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两年
女儿眼中的“党内的母亲”任弼时
女儿眼中的“党内的母亲”任弼时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12期叶介甫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他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她向我讲述了任弼时的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党内的母亲”任弼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
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
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
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
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些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
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
他要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的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
罗亦农：最早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最早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夕岩罗亦农追梦路上的湖南共产党人红色记忆者过境，实际上是想抓共产党人，或趁机捞些财物。
一伙白匪士兵把任弼时推进一间房子，有个当官的当场命令士兵：“看看这毛孩子身上有什么油水？”任弼时则用俄语说：“很遗憾！在我身上找油水，和找鼠疫菌一样困难！”那个当官的没料到任弼时也懂俄文，吃惊地打量着他。
这时，任弼时又主动把随身的布包递过去说：“别害怕，没有鼠疫菌，这就是我的全部东西。
”匪徒们一看，全是理发工具，感到非常丧气。
只有那个当官的摸着山羊胡子，狡猾地说：“哦，你是理发匠？我们也很需要你。
”接着，他们还是把任弼时关进了一个挂有“鼠疫患者拘禁室”木牌的黑屋子。
任弼时和同志们失去联系了。
但他极力镇定自己，他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口供也编得十分周密完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那个有山羊胡子的军官又带着士兵来审问他了，他们反复盘问他，是从哪里来，家住哪里，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等等。
任弼时应答自如，一口咬定自己是理发工人，以前在这里混过饭吃，现在又来这里谋生。
这样足足磨了两个钟头，那个当官的什么也没问出来，只好命令士兵将任弼时释放。
此时，任弼时身上已经没有一文钱，而通向莫斯科的路还那么远。
怎么办？他抬头望了望那辽阔的天边，望了望这陌生的土地，果断地决定：走过去！有铁路线，就不会迷路；有手，就可以卖苦力干活。
晚上，就随便到哪个柴堆角落躺一躺。
雪地上，留下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
他走过一片片田野，走过一个个村庄。
在阳光下走，在月色中走……碰到好心的农民，他还讨来了剩面汤和黑面包，吃下去，恢复一下体力，然后伸伸腿，继续往前走。
终于，几天后，任弼时只身徒步来到伯力。
在这里，他和萧劲光、任作民等人会合了，大家心疼地围住任弼时，一个个和他紧紧地拥抱，喜悦的泪珠簌簌地往下掉。
一群青年革命者，在短暂休息之后，继续往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莫斯科进发。
1922年初，未满18岁的任弼时在莫斯科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任弼时在延安
任弼时在延安作者：刘刚来源：《人生与伴侣·综合版》2021年第10期任弼时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难忘的延安岁月”中，任弼时襄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调整机构，建立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1940年3月26日，任弼時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飞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回国不久，任弼时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
任弼时之所以被委以重任，胡乔木曾这样分析原因：一是资历老;二是曾担任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代表着一个方面;三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
除了这三点外，胡还写道：“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
”对于这些“微妙的关系”，胡的解释是：“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
”1940年10月，任弼时与张闻天等搬到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便于直接协助他的工作。
虽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3年多，但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须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供给制度也不健全，抓住什么就拿什么、吃什么。
当时流行一句话：“干不干，二斤半（指小米）。
”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对于这种无章可循、无人负责的局面，任弼时很不习惯。
任弼时上任伊始，就把调整机构、理顺关系、干部定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作为首要任务。
他首先建立起党中央的办公机构—一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
李富春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时的左膀右臂。
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3个处，各处职责明确。
接着，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从没有发过）。
任弼时：惊险的赴俄之旅
任弼时：惊险的赴俄之旅20世纪初，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比较低下，而欧美国家开始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为了振兴国家，中国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探索国家的发展道路。
任弼时就是其中之一。
他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和思想，才能迎头赶上。
因此，他决定亲自赴俄留学，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
