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

专家：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2015年01月18日近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奶农“倒奶”事件。

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国内乳品企业自控奶源大幅提高是导致散户奶农倒奶的原因之一。

虽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但是，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的措施。

编者按：近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奶农“倒奶”事件。

有人趁机唱衰中国经济，认为“倒奶”事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它的出现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经济危机的征兆；也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借机宣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倒奶”事件其实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关。

面对这些错误观点，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奶农“倒奶”事件进行了理论研究，揭示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与美国上世纪农场主“倒奶”事件的本质区别，分析了我国奶农“倒奶”事件的原因，并开出了化解问题的药方。

现将相关文章刊出，以飨读者。

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的启示近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倒奶”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乳业发展总体平稳，“倒奶”事件少有发生，这与内蒙古乳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密切相关。

可见，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于各地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降低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

乳企需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乳企和奶农要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实现稳定合作。

一方面，乳企从市场收购原料奶，需要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在洽谈、签约、执行、监督等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大的费用。

而如果乳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就不用外购其他利益主体的原料奶，从而就能达到减少相关费用的目的。

因此，截至2013年5月，蒙牛乳业已在奶源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其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座到30座超大型牧场，将新增投资30亿—35亿元建立规模化集约化牧场，三年内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

另一方面，要预防和解决“倒奶”问题，需要在乳企与奶农、养殖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如果乳企和奶农没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不断的搜寻新的交易对象，不断的谈判，这就增加了各自的费用。

降低这种费用的重要手段是乳企和奶农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

内蒙古的乳业统计资料表明，这样做的奶农能不赔钱或少赔钱，而那些合同外奶农每生产1公斤牛奶，就要赔1.7—2.2元。

需要强调的是，在保护奶农方面，乳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非常重要。

内蒙古的蒙牛、伊利等大型乳企承担责任，保护奶农利益，有效地防止了“倒奶”事件的大规模发生。

蒙牛作为央企，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社会担当。

(二)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在乳企的空间布局上要形成聚集效应。

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均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些龙头乳企成为经济增长极，这些经济增长极产生的巨大极化效应，逐渐转变为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

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又表现为扩散效应，即主要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

内蒙古乳业发展中鲜有“倒奶”事件是因为这两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有实力的乳企自身效益比较好，也有能力相对高价收购牛奶。

如伊利、蒙牛等大企业的成本收益率平均在48.98左右，而小企业则只有7.97，前者是后者的6.15倍。

比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能成为全国奶牛养殖第一大县的重要原因是距离蒙牛、伊利极短，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2013年该旗奶牛存栏21.98万头，全年向伊利、蒙牛两大企业累计销售生鲜乳28.78万吨。

因此遏制“倒奶”就必须围绕龙头企业，实现聚集经济效应。

伊利已经在全国十多个销售大区都设立了现代化乳业生产基地，既弥补了伊利奶源基地远离主要消费城市、产地市场容量有限的竞争劣势，又有效解决了当地原料奶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与当地的奶农、政府共同投资建设奶源园区基地，既最大限度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空间距离，减少运输周转时间，为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又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增加财政收入。

(三)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做大乳企，实现奶农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乳业发展的规模经济。

中国中小规模养殖模式成本过高是国际竞争力赢弱的主要原因。

截至2013年，内蒙古90%以上荷斯坦奶牛已经集中到44个存栏万头以上的旗(县、区)，近80%的奶产量集中在26个10万吨以上产能的旗(县、区)。

内蒙古5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养殖比率为66.3%，比2008年提高了49.5个百分点；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占比为52.9%，比2008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全区奶牛存栏300头以上规模牧场857个，其中存栏300～499头的450个，占52.5%；存栏500～999头的231个，占26.9%；存栏1 000～3 000头的150个，占17.5%； 3000头以上的26个，占3%。

这意味着，化解“倒奶”事件，就要通过增加救助奶农补贴，在规模奶牛场用地、信贷等方面提供支持等措施，尽快淘汰散户养殖模式，转向大牧场集约经营。

与此同时，要建设奶业合作社和合作社的联社，打造奶牛养殖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版。

(四)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建立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及时了解国内外乳业供需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信息比较充分者，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内蒙古乳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冲击力的对抗能力，与内蒙古的乳企和奶农之间的有力的信息分享机制有关。

因此，化解“倒奶”事件，政府要对国内外奶源供给进行规划并及时发布信息，以便让奶农及时捕捉信息，了解国内外市场价格走势，以销定产，以产促销。

奶农也要积极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信息源挖掘有效信息，注意预防风险。

(盖志毅高海秀作者分别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倒奶”事件争论背后的经济学话语危机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导致奶农出现“倒奶杀牛”的事件，此事一经流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倒奶”事件所引发的诸多纷争甚嚣尘上。

不难看出，各方论及的内容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所有的争论却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些网评文章甚为奇特，其所持观点极具代表性并颇有市场。

文章认为，“倒奶”都是供给过剩的产物，与主义问题毫无关联，那种曾把“倒奶”作为“万恶资本主义”标志的说法是荒谬的；同时，“倒奶”是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个体奶农而言，虽然“倒奶”是悲剧，但却是最理性的选择。

很明显，依照这样的逻辑，“倒奶”不仅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既有视野，而且还被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便被兵不血刃地消解殆尽了。

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各方围绕“倒奶”事件的争论，其实质是其背后的经济学话语权之争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弱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一直面临着经济学话语缺失乃至失语的风险与挑战。

“倒奶”事件争论的出现，只是再次证明了矛盾的一般性总要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出来。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区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并且各自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反杜林论》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与资本主义本质无关的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

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严格区分经济危机的发生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一，相对于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的必然性和根本性而言，其仅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其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衍生出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倒奶”的动力系统；而“社会主义倒奶”具有偶然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否定了“倒奶”的内在必然性，而价值规律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为“倒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可能，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

因此，“社会主义倒奶”仅是一种可治性的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倒奶”则注定是一种痼疾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历史与逻辑在趋势上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

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的演化发展，但经济危机始终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尽管资本主义在新的再生产条件的重建下不断得以“凤凰涅槃”，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之间不断徘徊游走，但资本主义源于“垂朽”的经济危机根源而决定的消亡趋势却是不曾也是绝不会更改的。

最后，我们更应该探究是什么混淆了“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湮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严重地染指了我们的公众主流媒体，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接掌了经济学话语权。

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理性自私人的人性假设，恪守着原子式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将所有国民财富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均偷换为技术化、去阶级化的资源配置过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剥削本质并借以为剥削制度辩护。

重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之路任重而道远。

(肖斌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倒奶杀牛”：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新年伊始，山东潍坊爆出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事件，“倒奶杀牛”现象逐步蔓延至河北、黑龙江等乳业主产区，甚至出现在广东等南方地区。

原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标签的“将牛奶倒进大海现象”的出现，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出现经济危机的先兆？事实上，看似完全相同的两种经济现象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