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二题

摘要：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跌宕起伏、繁复多变，但其中一些结构要素形成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

的张力关系大体上决定了百年文学的运动轨迹和基本形态。本文集中论析两个方面，即文学嬗递中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多元并举与趋同一体的潮涨潮落；文论对创作的促进与促退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失衡状态。

关键词：２０世纪；文学思潮；自由与规范；促进与促退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９９－０５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跌宕起伏，繁复多变，但其

中一些要素构成的张力关系促成了基本的矛盾运动。本文集中阐述两个方面，即文学发展中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的潮涨潮落，理论批评之于创作关系的平衡与失衡、失语和失范状况。

自由与规范：“一”与“多”的潮起潮落

文学从媒介材料上说固然是语言艺术，而一切艺术从精神内涵上说都是人的生命意志和社会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文学的生命与魅力从来都只与个别性或特殊性相联，其创作、流传的最根本依据在于作家个人的独创性。也就是说，文学天然与生命的个别性和表达的自由性相关。列宁也说：“无可争议，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制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议，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

天地。”［１］

但是，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和社会文化现象，其功能与效用必然被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所看中与利用，力求纳入自身规范，这是文学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因为既然文学是人学（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主体），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便割不断与个人之外的社会组织的联系，不可能有绝对的生命意志的自由。因此，自由与规范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任何文学的任何时期。自由引发多元，多元成就繁荣，相反，规范造成统一，统一导

致单调，“一”与“多”的矛盾运动成为影响２０世纪中

国文学思潮涨落沉浮的基本形态之一。

从自由与规范的角度认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前半叶大体属于多元时期，下半叶的５０－７０年代中期则是一体化时期，８０年代以来逐渐回归自由与多元。自然，历史运动是时间与事物性质交相作用的过程，阶段性划分所掩盖的绵延与变化必须得到认识与说明。

五四正式肇始的现代文学多元并举、自由竞争。在这一时期，取法不同国家民族、形态类型不一、文体风格相左甚至价值观念各异的多样化文学竞相涌现。“这是价值重估、怀疑一切的时代，文学在大破大立中开辟狂飚突进的道路；这是中外交汇、自由探索的时代，勇敢的作家大胆拿来，进行着从文体引进到理论借鉴等多方面的有益尝试；这是‘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的时代，文学肯定一切生命的咏唱，鼓励所有独立的创造。因此，五四时期涌现出数量最多的文学

社团、流派和极其丰富的个性化的创作风格。”［２］

区别不仅存在于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而且广泛地存在于精神立场和人生态度。因此在后世不无美化的言论中，五四被想象为现代中国文学以自由多元造就繁荣兴盛的辉煌开端。虽然近年有人将左翼文学传统寻绎到五四时期，又以“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将五四与当代文学相联系，认为五四并不是“多元”、“共生”的文学阶段，其本身即为对不同的文学倾向进行选择的

作者简介：张岩泉（１９６２－），男，汉族，江西黎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二题

张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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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并非文学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３］上述阐释从特定的观念逻辑角度看不无道理，但必须从两方面进一步辨析：首先，文学既然是人的创造，它自然离不开人的作用，包括人的选择追求，只要这种选择追求凭借的是文学自身的传统与力量，则应理解为是正常的与合理的；其次，如果从五四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激烈批判来说，“一体化起点说”有成立的依据。但新文学内部的多元自由却更是经验存在并得到充分论证的“史实”。五四思想的歧义性既为当年文学的自由无序提供了空间，也为今天文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示范。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虽然文学持续而急剧地“政治化”（总体趋势表现为：从自由走向规范，从多元走向统一），但自由多元的格局始终存在。左翼－革命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固然在竞争中胜出，掌握了历史主动，占据了潮流中心，但自由主义文学也一直在发展，实力不可小觑，两者时而激烈对抗，时而和平竞争。即使到１９４０年代，文学的演变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多种可能性，不仅同属新文学阵营的不同形态惯性发展，而且雅文学与俗文学出现了交融互动，连一向被歧视的旧体文学（如诗词创作和章回小说创作）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自由多元并非指多方势均力敌或一团和气，而是允许竞争和差异，接近生物界的生态平衡，是共生共荣的过程与结果。毕竟在整个２０世纪前半叶，像“左联”那样对成员具有纪律约束力和组织强制性的文学社团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家是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公共空间的存在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作家的基本生活与自由写作。

