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城市发展不利条件(1923

包头城市发展的不利条件初探（1923 作者简介：朱箫（1986.09—），男，汉族，安徽省宿州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专门史专业研究生。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1923—1949年间，包头城市发展存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军阀的混乱统治给包头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灾难；外敌入侵，掠夺包头资源，控制其金融和交通部门；接连不断的灾荒，造成农牧业产品极为匮乏，商品贸易中断。

关键词：包头城市发展不利条件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1

包头，从一个偏远小村庄发展为口外商贸集散中心，再到建国初期的工业中心和如今的内蒙古第一大城市，整个过程伴随着政权更迭、社会变迁、灾荒不断、外敌入侵等，其城镇化的过程极其复杂曲折，而又自成系统。而如今学者对包头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尤其是从包头城镇化进程这个角度所作的探索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近代包头的城镇化进程进行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成因。

本文主要研究1923—1949年间，包头城市发展的不利条件，通过对包头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片段的探究，以期包头整个城镇化进程得以还原。

一、军阀混战

自1923年，包头地区驻军混乱、更换频繁。起初，土匪窦飞龙率军攻打包头。1924年，冯玉祥赴张家口任西北督办，后来正式驻军包头。统治包头期间，冯玉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发展措施。短暂的发展之后，1926年，张作霖、阎锡山联合进军包头地区，国民军战败，包头被奉军占领；1927年至1936年间，前后有傅汝钧、田树梅、田绣章、王靖国、傅作义等多人统治该地，其间亦有蒙古武装部队在包头附近活跃和孙殿英在包头的短暂驻扎。

军阀的混乱统治给包头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每支军队来此，都要大肆征收军饷，冯玉祥也不例外。“冯玉祥军就以借的名义从包头地方筹集现洋四百八十多万元”1，由各私人商号承担，后来仅部分归还。更有甚者，1926年国民军撤出包头时，从当地搜刮的军饷杂捐有二千万元。2。这是对包头地区工商业的巨大打击，企业、工厂经营困难，纷纷倒闭，商户减少近半。

二、外敌入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10月，日军迅速占领包头。日军觊觎其北方商贸中心的重要地位，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了对其经济掠夺，使包头商业日趋凋敝。

为了便于收购物资原料，“物资调办班”成立，“要将各皮毛店的库存皮毛全部收购。不管货主在与不在，愿卖不愿卖，都要收购，违者问罪”3，凭借强买强卖政策大肆收购皮毛等物资。日军一方面不准中国商人私自买卖，强行规定其为军用物资，只允许特定公

司具备经营权；另一方面拼命压低皮毛价格，限制流通，只许外地商人运进皮毛，禁止皮毛物资外运。日军的强行收购，使当地商户备受剥削，经营每况愈下，倒闭者众多。

日军又成立“皮毛业组合”、“土药组合”、“电灯公司”、“石棉公司”等一系列机构，对各类物资进行掠夺，对包头地区经济控制的同时，补给其战争需求。

日军侵占包头后，直接控制了金融部门。接收了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绥西银行等，多数私人钱庄也被取缔。同时，日军设立了由自己完全控制、经营的蒙疆银行以及同和实业银行，垄断了包头的经济命脉。为了进一步攫取经济利益，“蒙疆、满洲、大正形形色色的伪钞大量发行，严禁法币和银元流通”4，还尽可能把伪钞投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包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内田勇四郎，曾三次潜入伊克昭盟各旗，……，曾指派特务分子李××密带大量法币赝品潜入宁夏”5，破坏周边非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企图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

日军还对包头地区交通实行严格的控制。重要站点和路段由日军宪兵把守，交通相关经营权完全由日军所设公司独断，彻底控制了该地区交通命脉，配合其侵略活动。包头地区的原料和商品流通大受限制，青海、甘肃、新疆、山西等广大地区商人无利可图，便不再来包贸易，商业贸易日趋凋敝。同时，日军在压低原料物资价格的同时，提高工业品价格，日本企业大获其利，对包头工商业发

展造成致命打击。日军的入侵，对包头地区带来巨大灾难。他们控制了该地区皮毛、药材、粮食等原料贸易，对邮政、电力、矿产、机场等重要部门严加管制，壮大了三井、三菱、兼松等日本本国财阀。中国商户无力抵抗其冲击，纷纷弃商逃亡，包头人口不断下降，整个地区商业贸易日渐萎缩，诸多商户、企业倒闭。 --！>

三、灾荒不断

民国以来，随着包头地区军阀混战、土匪群起，发展较快的农牧业、工商业被打断。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后，灾荒频频肆虐包头，造成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诸多商户经营困难。

民国十四年（1925年），包头大旱，“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成批成批的死人，掩埋都来不及，而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坑”6，“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7。此后的五年间，几乎年年出现旱灾。1928年，更是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全年大多数时间里都未降雨，农田龟裂，几乎颗粒无收。次年夏季，暴雨多日不止，黄河泛滥，大量民房、农田被冲毁，死伤众多；冬季，“温度降到零下三十度，往年地冻三尺，这年地冻六尺”8，给该地区造成极大损失，农牧业几乎荒芜，工商业凋敝。

民国十七年（1928年），鼠灾肆虐包头地区。“三月初一萨拉齐街上死过二尺二长的大耗子，城墙壕里死下半壕”9，老鼠的大量涌现，破坏了该地区的农作物，造成本来极低的收成更加惨淡；同

时，也导致鼠疫的蔓延，当时低下的医疗水平无法应对，死亡大增。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包头地区瘟疫盛行，造成大量死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到二十五年（1936年）黄河泛滥频繁，流民无家可归。

军阀的混乱统治，外敌入侵，以及接连不断的灾荒，给包头的农业、工业、商业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从1923年到1949年，包头的城镇化进程极为曲折。

注解：

①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编：《包头史料荟要》，第6辑，1982年，第107页。

②廖兆骏：《绥远志略》，南京：正中书局，民国26年，第262页。

③政协包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1988年，第132页。

④政协包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1988年，第103页。

⑤政协包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1988年，第103页。

⑥刘力群等：《斯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⑦刘力群等：《斯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