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馆】绍兴图书馆：存古开新绍续前藏(下)
“三不朽”图赞与“速朽”《阿Q正传》的文脉勾连
13东方论坛一一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EASTERN FORUM —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3, 2021“三不朽”图赞与“速朽”《阿Q 正传》的文脉勾连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100034摘要：张岱晩年所著《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以图像加赞辞的形式,辑录了绍兴有明一代先贤的事迹, 汇成人物传记式圣贤画谱。
鲁迅家藏该著作珍本，曾于1912,1913年两次补绘插图，补足跋语，周建人抄录赞文， 鲁迅又两次购藏此书三册，以表达对绍兴先贤和文学前辈的敬意。
本文是学界首次整理鲁迅补录手迹，赏析鲁迅唯一存世手绘圣贤人物画像，基于“三不朽”的儒教内涵，赞文体裁的文学性，鲁迅对张岱文章史著风格的传 承，勾连“反圣贤”的白话小说《阿Q 正传》，于此个案回溯流转的文脉深处,论证所谓“沉默期”鲁迅钞校古籍与新文学创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三不朽；速朽;《阿Q 正传》；鲁迅；张岱中图分类号：I21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 （2021 ）03-0013-10一、鲁迅补绘《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及跋语一则《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①是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字宗子,1597-1679）的晚年史著。
身历国破家亡、避迹山居的张岱，在破床碎几、常至断炊的艰苦条件下，追忆创作，发愤著史,八十多 岁高龄时与同郡诗人、画家徐沁②（字野公,1626-1683）共同辑录绍兴有明一代先贤的事迹和画像,共一百零八人，汇成插图本绍兴先贤传记谱。
身后有乾隆刻本、光绪刻本、民国铅印本刊行。
张岱在序文中清晰阐明了编辑圣贤谱的动机、走访搜集资料的艰辛及刻印流布的愿景:“见吾越 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仪容，不胜仰慕。
遂与野公徐子沿门祈请,恳其遗像,汇成一集,以寿枣梨,供之塾堂，朝夕礼拜。
【精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书目57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书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书内容介绍文史类清代八旗史料汇编此汇编收《八旗列传档案稿》，《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上谕八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则例》，《钦定八旗则例》，《旗地则例》，《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钦定户部旗务则例》，《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镶蓝旗汉军世管佐领原由家谱清册》，《蒙旗志稿》，《驻防太原正蓝镶蓝满洲蒙古四旗造送乾隆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兵部来文抄案册》。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等。
有关八旗方面的史料，为对研究清代的八旗制度、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首次影印出版。
弥足珍贵。
16开，十八册，2012年影印出版，定价：9000元。
中国古代印谱汇编印谱是辑集玺印篆刻的书籍的通称，也称印存、印集、印式、“印举等。
我国的印谱起源于宋代，明代篆刻家开始处集印谱，清代对古玺印研究更进一步，对用途、类别总结出新的经验。
此汇编收录有名的《集古印谱》，《方元长印谱》，《承清馆印谱》、《甘氏印集》、《印存初集》、《赖古堂印谱》、《古斋古印谱》，《历代帝王传国玺谱》，《师古堂印谱》等五十余种，印谱是汇集中国古代玺印和篆刻家创作的图谱，是最珍稀原印钤盖。
此汇编收录印谱的种类多、内容广，除供人观赏、借鉴、临写外更重要的是对研究篆刻发展史、文字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首次影印出版。