由左翼－革命文学发展而来的“工农兵文学”成为唯一的文学形态的时间是在建国后，其结果便是文学的一体化。１９５０年代以来，主要是来自政治变革的力量从不同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其一，是把所有作家纳入国家体制，使之从过去自由的精神创造和文化劳作个体变成单位组织成员。而知识分子作家从个人到集体的身份转变其实是符合现代中国的建国目标的。从孙中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到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具体目标下促成过这一历程。“在民族平等、公民权利和人民国家的合法性宣称之下，现代国家在‘革

命’、‘解放’和‘合法权利’等名义下将个人重新组织到国家主导的集体体制之中，从而赋予现代国家对个人更为直接的控制权。”［４］为此建国后发起过持续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就是要将全体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统一到执政党的意志上来。其二，是将文学视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为文学制定、建构一套共同的规范，包罗了文学的各个层面。对于这套规范，作家个人只能尊奉不能违反，否则将导致批评和批判。国家政权接管了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机构组织，对文学的产生、流布、评价等所有环节实行掌控，鼓励和倡扬“共识”的形成，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基调、风格方面越来越趋同，只存在一些细微的文学修辞和艺术成就的差异。

新时期文学又逐渐走出文学一体化的历史，不同的文学潮流，不同的创作风格甚至价值立场不尽一致的文学形态竞相涌现。进入１９９０年代社会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放松，文化和文学分化趋势加剧，文学冲破规范重新呈现多元并举的格局。然而，这时期与五四时期不宜简单比较。其一，此时期的“众声喧哗”是在拥护“二为方针”大的共识下的自由书写，是一与多的共生共荣；其二，知识分子、作家的公开分化导致的文学多元与新时期市场化的改革路线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文学的“喧哗与骚动”中不免也包含了一些泥沙俱下的混乱芜杂。

促进与促退：文论与创作的平衡与失衡

文论包括理论与批评。理论从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中提升问题，侧重基本原理性的探讨。而批评也称评论，更多地联系着创作形态，侧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阐发和评述。自然，“好”的理论或批评都应该是来源于创作现象的理论提炼，它能有效地说明创作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对创作的正确发展和不断繁荣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并反过来经受创作实践的检验，实现文学的理论形态与创作形态的和谐平衡、互动并进。但文学思潮的演变从来都只是对理想境界的无限接近而永远不能真正到达，因此其历程充满了失衡的曲折波澜。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文论与创作的关系更是这样的矛盾运动过程。

超前与滞后这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一种关系形态。当“风起于青萍之末”，即新的文学形态尚处于萌芽状态，理论家和批评家大声疾呼、认真研究、主动促成，充当文学前行的尖兵，为文学创作的创新突破积极地作理论上的探索和批评上的倡扬，就能使一种文学从可能变成现实，从一种新的趋向而蔚成风气。新文学是新文化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当胡适和陈独秀号召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时，其理论的鼓吹并没有作品的实证。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是理论

倡导在先，作品实践在后，理论对创作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充当了新文学呱呱坠地的产婆。

而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说，１９２０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也是一种理论超前的现象，其时并无充足的创作实践支持。不过，这种超前由于脱离了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实际状况，又生搬硬套理论教条和外国“经验”，而带有某些“误导”的意味了。

