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关实验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综述

基于相关实验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综述

摘要：实验经济学对传统自利人假设的系统反驳促使社会偏好理论的应运而生。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试图在维持理性假设下，通过将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诸如公平、互利等与“自利”假设有着明显涵义辨识度的一些人类社会性情感因素纳入到效用函数中来进而修正自利人假设，并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力图构建新的博弈均衡来解释实验经济学所揭示的一系列悖论。

关键词：实验博弈 公平 互利 社会偏好

Theories of Social Preferences Based on the Related

Experiments：A Survey

Abstract：Theories of social preferences is developed when experimental economists have gathered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systematically refutes the self-interest hypothesis.Maintaining the 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economic models of social preferences try to take the elements of people’s social emotions such as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so on into the unity functions to modify the assumptions of self-interest. The implication of social emotions based on th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aterial self-interest obviously. In this way, theories of social preferences try to construct new game equilibrium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aradox in experimental games using the game theory as the basic analysis tools.

Key words：experimental games；fairness；reciprocity；social preferences

一、引言

主流经济学传统的自利人假设长期以来虽然备受争议但其权威性不可撼动，直到最近二十余年实验经济学的一系列简洁而有说服力的实验结果对这个传统构成的系统性强有力反驳，顺势而生的社会偏好理论才以学理上的建设性日益引起主流经济学的重视。社会偏好理论以实验经济学的突破为契机，将公平、互利等一些与“自利”假设有着明显涵义辨识度的人类社会性情感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并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力图构建新的博弈均衡来解释实验经济学所揭示的一系列悖论。

根据Kohler（2003）的论述，社会偏好概念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Veblen (1934), Duesenberry (1949),Leibenstein (1950), Pollak (1976)等人的文献。Rabin (1993)被公认为创造性地正式化了社会偏好理论的第一个基于动机公平的“互利”模型，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Camerer（1997）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社会偏好”概念，Fehr and Schmidt (1999),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则把社会偏好和实验经济学完整地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模型上的构造和分析，标志着社会偏好理论的逐步完善。但是严格地给社会偏好下一个定义并非易事，现有的相关文献中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或多或少地被同时表述为另外三个相近的概念，即他涉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s），“互动偏好”（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①这几个概念虽然形式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与自利偏好旗帜鲜明的对立立场：经济人不仅关心自身的物质收益，也要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社会偏好是经济人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社会偏好可以大致细分为三种偏好，即互利偏好、差异厌恶偏好（公平偏好）及利他偏好（突出表现为社会福利偏好）。

社会偏好理论是行为经济学中把心理学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路径之一。它不仅成

功地解释了众多实验博弈的悖论，而且正被运用到许多用传统自利人模型无法解释的人类经济领域。本文试图在已有的最新研究成果上针对社会偏好理论产生的背景及主要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梳理。②

二、理论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对经济学的自利假设形成了系统性的

强有力的反驳，其一系列的实验因简洁而有说服力的结论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从而开始对超越自利假设的研究，这些代表性的实验主要包括最后通牒实验、独裁者实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验、公共品博弈实验、第三方惩罚博弈实验等。

（一）最后通牒实验

Güth, Schmittberger, and Schwarz (1982)引入了第一个最后通牒实验，首次提出了以自利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博弈论无法解释的“最后通牒博弈悖论”，标志着行为博弈理论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Gintis，2006）。该实验设定一个提议者（proposer）和回应者(responder)在完全匿名条件下对一笔资金（pie）进行分配，提议者提出一种分配资金的方案，回应者有两种选择，如果接受这种方案，则资金即这样分配，如果不接受，则双方收益均为零，而且这种博弈是一次性博弈。按照标准的博弈论分析方法，在经济人只关注自我的物质收益假设下(material self interest)及完全信息时，子博弈纳什均衡必然是回应者愿意接受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因而提议人给对方任意一个非常小的正的单位收益，回应者将接受这一提议并达成均衡，但实验结果显示，如果提议者给回应者不到20%的金钱, 他将有0. 4 - 0. 6的可能性被拒绝。而Roth, A, V. Prasnikar, M. Fujiwara and S. Zamir (1991)在耶路撒冷、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都）、匹兹堡和东京四大城市的各个大学生群体中的做的考虑参与者学习效果的最后通牒实验显示，几乎所有的提议者（proposer）和反应者（responder）接受的分配比例趋于一半；Tullberg（1999）考虑了参与者文化差异对分配（这种经济行为）结果的影响，他在针对同样以大学生为对象做的最后通牒实验中比较了经济系与非经济系学生之间，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之间的行为差异。以美国桑塔费研究院主要成员对五大洲12个国家，15个经济和文化环境窘异的小规模社会做的大规模跨文化最后通牒博弈中确认，文化差异对实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但与先前的最后通牒实验所表证的一样，自利模型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社会的支持，即一致系统性地偏离了自利人的假设(Henrich et al.,2001③)。