弥足珍贵。
16开，三十册，2012年影印出版，定价：15000元。
清抄本陆元辅经籍考《经籍考》不分卷，三十四册，清抄本，清陆元辅撰。
陆元辅字翼王，号默庵，因性爱菊，且慕陶渊明之为人，又自号菊隐，嘉定县新泾里人。
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四月初七日，殁于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九月十四日，终年七十四。
自幼即知向学，塾师授以四子书，能默识不遗一字。
弱冠为县诸生。
康熙十七年诒举博学鸿儒，不久罢归。
着有《十三经注疏类钞》、《续经籍考》、《礼记集说》、《补正卫道编》、《菊隐集》等。
吴郡志
47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0645 0646 0647 0643 0644 0640 0639 0641 0638 0636
琴川续志草十卷 琴川三志补记十卷 琴川三志补记续八卷 [道光]虞乡志略十二卷 [光绪]常昭合志稿四十八卷首 一卷末一卷 穿山小识二卷 [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首一 卷 [光绪]吴江县续志四十卷首一 卷 [乾隆]震泽县志三十八卷首一 卷 垂虹识小录六卷 黎里志十六卷首一卷 黎里续志十六卷首一卷 无锡志四卷 [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三十六卷 锡金识小录十二卷 锡金考乘十四卷首一卷
《苏州掌故丛书》1986 年苏州市古 旧书店复印抄本 清道光十一年(1831)张大镛刻本 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苏州掌故丛书》1986 年苏州市古 旧书店复印抄本 清光绪三十年(1904)活字本 清光绪间铅印《小方壶斋与地丛钞 补编》本 民国石印本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清光绪十九年吴郡徐元圃刻本 《苏州掌故丛书》1986 年苏州市古 旧书店复印抄本 清嘉庆十年吴江徐氏孚远堂刻本 清光绪二十五年禊湖书院刻本 影印本 1950 年无锡泰伯文献馆筹备处油印 本 清乾隆十七年纂 光绪二十二年王 念祖活字本 清道光间纂同治九年世瑞堂活字本 4 册 [1 函] 8 册 [1 函] 6 册 [1 函] 4 册 [1 函] 6 册 [1 函] 12 册 [2 函] 16 册 [2 函] 8 册 [2 函] 17 册 [3 函] 2 册 [1 函] 6册
(清)陈揆纂 (清)黄廷鉴纂 (清)黄廷鉴纂 (清)邓琳纂 (清)郑钟祥等修 庞鸿文等纂 (清)邵廷烈纂 (清)丁元正等修 倪师孟等纂 (清)金福曾等修 熊其英等纂 (清)陈和志修 沈彤等纂 (清)费善庆纂 (清)徐达源纂 (清)蔡丙圻纂 佚名纂 (明)吴凤翔修 李舜明纂 (清)黄卬纂 (清)周有壬纂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旧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考述
善本出宫。据《赏溥杰书画目》统计，这期间赏赐
书籍共176部,其中宋版书占到昭仁殿陈列宋版书 (依《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大半。溥仪曾赏 赐溥杰一部四函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实 为御题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①。这批书 出宫后被运往天津英租界藏匿，民国十四年
4铃印与传藏
4.1 铃印 馆藏天禄琳琅旧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
生集》散册，前后书衣后护叶自上而下，居中铃盖 “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 三枚朱文方印，每册卷端天头，齐右侧板框铃盖 “天禄继鉴”白文方印，每册卷端卷末，左右居中， 压上板框各铃盖“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每 册卷末天头齐左侧板框与上板框铃“天禄琳琅”朱 文方印。六玺铃印符合重建天禄琳琅藏书的用印 规制，惟因是书天头略短，“天禄继鉴”印略压上板 框,“乾隆御览之宝”略向下移,未上下居中。从铃 印位置变化中，可见天禄琳琅藏书在版式、开本特 殊情况下，内府铃印规制依版式、开本变通，注重 书叶与印记相互协调。