这次赴俄之旅，给任弼时带来了很多惊险经历。
第一次遇险任弼时刚到俄罗斯，就遭遇了一次惊险的遭遇。
他在一辆马车上，从车窗里看到了很多俄罗斯士兵。
这些士兵以为他是中国人，就开始辱骂他。
任弼时感到很气愤，但也很害怕，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
后来，任弼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来化解这些士兵的敌意。
他决定用自己学习俄语的机会来交朋友。
他向这些士兵问好，并主动和他们交流。
通过这次交流，任弼时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士兵的生活和思想，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火箭实验事故在俄罗斯，任弼时参加了一场火箭实验活动。
当时，火箭失去了控制，猛烈的离子火花在任弼时身边闪现，他的头发沾满了灰尘。
任弼时并没有受伤，但这次事故让他深刻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
他明白了，只有对这些现代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掌握科学进步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临窗高谈论政治在俄罗斯期间，任弼时不仅学习了现代科技，还注意到了俄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
他经常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也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
这些交流逐渐使任弼时对政治和现代文明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他相信民主制度的可行性。
经过多年努力，任弼时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总之，任弼时的惊险的赴俄之旅，虽然是一次意外的插曲，但他从中汲取了很多经验，也让他更好地了解了现代文明和科技。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只有学习和开放，才能帮助我们不断进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她与任弼时定了“娃娃亲”
她与任弼时定了“娃娃亲”史实09-08 16:57◆13岁的童养媳“姐姐”陈琮英小小年纪，非常懂事，要求到长沙去打工，赚钱供“弟弟”任弼时上学。
她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为了搭救被捕的任弼时，急于赶路的她搭乘一辆敞篷的拉煤的大货车。
在长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儿受了风寒，感冒为肺炎，夭折了。
◆向忠发叛变后供出陈琮英，并当着敌人要她交代所有的事。
“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
陈琮英跟任弼时结婚之后，总共生育了9个子女。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最初出生的3个孩子都早夭了，还有2个孩子因在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而失踪。
能够长大成人的是3个女儿，还有唯一的儿子任远远。
陈琮英历经磨难，却乐观豁达。
在我采访她的时候，年已91岁的她，瘦小而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陈琮英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指腹为婚”的“娃娃亲”陈琮英一口湖南话。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他们俩定的是“娃娃亲”。
“指腹为婚”、“娃娃亲”，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
谁都没有想到，任弼时与年长他两岁的陈琮英，却建立起真正的感情。
他俩从“娃娃”直至终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从不见异思迁，从无绯闻。
如此纯真无邪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陈琮英2岁时母亲病故，父亲为了生活又常奔走在外，她寄养在亲友家。
12岁时，陈琮英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彼此以姐弟相称！从这时候起，她的命运便与“弟弟”任弼时紧紧联系在一起。
任家也是清苦之家。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是一位清贫的教书先生，每天除了在离家较远的长沙县开物学校教书外，空余时靠替人代抄文书、代写家信赚点零用，维持全家生活。
任弼时学生时代“时间都去哪儿了”
触 社 会 ， 更 加 关 心 国 家 的 大 事 ； 一
时 间，和 友人一起走 出校 园，欣 赏 自然 ，感 悟 人 生 ，在行 路 中增 长 见 识 ，并 留 下 了不 少 “ 游 记 ”。 ｌ ９ １ ７ 年 春 ，他 和 友人 登 岳 麓 山。
★ 阳 柏
任弼时学生时代
‘ ‘ 时 间都 去ｕ ｌ ｌ Ｊ Ｌ 了＂
◇ 毛 胜
小 学 时 光 ：读 万 卷 书 ， 行万里路
路师 范学堂 ”，再 为 “ 第一师 范学 校 ”。全 校分三部 分：师范 部、附 属 高小部 、国民教育部 （ 相 当 于初
ｌ ９ ０ ９ 年 ，任 弼 时５ 岁 的时候 ， 小） 。该校规模 宏大 ，是 当时湖 南 任裕道 应聘入湖南 省公立作 民两 等 省 内 自初等教育 至中等教育兼 有的 小 学堂教 国文 。由于这里离唐家桥 建制 完备 的学校 ，而且师资 力量雄 ２ ０ 余里 ，所 以任弼 时随父亲 寄宿课 厚 ，在全省卓有 声望 ，是学 子们 向 读 。在 父亲 的督促和 辅导下 ，任 弼 往 的求 学 之 地 。 时勤 奋苦读 ，孜孜 不倦 。两年后 ， 进入 一师 附小，是任弼 时学生 他 正 式入学 。１ ９ １ ２ 年１ 月 ，他 以优 时代 的一个 转折点 。从此 ，他走 出 异 成绩获得作 民两等小学堂文 凭。 了 塾塘 乡 ，来 到 了省 城 ，打 开 了
文凭 内的评语 写道 ： “ 学 生任 培国
１ ９ ２１ 年８月，任 弼时入莫斯 科 东方 劳动者共
产主 义 大 学 学 习
任弼时 的原名 ）本学年 总平 均分 外珍惜 这样 的学 习机 会 。 １ ９ ｌ ６ ａ９
历史细节中的任弼时
历史细节中的任弼时作者：刘明钢来源：《祝您健康·文摘版》2020年第03期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声望。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无论走到哪里，总要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想方设法替他们排忧解难。
帮秘书找到失散15年妻女师哲曾是任弼时的秘书，有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
1940年，任弼时和李富春乘车到真武洞去视察中共七大会址，途经陕北安塞县侯家沟，遂将车子停在一所小学门前，下车走进这所小学。
任弼时有一个习惯，走到哪里，就把调查研究搞到哪里。
在同校长的谈话中，得知该校有位女教师姓贾，是陕西韩城人，任弼时迫不及待地问：“她的女儿是不是叫师秋朗？”校长很惊讶：“你怎么知道？”任弼时说：“赶紧把她们请来。
”贾老师带着女儿来了。
经过询问，任弼时得知她们就是师哲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把她们带回延安。
师哲见到离别15年的妻子、女儿，异常激动。
其实，师哲并没有请求组织的帮助。