（二）独裁者实验

Forsythe et al.(1994)首次提出了独裁者实验并把它与最后通牒实验进行了比较。在最后通牒实验框架内，独裁者实验中取消了回应者拒绝的权利，即回应者只能任凭提议者“独裁”，只成了一个接受者（recipient），而提议者成为独裁者（dictator）。显然此时的子博

弈纳什均衡为独裁者占据所有分额，接受者所得为零。但实验结果显示，独裁者在享受“独裁”权利时，仍会给予接受者一定的份额，这与独裁者的自利假设显然相悖。

（三）礼物交换博弈实验

Akerlof（1982）在研究劳动经济学中的“效率工资”问题时首次提出了礼物交换博弈的基本思想，Fehr et al（1993）进而提出了最著名的礼物交换博弈。礼物交换博弈中，实验中提议者（雇主）提供一份要约（工资）w，如果接受者（雇员）不接受这份要约，双方收益为0；若接受者接受要约，则需要向雇主提供有成本的努力，记为e，此时提议者的收益为v(e)-w，接受者的收益为w-c(e)。其中，v代表单位努力的边际产出，而c(e)是接受者付出努力的成本。按照标准的博弈论模型，子博弈纳什均衡是实验者接受任何工资，并提供最低努力。然而实验结果发现，提约者提供高要约和接受者提供高努力程度的互惠行为广泛存在。

（四）信任博弈实验

Berg et al.（1995）进行了第一个信任博弈实验，在整个实验中，信任双方都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电脑或者实验组织者来传递信息。主持人把一笔钱y交给提议者。提议者可选择0到y之间任何数额的钱z交给接受者。提议者付出z,接受者能得到3z,然后他选择一个从0到3z的数额还给提议者。根据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在最后一阶段，接受者知道这种博弈是一次性的，他如果是理性的话，就应该持有所有的钱，而不还给提议者任何部分。这样，提议者事先也能估计到，所以他就不会借任何钱给接受者。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双方不信任。而实验结果是，一般提议者会借出他手头一半的钱，而最后接受者也会返回比借钱稍多的回报，类似于利息。

（五）公共品博弈实验

公共品博弈实验是现实生活中公共资源供给问题的一个模拟。Toshio Yamagishi（1986，1988），Fehr and G?chter（2000，2002）仔细研究了公共品博弈实验。该实验中几个人为一组，组中有一个公共池（public pool）。每个人收到一笔收益y，如果他向公共池捐赠一定数量的收益，则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但由于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存在，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所有人都不捐钱。的确，如果我们把这个实验设计成一期的，那么一些研究表明约有75%的人对公共池毫无贡献，其他人也仅贡献一点。影响较大的公共品实验中，Fehr

and G?chter（2000）研究了具有惩罚条件的公共品博弈并进行了10轮有惩罚的实验和10轮没有惩罚的实验。对比结果显示，惩罚条件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公共池的捐献水平，从而证实了强互惠的趋社会性对合作产生了影响。

（六）第三方惩罚博弈实验

Fehr and Fischbacher（2004）为了探讨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稳定性，在独裁者博弈实验（可以与公平规范相对应）和公共品博弈实验（可以与合作规范相对应）中加入了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这个第三方可以对违背社会规范的一方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会给第三方自身带来成本。按照自利人假设，第三方不会进行对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但这个实验的结果分析说明，很多人具备一种利他惩罚的倾向，正是这种利他惩罚行为，在维护社会规范和人类合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Fehr and Fischbacher（2004）同时把第三方惩罚与独裁者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第二方惩罚机制的相对力度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无论在合作规范还是公正规范的维护背景中，第三方惩罚都比第二方惩罚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理论的经济分析

以上各实验经济学表明，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从一直以来在理论层面上的备受质疑过渡到了实证基础上的残酷考验。这些反驳及对现象的解释导致“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概念的引入和研究，社会性偏好的本质是，人类不但关切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关心相关他人的利益。依据社会偏好理论各个模型的内在联系及区别，我们在参考Kohler(2003)和Ottone （2006）的分析基础上，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并制成一张理论图。