除上述天禄琳琅六玺外， 辽图散册尚铃有“松菊闲情”朱文方印、“慈云楼” 白文方印、“朱氏珍秘”朱文方印（《钦定天禄琳琅 书目后编》“秘”误为“玩”，朱文误为白文）、“诸西 崖书画印”朱文方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朱文误 为白文）、“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朱文方印（《天禄琳 琅书目后编》朱文误为白文）及不同形制“大里”朱 文方印两枚。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其他 卷册尚铃有“朱印家宾”朱文方印，“吴越王孙”朱 文方印，“沛国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半石山房” 白文方印，“由拳”白文葫芦形印，“鬱云林”朱文方 印。另获观卷十一卷端书影,有一挖残半印，系白 文方印，板框外印文部分俱已挖去，左边字清晰可 见，为“法印”二字，右边据残存字形推测为“朱家” 二字,似为“朱家法印”。以上开列诸印，除天禄琳 琅六玺外，余皆为入藏清宫前所铃藏印。
绍兴名家与名作(汉)
绍兴名家与名作简介汉一、时代背景1、秦统一越国故地后，中原人开始大量入主越国故地，华夏语成为这一地区的官方语言，历经秦、汉400年演变，汉语取代了越语。
2、儒学在越国故地得到广泛的传翻与推广。
3、越国故地书馆、学校得到发展，同时，士人著书立说之风兴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越国故地出现了两部由绍兴人撰写、关于绍兴的文献双璧--《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它们堪称是地方志的鼻祖。
二、《越绝书》1、作者：袁康、吴平2、成书时间：东汉3、基本内容：共15卷，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至夏禹，下至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
4、学术价值：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年代久远，内容丰富，堪称史志一绝。
在我国所有记载于越历史的文献中，《越绝书》是内容最丰富的权威著作。
三、《吴越春秋》1、作者：赵晔2、成书时间：东汉3、基本内容：十二卷，今存十卷。
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包括一部分楚国）之事的杂史。
前五篇为吴事，起于吴太伯，迄于夫差；后五篇为越事，记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注重吴越争霸的史实。
4、学术价值：依傍于《越绝书》，又具有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是又一部当前研究吴、越两国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四、《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点1、相同点：都是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出自吴越文人之手，因此这两部书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特性，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2、不同点：1）情感倾向：《越绝书》--贬吴扬越《吴越春秋》--内吴外越2）体裁以及写作手法：《越绝书》--说明议论多于叙述描写，杂史性质《吴越春秋》--记叙描写居多，小说化倾向更明显3）人物的形象也各有侧重两书相较而言，《越绝书》的史料价值更高，而《吴越春秋》的文学价值更高。
四、《论衡》1、作者：王充，字仲仁，会稽上虞人。
自小聪慧，刻苦自励，为人清重，不好苟交，反对流俗，独立思考。
四部丛刋书目
張元濟先生與《四部叢刊》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一作鞠生，浙江省海鹽縣（舊隸嘉興府）人。
生於清同治五年西元（1866）9月28日。
光緒十八年西元（1892）中壬辰科二甲進士，授翰林院庶起士。
散館改派刑部貴州司主事，翌年，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
在京期間，創辦‘通藝學堂’以傳播西學。
其思想力主維新，任章京時，奉命為德宗搜集新學圖書進呈。
國是詔下，上召見並詢新事，自是先生屢有陳言。
戊戌變起，奉旨‘革職永不敘用’，遂南下上海發展，尤致力於文化提倡，啟迪民心之事業。
西元1937年3月，以‘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有重大貢獻’，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與胡適西元（1891～1962）、餘嘉錫西元（1883～1955）、楊樹達西元（1885～1956）列名人文組中國文史學科，足見先生學養之專精，確足以為學者典範。
