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文献综述 李新帜（中国人民大学2014级本科信用管理班） 摘要：本文主要综述自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文献。文献表明根据研究方法和调查数据的不同，其结论往往会不同。 关键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 前言 经济增长指的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收入分配指的是企业对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利益总额在企业内外各利益主体之间分割的过程，而收入分配不平等指的是各利益主体之间收益不均，趋于两极。本文的目的是简要综述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各理论文献。

二、 正文 Kuznets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中间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保持短暂的稳定；后期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逐渐缩小，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服从倒U形曲线。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型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Lewis（1954）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的论证，并经由Fei and Ranis（1964）发展成为严密的逻辑体系，S.Robinson(1976) 所得出的经典结论又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数学推导依据。 Kuznets倒U型假说对于经济社会作出了一个美好的阐释, 从长期来看, 经济总是会回归到收入分配公平、和谐的地步。库兹涅茨的思想激发了大量经济学者对倒U型假说进行统计检验，这些统计检验可以分为两类(Kanbur，2000)：一类是利用一些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检验，如Fishlow（1972）利用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支持倒U假设的前半部分；Ram（1991）利用1947-1988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拒绝倒U假说；Nielson和Alderson（1997）对1929 -1992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倒U曲线形式，反而发现正U曲线拟合数据较好；Acemoglu （2002）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倒U假说。另一类是利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横向检验，如Adelman和Morris（1973）、Paukert（1973）、Ahluwalia（1976）、Braulke（1983）、Barro（2000，2001）、和Chambers（2007）等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倒 U 假说。实证结果既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类型，也依赖于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的结果，大多数都拒绝倒 U 假说；利用多国数据检验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倒 U假说。 Benabou(1996)总结了1992—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然而最近一批学者用不同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 其结论又倾向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 计量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给理论家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将机制分类为4种，分别是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 1、 政治经济机制。 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 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 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消费 , 不关心后代的效用。个人只在年轻时 获得收入 , 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平均禀赋或“基本素质”个人禀赋水平。他们研究的不平等体现在个人能力或禀赋上，能力或禀赋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个人储蓄一部分收入用于年老时消费，但其年老时的消费还要受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它将储蓄超过平均水平的个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储蓄较少的人。在这一结构下他们研究了模型的经济均衡( 给定转移支付率、所有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都是最优的)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 )。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在政治均衡时再分配政策由具有中位数禀赋个人的偏好决定。他们证明若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 ，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Alesina和Rodrik(1994)使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 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 不平等体现在个人间初始劳动 —资本禀赋比率的差异上。他们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 与税率的关系。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由此可 以确定个人的预算约束：即资本增量为总收入(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减除消费 。 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这一简单的动态优化问题可得到个人的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它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与个人相对禀赋比例无关，因此个人的积累率均相同，他们的相对要素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接着Aesina 和Rodrik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他们先假设个人是政策决定者，研究他偏好的税率，即人在最优的资本和消费增长率约束下选择税率使效用最大化。他们从这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他们也认为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 ,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 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 , 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 , Perroti(1993)的政治经济模型也表明，在贫穷的平均主义经济中不会产生任何增长过程，而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经济却可能取得较高的初始增长率。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其结论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 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Kuznets的倒 U 型关系。 2、 教育—生育机制 教育—生育决策机制。这类文献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生育决策问题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个人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把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族，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型研究家族的初始财富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决策间的关系。Perotti(1996)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 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 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 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负相关。上述理论可引申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 ；第二，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 社会稳定性机制 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 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些学者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和增长的机制：第一，造成政治、法律环境的不确定；第二，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关系，直接危害生。在计量检验方面，这派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 “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市场规模机制 Murphy、Shleifer和Vishny (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 big push)”理论。在宏观理论中人们一般运用单一商品假定以抽象掉商品的多样性，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因为经济发展 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恩格尔曲线正描述了这种现象。Murphy、Shleifer和Vishny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量。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而工业化要求 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 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 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Keefer和Knack(1995)检验了这一理论，他们用人口 、GDP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其计量研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