在一次聊天中，任弼时了解到师哲家庭的情况，就记在心中，一有机会就帮助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找到了。
对此，师哲一家人总是念念不忘，师哲写道：“我们感激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
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褚志远即是东北干部团的成员之一。
在出发之前，褚志远去枣园向老首长任弼时辞别。
任弼时详细而又关切地询问褚的情况，令褚的心暖暖的。
临别时，任弼时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
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
”不久，褚志远随东北干部团徒步离开了延安，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任弼时，但这次谈话却永远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帮翻译实现愿望朱子奇曾是任弼时的俄语翻译，陪同任到苏联养病。
任弼时到苏联不久，毛泽东也到了莫斯科。
任弼时：惊险的赴俄之旅
任弼时：惊险的赴俄之旅1898年，清朝政府派任弼时为中国特派团团长，前往俄罗斯进行外交使命，考察和商议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及东三省的问题。
这次外交使命对任弼时来说，是一次充满了艰险和挑战的旅程。
任弼时被派往俄罗斯之前，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政治家。
他出生于湖南长沙，曾就读于舆传学院，在早期就对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精通多国语言，尤其是英语和法语，这使得他在国际交往中能够与各国政要进行沟通。
任弼时一直致力于中俄关系的发展，他在晚清政府的外交部门任职期间，多次率领团队参与中俄边界谈判，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弼时此次赴俄之旅，却是他在外交生涯中最为艰险的一次。
1898年5月，任弼时率领中国特派团启程前往俄罗斯。
他们的路线是从中国内地通过海参威口岸，转乘轮船前往俄罗斯东北部的庙沟。
这段路程被称为“北纬铁路”，是建设在极寒地区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加上地理条件的恶劣，使得任弼时一行人在途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
在北纬铁路上，任弼时一行人遭遇了雪崩、暴风雪等自然灾害。
雪崩发生时，他们只能躲在车厢里等待营救。
暴风雪来袭时，他们往往只能藏身在车内，等待天气好转才能继续前进。
这种极端的天气条件，使得任弼时一行人时常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放弃，坚持走完了整个北纬铁路。
任弼时一行人到达庙沟后，继续乘坐轮船前往俄罗斯的首都圣彼得堡。
他们所乘坐的轮船是一艘腐朽的老船，航行速度缓慢，船况也十分糟糕。
船上的设施简陋，餐食也十分简单，乘客们时常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困扰。
轮船在海上还遭遇了恶劣的天气，风浪使得船只晃动不止，乘客们晕船呕吐不断。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弼时一行人十分辛苦地度过了漫长的航程。
终于，任弼时一行人到达圣彼得堡。
在这里，任弼时与俄罗斯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和商议。
他们商定了东北地区的划界问题，也商讨了关于中国东三省的开发和合作等议题。
任弼时在会谈中表现得非常坚定和有力，为中国争取了许多利益和权益。
任弼时与陈琮英：从包办婚姻到红色伉俪
◎文／提笔君1928年，正在安徽南陵做地下工作的任弼时不幸被捕。
国民党士兵对他进行搜身，除了少量的现金之外一无所获。
国民党提审任弼时，任弼时从容自若，坚持说自己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这次是到南陵来收账的。
审问不出有价值的消息，敌人就对任弼时施加酷刑，任弼时咬紧牙关，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将他转送到安庆关押。
陈琮英此时正潜伏在上海，辗转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后，她立刻赶回长沙，在堂兄所开的陈岳云纸店中住下来，假装老板娘。
当时的安庆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找陈琮英对口供，陈琮英所说的和任弼时说的一模一样，敌人一一对质，竟然找不出任何破绽。
因为证据不足，他们只得宣判任弼时无罪。
不久之后，陈琮英从长沙赶到安庆，将任弼时接出了监狱。
任弼时能够顺利从这场牢狱之灾中脱身，多亏了他和陈琮英之间惊人的默契。
任弼时和陈琮英定的是“娃娃亲”，两人青梅竹马。
陈琮英比任弼时大两岁，12岁的时候就正式搬进了任家。
后来任弼时到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上学，陈琮英干脆去袜厂做童工，帮任弼时解决了难以维持学业的窘境。
虽然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都厌任弼时与陈琮英：从包办婚姻到红色伉俪1本文主人公ZHENQINGDIANCANG /真情典藏14弃包办婚姻，对父母逼迫迎娶的原配夫人敬而远之，但任弼时和陈琮英这一对却相依相伴，经历了求学时的辛苦，开始为了理想而奋斗。
1919年，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任弼时积极参加长沙的学生爱国运动，后来加入毛泽东等人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
在这里，任弼时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洗礼。
1921年，任弼时和刘少奇等人一同赶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2年，任弼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苏联的三年，是他们第一次长时间分离，信件成为两人传递思念和爱情的载体。
任弼时常常给陈琮英写信，陈琮英不认字，只能找人读信，回信也只能拜托别人去写，这样不仅麻烦别人，也不方便把自己内心的思念全部表达出来。
爷爷任弼时的最后岁月
苏 京 联 ， 鉴 为 两 爷 于 位 爷 医 检 爷 生 查 的 专 病 严 程 情 重 从 ， 病 莫 并 情 斯 建 ， 科 议 １ ０ 赶 去 月 到 莫 份 北 斯 ， Ｉ 鬟 薹 譬 ｌ 囊 ； ｌ 勇 薰 蕊 ｌ ＾ 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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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开 前 夕 ，爷 爷 将 他 亲 自起 草 的 长达 １ ２ ０ ０ ０多 审 阅 后 批 示 ： “ 看 过 ，同 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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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Ｉ 任 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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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两年1938年3月5日清晨，天空飘着小雪，春天还未真正到来。