社会偏好理论各模型

该理论图中，长方形内表示单种偏好的理论模型，主要是互利偏好模型、不平等厌恶偏好模型和社会福利偏好模型，每个模型只囊括一种社会偏好，椭圆内表示结合两种社会偏好的复合模型，如图所示，Charness and Rabin(2002)的模型结合了互利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Kohler(2003)的模型则是社会福利偏好和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复合体”；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则把不平等厌恶偏好及互利偏好综合到他们的模型之中，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一）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

（1）Rabin（1993）的互利模型

Rabin曾因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而获得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章。④他根据近年来心理学实验的发现概括出人们普遍表现出的“互惠互损”行为准则，把“公平性”（fairness）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良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而且将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

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 更重要的贡献是，Rabin （1993）开创性地利用Geanakoplos et al.(1989)的心理博弈框架构建经济学模型来具体分析了人们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这种互利行为。

Rabin（1993）模型中的博弈称为心理博弈(psychological games)，而不是一般的物质博弈(material games)。在标准的物质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没法刻画意图因素，Geanakoplos et al.（1989）首次提出心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意图对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中，个人的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战略，所以善意函数的设定是互利模型的关键。

Rabin（1993）构建的双人博弈中博弈方i 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1(,)](,,),i i j i i i j j j i i i j

U a b c f a b a b c b f π++= 式中i a 为博弈方i 自身的策略，j b 为他的信念中认为博弈方j 会采取的策略，i c 则是 他的信念中博弈方j 认为博弈方i 自己会采取的策略，(),i i j a b π是来自物质利益的效用，(,)[1(,)]j j i i i j

b c f a b f + 项则表示了公平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其中的(,)i i j f a b 与(,)j j i

b c f 又分别称为“善意函数I ”和“善意函数Ⅱ”，它们是整个模型设置的关键，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善意函数构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断和衡量对方的善意程度？Rabin（1993）认为，博弈方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收益与他期望中的公平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对方是否对他善意的，进而决定自己的策略。为此，他首先界定了公平收益的计算公式，比如对博弈方j 而言博弈方i 采取的策略带给他的公平收益(equitable payoff)应该为：

()()]/2[e h l

j j j j j b b πππ+= 式中()h

j j b π是在博弈方i 相信博弈方j 选择策略j b 的情况时，在Pareto有效下博弈方j 可能得到的最高收益，而()l

j j b π为Pareto有效下博弈方j可能得到的最低收益。

再令min ()j j b π为博弈方j 可能得到的最低收益，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善意函数I”： min (,)()(,)()()e j j i j j i i j h j j j j b a b f a b b b ππππ?=?

界定：当()h j j b π=

min ()j j b π时，(,)0i i j f a b = “善意函数I”(,)i i j f a b 是用来衡量博弈方i 对博弈方j 的善意程度的一个指标。当博

弈方j 的收益恰好等于他的公平收益即(,)()e j j i j j b a b ππ=时，有

(,)0i i j f a b =；当博弈方j 的收益小于他的公平收益即(,)()e j j i j j b a b ππ>时，有

(,)0i i j f a b >；当博弈方j 的收益大于他的公平收益即(,)()e j j i j j b a b ππ<时，有

(,)0i i j f a b <。 同理，“善意函数Ⅱ”

(,)j j i

b c f 用来衡量博弈方i 认为的博弈方j 对博弈方i 的善意程度。其形式如下： min (,)()(,)()()e i i j i i j j i h i i i i c b c b c c c f ππππ?=?

与善意函数I相似，式中的()()]/2[e h l i i i i

i c c πππ+=是对博弈方i 而言博弈方j 采取的策略带给他的公平收益，其中()h i i c π是在博弈方i 相信博弈方j 认为他选择策略

i c 的情况时，在Pareto有效下博弈方i 可能得到的最高收益，()l i i c π是Pareto有效下博弈

方i 可能得到的最低收益。

通过构造包含善意函数的效用函数，Rabin将博弈的均衡定义为公平均衡（fairness

equilibrium），直觉上，通过对效用函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博弈方的策略均衡，即

(1) 当(,)0j j i

b c f < 时，这意味着当博弈方i 认为博弈方j 对他不友善，那么博弈方i 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是以怨报怨，也就是