理论批评滞后于创作实践，从而导致文学思潮趔趄不前的情形更为常见。面对创作上的不断掘进和创新变化，理论界和批评界反应迟钝，不能及时地予以梳理、辨析、评说与总结；或者以先验、固定的观念和原理去框束和割裂生动、鲜活的创作经验，导致偏见丛生，批评结论缺乏科学有效的对应性。一般而言，在文学变革时期，持保守立场的理论批评常常陷入如此窘境。例如，当朦胧诗出现时，一部分批评家没有认识到这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与生成，而一味地指责其晦涩难懂的表达策略就是一例。而“学衡派”的历史更能说明滞后于文学实践的文论主张很容易流于空洞无物的浮泛。由于他们的文学思想只是部分得到西方文学知识和并非优异的旧体文学创作的经验支持，“不熟悉新文学的创作实际，对于新文学发展的状况、承受的压力和实际的突破缺少真切的感受，所以他们与‘五四新文化派’论证过程中所坚持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就成了与现实错位的‘空洞的立论’，文学‘摹仿’说和反‘进化’的思想都是这样。”“理论上的体大思精、铿锵有力与论据的稀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５］因此，“学衡派”正面的文学思想如“摹仿说”与“反进化论”成为既缺乏中国现实的具体针对性又缺乏深刻自我反省的架空立论，批评意见也因对新文学创作十分陌生，举不出充足的例证而成为理论自语。

亲和与疏离虽说理论批评有独立存在的依据，但是，有价值的理论批评理应与文学的实践形态——

—创作，保持融洽亲和的关系。理论批评是对创作的感性经验的理性阐释，创作是对观念形态的理论批评的实践性体现，新鲜独创的文学创作与新颖独到的理论批评互相激发，彼此印证，共同促进文学的繁荣。五四时期，当汪静之诗集《惠的风》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招致守旧文人“有伤风化”、“不道德”等指责时，鲁迅、周作人纷纷撰文对陈腐的道德化批评进行反批评，为初登文坛的文学新人仗义执言，有效维护了新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健康环境。茅盾对五四小说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点评，由于立论公允，眼光敏锐，分析精当，帮助了不少青年作者的成长。十七年文学时期，茅盾、侯金镜、魏金枝等人的小说评论不仅对作品内容的社会主义倾向进行较深入充实的阐发，而

且对作品新鲜独到的艺术形式也深有会心，作出既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又具体细致的论述。

胡风与七月派的关系更是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深深契合、相偕相行的生动有力的例证。胡风以其杰出的组织能力、巨大的人格魅力（善于发现文学新人并扶持其成长）和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七月派的形成。他的文学主张——

—到处都有生活，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诗；文学要发掘人民群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使七月派作家在远离解放区工农兵生活的情况下也不丧失文学写作的信心，使国统区文学在１９４０年代承接了鲁迅风骨与五四传统，使现实主义文学在客观冷静的形态之外生发出极富英雄气概和阳刚之美的一脉。尤其近年披露的胡风、路翎文学书简，表明胡风理论与七月派作家创作并非只存在单向的前者影响后者、后者接受前者指导的关系。胡风不断地从路翎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创作中吸取文学经验，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路翎们则或以作品说话，或以书信进言，对胡风文学理论予以补充和修正。因此，胡风的文学理论不仅体大思精，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思考和批评行为始终联系着变化着的、鲜活的创作经验，有切实的体会和及时的沟通，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八股，充满了生命力，就连偏激之见也是火辣辣的。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疏离、隔膜和冲突同样是不容忽略的现象。有学者在５０－７０年代中期的时段内梳理出矛盾冲突的三种类型：其一、“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同政治思想上‘左’的倾向的冲突”；其二、“理论探讨的深入同教条主义的冲突”；其三、“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同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冲突”。［６］“前两种类型疏离文学本质是明显的，因为将文学与政治的有机复杂关系简化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将文艺对政治的艺术表现简化为图解政策，其荒谬之处今日已经一目了然。教条主义追求整齐划一，一成不变，而文学是人类世界最富于变化性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天然的与教条主义的机械切割、强求一律格格不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理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危害最烈，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从运思方式来看，它遵循的正是机械论的教条主义；从评论方法来看，它无视文学创作的千差万别，以不变应万变，无视（艺术）差异而强求（政治）统一，这正是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批评的本质特征。诚如鲁迅所说：“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遍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７］１９６０年代初，何其芳曾对庸俗社会学和政治至上的情绪导致自身诗歌创作“忽略艺术的重要”作过一些