尤著意於善本孤槧之收羅影印，廣為刊佈流傳，實有裨於學術之研究。
曾任上海文史館長等要職，於我國文物之保存流傳，有其不刊之功。
西元1959年8月14日病逝於上海，享年93歲。
《四部叢刊》《叢刊》分為初編、續編、三編。
初編始印於西元1919年，至1922年始成，收書323種，8,548卷。
1924年重印初編，抽換21種版本，增為8,573卷，並新撰若干校勘記。
續編于23年印成，收書81種，1,438卷。
25年續出三篇，73種，1,910卷。
原擬再出四編，以二次大戰起作罷。
正續三編，總計收書504種，3134冊。
全書採用石印技術，重現原書面貌，並詳記原版寬狹大小於卷首；分經史子集四類，體例較備。
以涵芬樓所藏為主，兼采江南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瞿氏鐵琴銅劍樓、傅氏雙鑒樓、劉氏嘉業堂、繆氏藝風堂等名家秘笈。
甚至日本靜嘉堂文庫、帝室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洋文庫、東福寺等藏書，凡宋元舊本，明清佳刻，具述其急要者而登之，罕見實用，兼收並蓄。
先生印書首重版本，尤貴初刻，‘所採錄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叢刊》例言）。
宁波天一阁（五）范氏余屋
宁波天⼀阁（五）范⽒余屋天⼀阁在浙江省宁波市，建于明朝中期，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家族图书馆之⼀。
书藏古今，数百年来⼀直是⽂⼈墨客的圣地，却⼜紧闭⼤门。
⾃古以来，能登阁拜读的不过寥寥数⼈，皆是盛有名望的学者。
从司马第西侧⼩门⾛过去⼩门背⾯司马第之西有六间平房，砖⽊结构，前有廊和庭院，俗称“范⽒余屋”。
范⽒余屋原为范⽒家族附属⽤房，建成于明代后期，清⾄近代多次修缮。
该建筑坐北朝南，六间⼀弄，进深五椽，单檐硬⼭顶，梁架为穿⽃式和抬梁式相结合，是较为典型的宁波民居建筑。
2001年修葺后辟为“天⼀阁发展史陈列”。
范⽒余屋前是南园的⽔北阁建筑院落⾥有⼀组雕塑，展现的是范⽒族⼈晒书查蠹的场景。
晾晒藏书雕像表现的是当时晾晒藏书的场景。
古时藏书为了防潮防蛀，需要定期晒书。
（⽹络下载图⽚）晾晒藏书是天⼀阁⼀项传统的古籍保护措施，每年伏季到来时，将藏书从柜中取出，通风晾晒，除去⾍⼦及⾍卵，可以有效地防⽌书籍发霉和⾍啮。
院中的铜雕⽣动展⽰了范⽒家族过去400多年夏季⾟勤晒书的画⾯。
古时候藏书楼的防潮措施很有限，为了延长书籍的寿命只能定期晒书。
过去每年的梅⾬季后，范家后⼈就要把藏书楼⾥的书⼀批批拿出来晾晒。
由于天⼀阁的藏量⼤，这个⼯作往往需要持续⼀个⽉。
天⼀阁每当梅⾬季节时须密封书库，直⾄天晴再通风晾⼲。
除此之外，天⼀阁还有晒书的规定，就是把⼀本本书籍拿出来晾晒。
据说每到晒书的⽇⼦，范⽒各房⼦弟须尽数到场。
同时，为防⽌⾍蛀带来的损失，范钦在书中夹放芸⾹，其⾹味能杀死囊⾍。
还制订了⼀系列的防⽕、防⽔、防⿏、防盗等各项措施。
范⽒余屋东边范⽒余屋东廊柱上对联：松罅尚闻舂药杵；柳荫深护读书堂。
落款：任堇。
任堇，字堇叔，绍兴⼈，清末著名书画家任伯年长⼦。
范⽒余屋西边范⽒余屋西廊另有⼀付对联：书不出阁藏天下；代不分书泽万年。
落款：谈锡永。
谈锡永，⼜名王亭之，1935年⽣于⼋旗世家，⼴东南海⼈。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宋代承继唐、五代馆阁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孕育，逐渐形成一套完备而独特的文官帖职制度。
这套帖职制度在宋代官制和宋代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世学者留意不多，本文拟对宋代文官帖职制度的发展、作用、特点等问题加以论述，以期对该项制度有较为探入的认识。
所谓帖职，即以他官兼三馆及殿阁学士等职名之谓。
帖职一词，北宋时期与职或职名是完全吻合的概念，南渡后则不包括秘、著、校、正等馆职在内。
换言之，本文所说帖职是指北宋时期的殿阁学士、枢密直学士、诸阁直学士、诸阁待制、直龙图阁和哲宗元符二年以前的馆职、元符二年以后的集贤殿修撰等3等帖职、政和六年以后的集英殿修撰等9等帖职以及南宋时期自监修国史、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在内的馆殿职名。
一、帖职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滥觞于唐。
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帖职一词至迟于德宗贞元年间即已出现。
时张荐先后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阳翟尉、谏议大夫兼史馆修撰，权德舆所作张荐墓志铭并序即将张荐三兼史馆修撰称之为“三帖职”。