(,)0i i j f a b <。 (2) 当(,)0j j i

b c f > 时，这意味着当博弈方i 认为博弈方j 对他友善，那么博弈方i 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是以德报德，也就是(,)0i i j f a b >。

Fehr and Schmidt(1999)认为Rabin 模型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础。

⑤的确，心理学的诸多实验证据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样定义的“互利公平性”规则的，特别是在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时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该模型局限于两人标准式博弈，而且由于该模型并没有对非均衡路径中的信念形成做出设定，应用于序贯博弈时就会产生不合理的均衡。比如，在两人囚徒困境序贯博

弈中，第二个人的无条件合作就成了公平均衡的一部分。

（2）Rabin模型的扩展

鉴于上述Rabin模型的缺陷，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2004)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他们将Rabin的分析框架延伸到扩展型博弈中。他们把策略定义为行为策略，使得在每一个参与者的信息集中都存在一个“可能选择”的概率分布函数。与Rabin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帕累托无效策略定义为这样一些策略，即它们在所有的子博弈中对所有参与者的支付都稍微小于其他一些策略所能支付的数量。这是与Rabin理论的一个轻微不同之处，Rabin 对无效策略的定义是那些在均衡路径上对所有参与者都支付较少的策略（或者说是对参与者对其他人策略所持有的信念）。

他们的社会性偏好与Rabin 的有些轻微不同。首先他们定义善意函数是指实际支付与公平支付之间的差异，于是博弈方i 对博弈方j 的善意程度是：

,()(,)()fair i i j j i j j j f a b a b b ππ=?，其中的公平支付

max min ()[(,)(,)]/2fair j j j

i j i i j b a b a b πππ=+，他们的效用函数也与Rabin 不同： ()(,)(,)(,,),i i j i i i j j j i

i i i j j i

U a Y f a b b c a b c b f π≠+=∑ Camerer(2003)指出，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2004)对社会偏好的阐述在三个方面与Rabin（1993）不同：首先，他们并没有像Rabin那样考虑善意函数在最大支付与最小支付范围之间所占的比例；其次，其他所有参与者对i 的善意并没有被直接计入效用函数；再次，把i 对其他每个人的善意以及i 从每个人那里接受到的善意之乘积进行了加总。他们证明了存在一个序贯互惠均衡（sequential reciprocity equilibrium），在其中参与者最大化其社会性效用，并且做出的策略与事先的判断是吻合的。他们还指出，运用规范化的善意函数和一个依赖于信念的对有效性的定义会破坏这种均衡等存在性。

（二）结果导向的“差异厌恶”模型

与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不同，差异厌恶模型假设参与人无论对方对他是否有善意，参与人只关注结果上的公平与否，这就意味着参与人不仅需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且还需要关注他人的收益，而且人们有减少他与别人收益差异的动机。当他领先于别人时，他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而当落后于别人时，他会作出“帕累托损耗”的行为去损害别人。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表达为：

(,)i i i i U U ππ?=，其中i π为参与人i 自身的收益，而i π?为他人的收益。

Loewenstein, Thompson, and Bazerman (1989), Bolton (1991), Fehr and Schmidt (1999)及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均发展了“不平等厌恶”模型。其中最为经典的差异厌恶模型是Fehr and Schmidt (1999)模型(记为F&S 模型)和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的ERC 模型，⑥

这两个模型及其相似，区别就在于对i π?的衡量角度不同，F&S 模型把i π?衡量为i j ππ?∑即参与人i 与所有其他人的差异的总和，而ERC 模型通过/i j ππ∑即参与人i 在所有参与人收益中的绝对占有比例来测度i π?的值，下面分别给与介绍。

（1）F&S（1999）模型

Fehr and Schmidt（1999）差异厌恶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参与者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还关心他们的收益与其他人收益之间的差别，他们假设人们因为收入的不均等会伤害他们的效用水平。参与者i 对社会分配12{,,...,}n X x x x ≡的效用函数为：

()max(,0)max(,0)11i

i i i j i i j j i j i U x x x x x x n n αβ≠≠=???