检讨和反省，这一思想在此时的理论批评中也有所体现，他说：“对阶级社会中的文学的现象，是必须进行阶级分析的，但如果以为仅仅依靠或者随便应用阶级和阶级性这样一些概念，就可以解决一切文学问题上的复杂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他并且将这一新认识运用于阿Ｑ形象研究，肯定阿Ｑ形象具有某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特征，得出了“在实际生活中，在文学现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阶级性之间并不能划一个数学上的等号”［８］的较科学结论。但是类似的理论探讨均为当时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批评所不容。等到庸俗社会学“进化”到“姚文元阶段”，则完全宰制了文学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工作，更增添了一种真理在握、唯我独革的“自信”与蛮横，直接导向了文学的专制主义。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批评就不仅是对创作的疏离，而变成对整个文学事业的破坏和摧毁。

失语与失范文论的“失语”是１９９０年代热烈讨论的问题，指的是新时期文论的某些状况：

现代西方文论话语被大力引进并广泛运用于文学理论批评，导致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包括概念、范畴、术语和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感知方式等）的退出；现代西方文论大面积覆盖中国文学现实，导致中国当代的文论后殖民现象。倘若将以上描述理解为如下“症候”——

—中国传统文论不能自如地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系统，西方文论不能自然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自身，前者的阐释缺乏有效性，后者的阐发缺乏针对性；那么可以说，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在整个２０世纪可谓早已有之、于今为甚罢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的理论批评方法论热和概念名词大换班不过是凸显了这一病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仰仗的主要理论资源和思想支持固然并非来自传统，导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误读和负面评判，并带来了新文学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学衡派”新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文学主张虽与前者对位存在，但同样取自异域他邦，因恰恰显示出它对中国文学问题的隔膜而失去了现实针对性，沦为“理论自语”。从那时至今，中国始终未能建构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奠基于现代文学实践的文论体系，通行的和部分有效的理论批评便是五四以来不断强化的西方化的文论话语，这便是时人诟病的虽然发声却形同哑默的文论“失语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然可以被看作现代中国文学“古今中外”的张力关系和矛盾运动在文论领域的体现。

针对文论失语，理论批评界提出了“话语重建”的思路与方案：其一是回到原点，实现中外古今文论话语的“杂语共生”形态；其二是以中国传统为核心，将它推广为普遍性的文论话语；其三是主张对中国传

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其四是尊重差异，寻求中西、中外文论的汇通。以上主张虽有少量历史尝试，但更多的仍只是观念倡导，存在不少疑点，对应如下：其一，现代中国文论已是“杂语共生”状态，无法回返真正的原点，重要的是怎样跨越这一“混融”阶段，建构出有能力与世界文论平等对话、对中国文学具独特阐释力的文论体系。其二，“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的逻辑前提都是承认双方既存在特性又拥有共识，但这里的“送去主义”则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堕入“华夏中心主义”迷思。试想，中国传统文论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尚且乏善可陈，又何谈去普惠世界，其文化自负的心态接近鲁迅早年批评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其三正是一个现实难题，因为现代以“断裂”的方式来标示自身，客观地说，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涉及到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层面，包括转换的基础与内涵、路径与方法等；而且，它不可能是整体转换，传统文论作为现代文论的“预制”，只能是转换实践可供调用的资源之一。其四，从差异出发寻求共通点，这是一对矛盾，需要接受考验的不仅是能力，还有智慧。实事求是地考量，关键是要从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并对其未来发展作合理预测与规划，发现症结，提出问题，以此为基点，中外文论才可能成为“为我所用”的资源，现代文论才可能健康发展。所以，当代文论失语症的发作与我们提问能力的缺失有关。

提问能力的削弱、减退以至消失既是文论失语的症状，又是文论失范与失态的重要原因。所谓文论失范指文学理论批评丧失原则与方向，不讲规则与品格。发现问题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前提，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因此提问能力的有无、问题意识的强弱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成败和学术研究成果价值的判定，而中国学者自主地发现问题并独立地开展研究的能力之薄弱在２０世纪是一个基本事实，［９］有学者在批判性分析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演变时发现了一个持续的基本取向：“中国论者固着地依凭一己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１０］虽然学者们引用的西方理论各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但“问题”却是同样的：“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

