敏），茂京（原祁）祖孙和王廉州（鉴）；常熟两人，王石谷（翚）和吴渔山（历）。这“四王一吴”，相互之间交接提携。烟客和廉州是长辈，石谷先后得到两位长辈提携。吴渔山独树一帜，专意山水画，“能俯仰诸家，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