1稍晚，宪宗元和二年，又有白居易以盩厔尉“帖集资校理”。
2唐初，李世民建秦王府，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各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当时，“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
3当是文馆制度最早的写照。
前人对于太宗此举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这样方才出现了“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赏必实，刑不谬及，礼无愆度……天下晏如，遗粮在亩，盛德洽于人心，而祥风游乎海内”的贞观之治。
4唐代设昭文、史馆、集贤三馆，所收亦一时聪明魁垒之材，文学多识之士。
如令狐德棻、虞世南、颜师古、李延寿、马怀素、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俱当时一代名儒大臣。
唐代“凡1《旧唐书》卷149《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4024页。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06《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充吊赠吐蕃使赠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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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绍兴图书馆：存古开新，绍续前藏（下）徐树兰何以要建这样一所向公众开放的藏书楼呢？他在清光绪三十年写了篇《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文中首先称：“窃维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
涉猎多则见理明，器识闳则处事审，是以环球各邦国势盛衰之故，每以识字人数多寡为衡。
方今朝廷孜孜求治，迭奉谕旨，广设学校，此诚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计也。
近来各省府县次第设立学堂，急公好义之士，亦多捐资补助。
”由此可知，徐树兰是位清醒之人，他认为国家兴旺首先要有大量的人才，为此他提到了自己创办的绍郡中西学堂：“职前于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筹办绍郡中西学堂，教授学生，每学不过数十人，或百数十人，额有限制，势难广被，而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趋向虽殷，讲求无策，坐是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
伏念高宗纯皇帝特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津逮后学，由是江浙人文甲于天下，成效昭然。
”徐树兰捐赠一学堂有了，但是还需要配套相应的书。
很多人因为买书没钱，而学校名额又有限，很多向学之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出现了韩愈《师说》中所言的“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而后徐树兰又讲到乾隆皇帝在江南设了三座《四库全书》藏书阁，正是由于此三阁的设立，才使得江南地区的文化水准得到了提升。
论及西方的富强跟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徐树兰有着这样的高见：“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
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
英、法、俄、德诸国收藏书籍之馆，均不下数百处。
伦敦博物院之书楼，藏书之富，甲于环球，一切有用之图书报章，亦均分门藏弆。
阅书者通年至十余万人。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旧幕府之红叶山文库、昌平学文库初移为浅草文库，后集诸藩学校书，网罗内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园，称图书馆，听任众庶观览。
其余官私书籍馆亦数十处，藏书皆数十万卷。
一时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良有以也。