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评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１１］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１９９０年代后现代文化包括后现代文论自西往东，登陆中国，此时有一些学者欢欣鼓舞，以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一次“一切推倒重来”的机遇。他们认为西方现代性发展过度从而弊病丛生积重难返，倒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将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用不着“苦尽甘来”，可以轻松上阵，占得先机。这就如西方的农夫辛苦了一季，我们则可以拿上镰刀直接走向收割的田野。类似的观念曾出现在同样是“文化滞后”的俄罗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赫尔岑就痛加针砭：“我们很喜欢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让欧罗巴流着血汗去发掘每一条真理，做出每一件发现，让他们经受沉重的妊娠、艰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这一切苦痛，——

—而婴儿却归属我们，这我们似乎觉得是合乎事物规律的。我们忽略了，我们将弄到手的婴儿乃是一个养子，我们跟它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１２］在别人那里是甘甜的果实，到了我们这里只有清涩的滋味，这就难怪常常是问题在国内，提问在海外，而国内误将海外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来研究，殊不知自己的大脑早已成为外国理论批评的跑马场。

价值迷失与理论批评的庸俗化也是近期文论的问题症状。理论批评固然不排斥纯技术性分析，而且形式本体的研究一直是现代中国文论的薄弱环节，亟需改善和加强。但是，文学是人学，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批评是涵化着人文精神内核和具有明确的价值态度的人类心智活动，同样属于人的精神劳作与创造，人文价值的长期迷失、缺席当然是不正常的。当前的一些理论批评面对丰富得有些芜杂的文学现状，面对复杂得不免混乱的价值体系，无所适从或随机选择。从中人们体认不出坚定明确的价值追求，体会不出厚重深沉的人文底蕴，体贴不到自由独立的学术人格，更体验不到理论批评伴随文学健康生长、文学促成社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些理论批评，要么陷于自说自话的个人私语，卸去了理论批评理应承担的文学职责和社会职责；要么依然固守已经陈腐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批评立场，看不到在新兴的文学中正萌生着有意义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文学希望；要么迷失于价值多元的虚像中，随波逐流，使严肃的理论批评蜕变为观念的演绎，或利益的言说。尤其在市场经济全面推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理论批评很容易堕落为商品拜物教的新产品和文化殖民地的新标本。

理论批评的庸俗化有两种喧嚣的形态。一类是所谓酷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不惜从对作品本身的评论而引申到对作家人格的攻讦，将本来可能不无合理性的“片面的深刻”推至极端，缺乏善意，一味追求立论的苛酷和尖刻，污言秽语也时常出现。另一类则是所谓滥评，一律是说好话，既无艺术标准，更乏人格操守，批评家越来越像“评托”，日下盛行的一些媒体批评和研讨会评论即属此列。将严肃的文学理论批评转变为圈子内事情，转变为利益的交换，对这样的批评，鲁迅早就指出过它的实质与危害：“是在乱骂与乱捧。”［１３］

注释：

［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３页。

［２］周晓明、王又平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引言》，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８页。

［３］洪子诚：《关于５０至７０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４］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６页。

［５］李怡：《“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３０页。

［６］冯牧、王又平：《中国新文学大系（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文学理论卷?序》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２２页。

［７］鲁迅：《〈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鲁迅全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６页。

［８］何其芳：《论阿Ｑ》，《何其芳文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８页。

［９］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内部出版，１９８２年）一书中对１９００－１９６５年间的社会科学成就分门别类列表说明。在总共６２项成果中，中国只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作者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策”一项。暂时将导致这一结果的复杂原因悬置起来，但２０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原创性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成果严重匮乏可能是一个难以推翻的事实性结论。

［１０］［１１］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

—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成果——

—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增订版，第１１８页。

［１２］［俄］赫尔岑《论文一》，《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源译，吉洪校，商务印务馆修订１９９７年第２版，第７页。

［１３］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５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责任编辑：陈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