???∑∑

其中，假设i i βα≤且0<1i β≤。

特别的，双人博弈中的具体效用函数给出如下：

{}{}()max 0max 0.i i i j i i i j U x x x x x x i j αβ=????≠，，

上述两效用表达式中的第二项均测量来自劣势不平等的效用损失而第三项测量来自优势不平等的效用损失，i i βα≤意味着参与者从他的劣势中遭受更多的不平等，0i β≤则表示剔除了喜欢比别人好的参与者，Fehr and Schmidt (1999)指出现实中当然会存在因为追求社会地位或嫉妒心理而产生喜欢比别人好的参与者，即0i β<，但0i β<这一条件对分析均衡行为毫无影响所以不予考虑。另外，1i β≥不符合现实中参与者的行为逻辑，故取<1i β。

显然，给定上述效用函数和参数条件，参与者i 最大化自己效用的条件应该是j

i

x x =即参与者i 与其他任何参与者收益无差异时取得效用最大化。

(二 )B&O（2000）的ERC模型

Bolton and Ockenfels（2000）提出了一个与Fehr and Schmidt(1999)近似的称为

ERC(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的模型。他们认为个人的行为不仅被自身的绝对收益驱使，也为相对收益所激励。其次，不同于F&C基于完全信息的模型背景，他们的模型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模型，Bolton and Ockenfels认为不完全信息是对真实实验环境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刻画条件。

Bolton and Ockenfels将他们的构造的效用函数称为激励函数(motivation function)，其形式如下：

(,)i i i i v v y σ=，其中i y 为博弈方i 的绝对收益，{/01/0(,,)i i i i y c c n

c y c n σσ>===若若为参与者i 支付的相对份额，1n

i

i c y ==∑为总金钱收入，n 为博弈方的个数。 可见，在ERC 模型中，参与者会严格地偏好一个等于平均收益值1/n 的收益，这意味着参与者会采取行动来使他们获得的份额接近平均值，而无论他们起始获得市高出还是低于平均值。

蒙特（2005）指出，其主要创新之处为：

根据假设，伴随着金钱支付，相对支付激励着人们。根据作者，公平判断基于一种精神参考结果，这本身是复杂的社会比较过程的结果。这种比较的相关性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已被强调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假设相对物质支付影响人们的行为时，他们从这些文献中借用了一个关键的视角。

其次，与Rabin 的模型比较，ERC 模型是n 人非完全信息博弈，并且它既可应用到扩展性也可以应用到策略型博弈。

（三）Andreoni & Miller(2002)的社会福利偏好理论

社会福利偏好是利他偏好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经济学中的“利他”，是指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正相关。用它的效用函数可以表达为：

12(,,...,)0i n j

u x x x x ?>?，如果j∈[1,…,i-1,i+1,…,n] 社会福利偏好则指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还关心社会总福利的大小，特别是社会群体中处于最弱势人群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最大最小化原则正义观的一个体现，这一思想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源远流长。从经济学视角上看，社会福利偏好作为利他

偏好的一种形态，可以更好地解释实验中参与人自我牺牲的行为。Andreoni and Miller （2002）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正式化为一个模型，他们独特的贡献在于用实验充分证明了经济人具备这一社会福利偏好。

Andreoni and Miller （2002）设计了一个独裁者实验，其本意在于说明人们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不符合理性的。在他们的实验中独裁者对一财富代币进行不同组合的分配，分配完毕后根据不同的转换率代币可以转换为货币。Andreoni and Miller （2002）首先提出了验证理性行为的“一般化的显示偏好原理”（generalized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 ），发现参与人的行为基本上符合这一原理，包含了利他偏好的效用函数是连续、单调的凸函数，因此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然后把参与人分成三组进行独裁者实验，结果发现，30%的人具备平均主义倾向，即愿意增进最小支付人的利益；而20%具备功利主义倾向，即愿意扩大所有参与人的支付总和；50%则呈现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私性。

有些学者对上述社会偏好理论的多元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验数据也显示，人们的某一单一动机存在某一特定实验背景中，但不一定必然出现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实验环境，比如互利动机可以解释最后通牒实验中接受着拒绝一个较低的分类率，但显然不能解释在独裁者实验中独裁者给予对方一个正的分配额（ottone （2006））。

Camerer （2003）对此回应道：我们的目的并不时仅仅通过改变效用函数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简约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能够体现人类的心理学特征，从而能使对许多现象的解释毕其功于一役，并且还能做出新的判断。

的确，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路径显出经济学家为找到一个简约综合的效用函数在逐步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充分体现在上述的理论发展图中，Falk and Fischbacher(2006)综合了动机上的互利模型和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厌恶模型 ，Charness and Rabin(2002)综合了社会福利模型和互利模型，而Kohler(2003)则弥补了最后一条链条缺陷，均综合了两种纯粹的社会偏好模型，我们不妨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偏好模型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融合。