”徐树兰捐赠二由此而足见，徐树兰的眼光是颇为开放。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讲出了自己要创建古越藏书楼的缘由：“绍兴统辖八县，缀学之士，实繁有徒。
当此科举更章之际，讲求实学，每苦无书。
职不揣绵薄，谨捐银八千六百余两，于郡城西偏购地一亩六分，鸠工营造，名曰古越藏书楼，以为藏书之所。
”对于藏书以及书楼设置，文中列出如下数目：“参酌东西各国规制，拟议章程，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共用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两。
大凡藏书七万余千卷，编目三十五卷。
建屋凡四层，前三层皆系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桌椅器物皆备，综共用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
”徐树兰像而对于人员设置及常年费用支出，徐树兰有着如下规划：“又每年助洋一千元，礼延监督一人，总董其事，司事三人，分司其书。
规模粗具，以备阁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
所需开办经费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及常年经费每年捐洋一千元，均由职自行捐备。
”遗憾的是，他所规划的这座书楼还未完工，其本人就离世了。
去世之前，徐树兰对书楼作了具体安排，徐明浩文中写道：“五月初十，曾祖父病危，弥留之际，邀集乡绅马传煦等，郑重地出示《藏书楼章程》及呈文手稿，嘱长子徐元钊(我祖父)及次子徐尔谷等必须继承父业，按《藏书楼章程》办好书楼，并要求儿辈照捐藏书楼常年经费每年一千元，嘱托完毕，才瞑目离开人世。
”《古越藏书楼章程》徐树兰去世后，儿子徐尔谷继承父志，最终将此楼建成并对外开放。
该楼的开放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浙江巡抚任道熔特地向皇帝启奏，要求朝廷表彰徐尔谷所为：“徐树兰，前于二十一年捐款倡设绍郡中西学堂，至上年遵旨改设中学堂，因即归并办理，事半功倍，士论翕然。
复以寒畯无力购书，于府城西偏建立藏书楼，捐置经籍史部及近日译本新书、中外图书报章，凡七万数千卷，以备士子观览，并拟置产取息，以为常年经费。
会事未成而殁，其子直隶补用道徐尔谷，踵继前规，竭力经理，计建屋、购书、置器共用银三万三千余两，又每年认捐洋一千元，以资应用。
……徐尔谷，不惜巨资，成就后学，尤与寻常善举不同，应如何量予奖叙之处，出自圣裁。
除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从这封奏章上看，任道熔将古越藏书楼创建之功大多归在了徐尔谷的名下，显然他不了解实际情况。
该楼实际上是徐树兰一手创办的，只是因过早离世，才由儿子完成遗志。
故而，徐尔谷也觉得自己成了表彰重点的做法有失公允，于是写了篇《丁忧直隶补用道徐尔谷禀文》，全文如下：“敬启者：窃职道接准两浙黄运司照会奉护抚宪诚札行，任前部院附片具奏，绍郡绅士徐尔谷，仰承先志，独力建屋购藏书籍，裨益地方，请旨奖叙一片，奉朱批：着户部核给奖叙，钦此。
恭录札知转行，钦遵查照等因。
伏读之下，感激涕零。
惟查故父徐树兰，创建古越藏书楼，购储书籍七万数千卷，合捐银三万二千九百余两，均系故父在日一手经理，已于告成后自行呈明在案。
职道仰承遗命，认捐常年经费洋银一千元，原期历久弗替，何敢仰邀奖叙？既据绅士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等呈请奏，蒙天恩，饬部给奖，合无仰恳大人俯赐奏咨请为故父徐树兰核给奖叙，以资观感，俾职道为人子者亦可心安理得，不失尊亲之义，则仰戴逾格慈施，殁存同深衔结。
谨沥陈下情，吁恳恩准施行，不胜屏营惊切之至，专肃恭请钧安。
伏乞垂鉴，职道尔谷谨禀。
”徐尔谷的此文是呈给了浙江布政使诚勋，因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浙江巡抚任道熔“病免”，改由布政使诚勋代理巡抚一职。
徐尔谷在《禀文》中详细讲述了父亲创办藏书楼的过程，申明自己只是守成者，所以，希望朝廷能够褒奖父亲而不是自己。
此后浙江巡抚由聂缉槻继任，他看到了《禀文》，据此又给皇帝上了奏章：“嗣据该绅徐尔谷呈称，仰承遗命，认捐经费，愿期历久弗替，何敢仰邀奖叙？惟既蒙天恩允准，可否改为故父树兰核给奖叙，以资观感。
兹据布政使翁曾桂详称，拟准如该绅所请，改为伊父已故一品封职盐运使衔补用道候选知府徐树兰请旨建坊旌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并将前次请给奖叙之案注销。
臣复核无异。
除咨部查照核办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皇帝看到后，给出了如下批示：“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总之，书楼创建而成，并且对外开放。