一辆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任弼时化名陈林，坐在驾驶室里，思绪万千。
这辆车行进的方向是西安，他将在那里转道兰州、新疆，最?K到达苏联。
此时，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正在准备向西安和武汉进攻。
在这急需总结经验，部署未来行动计划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几个月前，由莫斯科抵达延安的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新政策”为由，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颇多指责，并在武汉另搞一套，俨然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
这不仅影响了一些干部对原本正确的抗战基本方针的认识，而且严重危害了党内团结。
任弼时赴苏，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
要圆满完成任务并不容易。
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国的，行前还受到斯大林的召见。
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的确作出过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判断。
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处理好其间的微妙关系，将国内情况讲清、讲好，并让共产国际易于理解、容易接受？这是一个考验。
赴苏的任弼时觉得重任在肩，延安的中共中央却对这位使者很有信心。
任弼时1921年即赴俄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熟悉苏共理论，他俄语流利，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比王明还早几年；任弼时经历了大革命、秋收起义、长征等各种重大考验，对毛泽东领导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有较为完整的认识；任弼时此前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在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对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任弼时擅长组织、宣传工作，解释、说服能力十分出色。
中央相信，任弼时正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延安等待着来自远方的捷报。
★巧妙的说服报告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柳克斯公寓。
他不顾舟车劳顿，很快投入工作。
任弼时首先与之前在苏联治病并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进行了长谈。
王稼祥是一名作风正派、革命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介绍了中共代表团的相关工作，任弼时也谈了近一年来国内的情况及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主张。
双方通过坦诚交换意见，在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
那么，如何向共产国际汇报？任弼时精心准备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递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5月17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这份书面报告大纲进行了口头补充说明。
任弼时心里清楚，毛泽东与王明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二：在统一战线中，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是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毛泽东坚持前者，王明却认为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会影响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并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
任弼时认可毛泽东的观点，但他没有在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说明中明确提出，更没有向共产国际“状告”王明，而是宕开一笔，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中共持久抗战的决心、巩固和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根据地军民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为了顾及共产国际的立场，任弼时在书面报告中汇报了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肯定了其中的积极内容，并没有提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观点、会议未形成决议的情况。
在口头汇报中，他详细列举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磨擦的事实：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八路军；捣毁《新华日报》；限制共产党员活动；在接受中共合作建议的决议中有“根绝赤祸”的字样。
他还引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班政治教材中“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
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份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仇视、防范乃至欲消灭的态度。
提及军队战法时，任弼时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的模糊说法，但花费了大量力气论证游击战的重要性。
他说，游击战是“在血的教训中”获得的“进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
他指出，正是因为八路军采取了灵活的战术，所以敌军在山西被八路军打死打伤近3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
他引用了缴获到的日本军官日记的描述：“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
”在汇报中，书面提纲和口头补充报告侧重不同。
前者简练明晰，观点相对中规中矩；后者生动具体，态度倾向性更明显。
在口头报告中，任弼时只淡淡地讲：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别的军队到了，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事例简单却引人深思。