（四）Charness and Rabin （2002）的综合模型

Charness and Rabin （2002）的模型结合了社会福利偏好和互利偏好，他们首先提供了一个两人博弈中的社会偏好模型，假定参与人B 的效用函数为：

(,)()()B A B B A B U x x x r s q x x ρσθ=+++?，其中

{10A B

A B x x x x r <≥=若若，{10A B A B x x x x s >≤=若若，{10q =若A不友善若A友善，θ为互利参数，ρ和σ为分配

偏好模型中的参数，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分别代表不同的分配偏好：0σρ≤

≤时效用函数表示的是竞争偏好，0<1σρ<<时效用函数表示差异厌恶偏好，01σρ<≤

≤时则表示社

会福利偏好。

多人博弈时体现参与人i 社会福利偏好的效用函数如下： ****121212V (,,...,)(1)min(,,...,)(1)(...)i N i N N πππλπλδπππδπππ??=?++?+++??

其中，λ∈[0，1]表示参与人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δ∈（0，1）是参与人罗尔斯主义的侧度系数，即表示对社会最差福利群体的关注程度；i π为参与人i 的自身支付。 综合互利动机后的效用函数为：

U (,)(1)min[,min {}](1)max[1,0]m i m i i i i m i m m i m m m m s d bd kd f d λπλδππδπππ≠≠≠??????=?+++?+????????????

∑∑ 这个函数式中，左边第一项是行动者个人的物质福利，右边的项是利他主义偏好，其中，第一项是罗尔斯主义分配原则，表示收入最低者的福利时行动者总效用的一个函数因子，第二项是边沁主义分配原则，表示集体总福利最大化是行动者总效用的一个函数因子。可见，这个模型包含了个人利益，社会集体效率或者是边沁主义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罗尔斯主义的社会公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该模型的缺陷是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问题，另外，积极的互利行为没有体现在模型当中。

(五)Kohler(2003)的综合模型

Kohler(2003)提出的模型称为DASM （The Difference Averse Surplus Maximizer Model ），即差异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顾名思义，它结合了前面的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参与人i 的效用函数因此给出如下：

()(1)max(,0)max(,0)11i i i i i i j j i i j

j j i j i U x x x x x x x n n αβγγ≠≠=?+?

?????∑∑∑，其中i γ表

示参与人对社会福利的关心程度，01i γ≤≤，另外，与差异厌恶模型中参数的设定相同，有i i βα≤，0<1i β≤。

与差异厌恶模型不同的是，该效用函数多了第二项即i

j j x γ∑，即参与人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关心，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思想。

由于1.........j i j n j x

x x x x =++++++∑，代入上述效用函数化简可得到该效用函数的

另外一种等价表达方式，即：

()max(,0)max(,0)11i i

i i i j j i i j

j i j i j i U x x x x x x x n n αβγ≠≠≠=+?

??

???∑∑∑，Kohler 认为，这个函数形式的第二项表示的为利他主义，虽与第一个形式有所差别，但实际上均结合了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

（六）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的综合模型：

他们认为，基于实验的数据观察，人的差异厌恶偏好和互利偏好同样不能忽视，因此构造了一个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模型。他们的效用函数构造如下：

(,,)()(,,)(,,,)i

i i i i i j i i i i i n f n N U f s s f n s s n f s s πρ?σ→∈′′′′′′′′′=+∑，其中，f 表示博弈的末尾节点，

n 表示参与人i 开始行动的节点。参与者的行为战略为i i i s S A ∈=×，其中i A 为参与者的行动集。i 的一阶信念为i j s S ′∈，即i 认为j 将采取i s ′；i 的二阶信念为i i s S ′′∈，即i 认为参与者j 认为i 将采取策略s ′′。

在标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是根据自己的一阶信念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即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而在Geanakoplos et al.（1989）的心理学博弈框架中，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一阶信念和二阶信念来判断对方的善意水平，然后决定自己的最优战略。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由此将善意函数设定为：

(,,)(,,)(,,)j i i j i i j i n s s n s s n s s ??′′′′′′′′′=Δ，其中

(,,)(,,)(,,)j i i i j i n s s n s s n s s ππ′′′′′′′′′Δ=?为结果公平函数。

公平函数给出了判断对方行为善意与否的标准，决定了方向性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公平或不公平的结果是对方有意还是无意造成的，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用j ?来表示这个动机因素。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公平的结果很可能是对方无意造成的，这是Falk and Fischbacher 突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前面几个模型所忽视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促使Falk and Fischbacher 把结果的公平与动机的互利性结合在了一起。

接着，Falk and Fischbacher 定义互利参数i σ为如下形式：

(,,,)((,),,)(,,)i i i j i i j i i n f s s v n f s s n s s σππ′′′′′′′′′=?

