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近代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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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22008

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研究都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西方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较分析古代和近代中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异同,对今天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可以有所启发和促进。

一、中国古近代语言学研究概况

中国是语言学的发源地之一,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遗产丰富。

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的萌芽阶段。先秦时期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导致学习、教育的需要,于是“小学”兴起来了。当时的“小学”是指语言文字的学习,所以逐步兴起来的是语言文字研究,特别是关于文字起源问题的研究。春秋战国时代,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名”“实”之争,逐渐发展到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探讨,形成名辨思潮。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探讨词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实质上涉及到了语言的本质问题。

秦汉魏晋时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光辉时期。秦汉时期崇尚经学,兴起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从汉代开始,出现了扬雄和许慎这样的语言学家和《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样的现存古代语言学流传最早、最悠久的著作。汉末魏晋时期,语言学的主要成绩在文字和训诂方面。这一时期,以西汉扬雄的《方言》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成就最为突出。扬雄的《方言》是我国汉语方言学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杰出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的成熟,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南北朝至明代的语言学研究,在文学、训诂学方面继承了汉代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成绩在语音方面,尤其是反切注音法的研究。反切就是利用双声叠韵的方法,用两个字来拼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反切注音盛行导致了这一时期音韵学研究的兴起,对语音研究逐步提高,对汉语声调认识也一步步明确起来,产生了各类韵书,如《声类》、《韵集》、《切韵》等。六朝唐宋时期韵书进一步发展,金、元、明时代韵书改革,以《中原音韵》为代表。宋元时期兴起了“等韵学”,等韵学是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方法的一门科学,明代古音研究兴起。

清代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将其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清代的古音学研究达到相当高度,是古音研究的全盛时期。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在古音研究方面成绩突出。清朝时期“小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把文字、训诂、音韵融为一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这给古代音韵学研究带来了困难。清代学者在缺乏音标和语音分析工具的情况下对上古音进行了科学分析。

二、西方古近代语言学研究概况

西方语言学开始于印度、古希腊和罗马以及阿拉伯的语言研究,围绕经典注释和哲学问题辩论而展开。古印度的巴尼尼提出了动词中心说,古希腊的柏拉图在词源学的基础上用拆字法来分析词语,斯多葛学派分析了名词的格,亚里士多德从功能的角度把希腊词语分成8类,这些对西方古代语言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古时期,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主要是探索梵语词源、语义、语法,涉及词汇、语音、语言理论、语义研究等多个方面。古希腊的语言研究开始于词和物关系的哲学讨论,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亚历山大学派的类推论和斯多葛学派的不规则论引发了对语言的探讨,并逐步使语言研究系统化,涉及词源研究、语音研究等方面。

中古时期,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为拉丁语,侧重点是语法研究。由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需要,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对拉丁语的学习和研究。中世纪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是经院哲学,反映了基督教的哲学思想,形成了“思辨语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语言学者开始涉及域外语言,对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的研究比较多。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涉及了方言、俗语,如但丁的《论俗语》,还有对土著语、印度语、波斯语、汉语的研究,对多种语言的研究为日后的惟理语法和普遍语法奠定了基础。

近代西方的语言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普通语言学。这一时期,语言学者们从生物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语言起源问题,开始了对语言类型的研究。德国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研究证实语言与人类民族精神密不可分的关系,提出了三个语言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1786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发表论文,认为梵语与拉丁语、日耳曼语有亲属关系,揭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1819年,格里姆在《德语语法》里探讨了日耳曼语和其他语言

古代和近代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比较

丛岩

摘要:论述了中国和西方古代和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特点与成果。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中西方的距离是在近代拉大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广泛接触域外语言,并把视线放在现时语言上,而中国一直沿袭传统,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对域外语言的研究较少。

关键词:中西方语言学比较;域外语言研究;语言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08)12-0133-02

作者简介:丛岩(1973-),女,辽宁大连人,硕士,渤海大学(辽宁锦州121013)大学外语教研部讲师。

收稿日期:2008-08-27

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格里姆”定律。1870年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成熟时期,出现了“青年语法学派”,主张以书面文献和方言中的实际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语言学研究开始全方位涉及语言,探讨世界所有语言的共同规律。

三、中西方语言研究比较

中西方语言研究,在上古时期对本体研究涉及少,都体现出原创、封闭状态下思维的普遍性、一致性。研究的起因也基本相同,都出于“实用”的目的,语言研究都是在哲学、逻辑学、文学研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西方语言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文字、词源等方面;古印度与中国先秦两汉的研究,都重视古代书面语,而古希腊则研究现时活的语言。

中国语言学研究在上古时期以哲学、伦理为主导,到了中古时期,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因素。西方古希腊语言研究发源于哲学领域,中古时期的研究基础仍为哲学,没有跳出哲学范畴。在研究视野上,中国语言研究呈单极化态势,研究局限于汉语;西方语言研究呈现出多极化特点,欧洲的语言研究伸向全世界各殖民地。在研究材料方面,中国“小学”侧重于服务文献,对共时存在的语言没有进行描写,音韵学研究盛行,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更多的关注了当时活的本族及其他民族的语言。

到近代,中外语言研究距离拉大,各自的特点明显。中国侧重微观语言事实研究,而西方则从宏观上把握,多理论阐述。欧洲的近代语言研究经过文艺复兴,开始接触域外语言,把视线放在现实语言上。中国的语言研究突破传统又回归传统,在活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差。西方出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中国仍沿袭传统的“小学”,研究语音、语义、文字,仍然侧重书面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文献资料的考证。中国的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而西方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建立了系统的语言理论。

从中西方语言学史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走过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语言研究历程,以各自的研究特色为语言学做出了贡献。中外语言研究距离的拉大是在近代,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广泛接触域外语言,把视线放在现时语言上,而中国仍沿袭传统,对外语言交流接触研究较少。

西方语言学者对域外语言的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翻译作品就大量出现,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把希腊的文字作品系统地译成拉丁语。中古时期,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影响,为把《圣经》译成多种语言,收集了各种语言资料。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欧洲语言学者开始涉及域外其他语言。近代,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语言学者重视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对多种语言更加关注。洪堡特对语言类型的研究,拓宽了语言学研究的面。对世界语言标本进行收集、研究,使西方的语言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的“小学”研究,涉及外域语言的研究不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对梵语语音的研究。古代语音研究的兴起以及清末语法研究的兴起,对语言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清代学者马建忠留学法国,通拉丁语和法语,受西洋语法启发,著《马氏文通》,把汉语和西方语言比较研究,开拓了语法研究领域。

四、启示

目前,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语言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人员的流动,本身就需要和伴随着语言的流动,语言之间的交流、融合成为全球化中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的一个重要条件。各种语言都被卷入到全球性的互动中去了,每种语言都受到其他语言特别是强势语言的影响,汉语也不例外。在这种全球化语言的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第一是语言的共通趋势,第二是语言本土化趋势。世界各国都对本国民族语言强烈关注、极力维护。语言的本土化预示着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语言全球化是一个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中国的语言研究,不可能还走单极化的老路子,为本体而研究本体,用汉语研究汉语。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既要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融合,又要结合汉语本体特点坚持语言研究的多样性、本土性。只有将汉语语言学纳入世界语言学发展的轨道,才具有语言学上的普遍意义,汉语自身的世界地位才会提高。

参考文献:

[1]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马庆株.汉语语言学走向世界的途径[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2004.

[5]程工.语言共性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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