再如，对蒋介石不给八路军补充新兵、武器，不增加军费的情况，任弼时说：中共自己扩大来的新兵，冬季没有棉衣，还是徒手或拿手榴弹参加战斗；士兵和干部每月零用钱与伙食费均不超过5元，而且常因经费困难少发或不发。
而其他军队干部薪水在百元、千元。
数据直观且能说明问题。
任弼时的报告，朴实而大气，坚持以理服人，处理敏感问题时有技巧，论述具体问题时很形象，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实事求是地展现出一个坚持抗战、奋发有为、能够克服困难的共产党和军队形象。
这样的党和军队，与摇摆不定，始终不忘内战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必将获得对统一战线与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
讨论任弼时的报告时，王稼祥也发了言。
他补充说明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合作的不同点，并说明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讨论后，在《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决议案》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问题作了具体表态：“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
”“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
”这就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随后，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任弼时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稼祥临行前，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对他们二人说：“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不点名地批?u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将其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确实如此，如果关于抗战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党内团结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得到解决，中共将很难承担起领导抗战的艰巨任务。
而没有任弼时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成功也可能难以保证。
这是任弼时为党和人民立下的重要功勋。
★来之不易的援助毛泽东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共坚持自力更生，但中国抗战也需要来自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任弼时到莫斯科不久，就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表示理解：“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所以王稼祥回国时，带回的不仅仅有最新精神，还有援助物资。
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大地和缺少衣物食品弹药、艰苦战斗在一线的八路军战士来说，仅仅30万美元实在是杯水车薪。
共产国际也承认：对中国的国际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
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
同情和援助首先源于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了解。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丑化、封锁及通讯不便等原因，不少兄弟党和苏联人民对中共艰苦抗战的实际情况和一些口号方针都不太了解。
他们曾经问中国同志：“你们提出‘又斗争又团结’，既要斗争，还怎么能搞好团结呢？还提出‘从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
”任弼时到莫斯科之后，迅速展开对八路军和中国抗战的宣传。
从1938年4月起，《共产国际》《真理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中国八路军》《八路军抗战六个月的经验和教训》《山西的保卫者》《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专文，报道了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
其中，《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就是出自任弼时之手。
任弼时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文章译成外文，在兄弟党中分发。
这些报道和文章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战实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1938年9月初，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之声明》：“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
”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
任弼时的宣传和共产国际的号召引起了各国兄弟党、左派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关注。
一时间，邀请中国同志的报告、演讲、会晤纷至沓来。
中国同志以亲身经历讲述的中国革命故事，“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
捷克、西班牙、德国、芬兰、意大利、法国等各国的共产党代表都与中共建立了广泛联系。
除了在兄弟党中宣传，任弼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共产国际争取援助。
比如，共产国际内有一个分析中国抗战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由中苏同志共同参加，任弼时是成员之一。
他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指出，中国抗战的困难主要在于：财政问题、武器装备和由于海路阻断而难以与外部取得联系。
前两条涉及需要援助的内容，第三条则是使海外援助到达中国的途径。
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在中国问题小组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中，将“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作为“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的重要内容，并强调“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要争取使八路军组成人员武装到100%”，“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