给定j ?和i σ后，Falk and Fischbacher 给出了参与者i 的效用函数：

(,,)()(,,)(,,,)i

i i i i i j i i i i i n f n N U f s s f n s s n f s s πρ?σ→∈′′′′′′′′′=+∑

（七）社会偏好理论各模型的共性

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虽然表现形式多元化，但正如前面理论图表示的那样，各模型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也必然存在很多的共性。它们都与实验相对应，应实验而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验出现的与理性自利假设相左的悖论；从表面上来看，各个模型都是扩展了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加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偏好，且均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偏好理论虽然放弃了自利的假设，但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可以看出是贝克尔主义理性选择模型（1974）的个案化和再扩展，从而呈现出一定的理论保守性。

四、小结

社会偏好理论还原了人性规定的复杂性的真实，彻底打破了经济人自利的传统假定，把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属性完整地展现出来，更可贵的是，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生活中人类价值观多元化存在可能的认同。社会偏好理论不同于以往对自利人假设的批判观点，从某一角度来说，它更具较强的理论建构型，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对自利假设的学理层次上的批判。

社会偏好理论的形成发展可能成为有效解决斯密问题的路径之一。斯密问题认为斯密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他“没有能够把经济世界和道德世界联系起来”。社会偏好理论通过将人们的公正、互利、信任等社会性情感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体系去解释更多的经济现象，为有效地解决亚当·斯密的伦理道德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工具。

而且当合作问题日益引起经济学关注的时候，社会偏好理论尤其显得重要。我们认为，社会偏好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是经济学从“自涉—竞争——般均衡体系”向“他涉—合作—演化均衡体系”扩展的一个理论基石。它并不否认自利人模型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始终承认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现象只可通过自利模型来进行解释。但是，经济学前沿更多地开始关注合作现象，就有必要超越自利假设的局限，社会偏好理论为此奠定了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基础。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人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可能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

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叶航等，2005），人类社会偏好可以说是人类合作形成的一个基石。

社会偏好是为了解决实验经济学中的各项悖论而创立的一种理论，但行为人在实验中与现实中的行为是否一致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还有待于理论的具体实践应用；⑦社会偏好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需要说明人类的这些社会偏好是如何产生的，演化的视角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发展为此给予了一个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将不再赘述。

注：

①他涉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是与社会偏好最相近的概念；“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s)这个概念较为实质地概括了社会偏好正面的重要涵义，但它难免以偏概全，确实，社会偏好特别是其中的纯粹利他偏好、积极的互利偏好等都反映了参与人亲社会性的一面，但比如其消极性的互利偏好（或称破坏性互利偏好更为形象）所产生的帕累托损耗行为则与所谓的“亲社会性”的原义背道而驰。有些学者如Sobel(2005)则喜欢称社会偏好为“互动偏好”(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来强调社会偏好体现参与人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特性。

②Fehr and Schmidt(2003)和Camerer(2003)提供了较早的关于社会偏好的系统阐述，Gintis(1999)和蒙特(2004)首次将社会偏好理论以教科书的形式作了系统的介绍。

③该文可见中译文集,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主编. 2005,《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72-100

④Camerer and Thaler(2003)对Rabin的学术贡献作了一个系统的介绍。

⑤Levine(1998)构造了一个与Rabin(1993)相近的互利模型，Sally(2001)则把“同情”引入了博弈模型并将其同情均衡与Rabin(1993)的公平均衡作了比较，发现囚徒困境的公平扩展型与同情扩展型存在诸多不同。

⑥有趣的是，为了比较这两个相近理论对实验数据的解释和预测力度，Engelmann and Strobe(2000)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F&S模型更能对实验数据作出良好的预测。

⑦目前，社会偏好理论已被运用到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最优产权安排等领域，这方面的文献可参看Fehr and Schmidt(2003)，Itoh(2004)，Englmaier(2005)等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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