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这些规章制度也成为了后世目录学家重点研究的内容。
该楼的创立，不仅在编目上有了那么大的创新，在图书馆学上也同样十分重要。
比如吴晞所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其中一节的题目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古越藏书楼”。
在此节中，吴晞经过一番分析，而后总结出了该楼的三大特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古越藏书楼是徐氏以私人之力创办的新型公共图书馆。
这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同样谢灼华在《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古越藏书楼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
”而后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为：“古越藏书楼的设立，推动了我国近代藏书事业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
古越藏书楼由一个私人藏书楼成为向府县读者公开的公共书楼，这种由秘藏转为公开，是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思想条件，是只有在逐步认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认识图书馆可以服务政治、服务学术的作用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的。
”夕阳下的古越藏书楼这样一座书楼，竟然对中国图书馆史和目录学史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故此楼再来多少回，也是值得的一件事。
我在参观完绍兴图书馆的转天下午，又跟随唐微、方俞明和王敏霞再一次来到了古越藏书楼。
书楼正门从后面看过去站在门前颇有如逢故人的熟识感，跟着唐微来到后院，那里堆放着一些材料，正在进行施工建设。
后院的顶端是一栋楼房，我一直搞不清楚该楼跟古越藏书楼之间的关系，只是从文献上得知，当年的古越藏书楼有四进院落。
而我总觉得，如今所见的藏书楼应当只是当年的门楼。
唐老师印证了我的判断，她让我注意后院地面的条石，当年院落的规模一直延伸到了后方。
这正符合徐明浩文中所提到细节，她说天井的地面上都铺装了平坦宽阔的石板。
而今这些石板虽然有些残破，却使用到了如今。
当今的柏油路面每过几年都会重新铺装，为什么古代的建筑材料上百年还能使用呢？真想听听建筑学家怎么解释。
书楼后院地面的旧条石唐微说，原来在后院还能找到房屋拆掉后的地基，而如今都被施工的遮挡板封在了里面，无法看到究竟。
故只好跟随唐老师登上古越藏书楼现存部分的二楼。
在楼道口陈列着几块展板，其中一幅是徐树兰的画像。
他那坚毅的眼神能够说明这位前清举人做事的果敢。
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却对近代图书馆有着如此大的贡献？可惜我找不到探求他心路历程的研究文章。
改造之中围挡遮住了旧物如今的古越藏书楼作为了绍兴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这样一座古代的书楼百年之后依然鲜活地使用，这在其他地方颇为罕见，也正是该楼的难得之处。
有几位读者坐在那里翻阅报纸，我们为了不打扰对方，只能悄声谈论。
这时，王以俭馆长带着两位工作人员拾阶来到了楼上。
书楼现存部分一层当年的老楼梯、我立即向王馆请教书楼的方方面面，他告诉我说，此楼虽然归绍兴图书馆使用，但产权却在军方。
而他们正在与有关部门交涉，希望能将此楼的产权归还过来，毕竟这里是绍兴图书馆的发源地。
听闻王馆长所言，又让我有些兴奋，如果这座书楼能够恢复，尤其将后院拆掉的三进一并恢复，那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
盛世修典，近年来人们对历史遗迹的保护越发重视，但很多说法还停留在口号的层面。
而绍兴图书馆却能踏实地做一些实事，这当然令人欢欣鼓舞。
我希望王馆能够早日办成这件事，如果能将古越藏书楼恢复原貌，那我再登此楼多少次也会有常看常新的兴奋感。
仍然在使用中认真正当我兴奋之时，在座的一位读者向我招手。
定神细看，此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而后走上前与之握手，猛然想起我在诸暨开会时，某天晚上在当地的读书会上遇到过一位老先生。
于是我立即问他，是否是那次见面者。
老先生很儒雅地修正了我的记忆，他说我们在诸暨相见不假，但却不是在读书会。
但无论怎样，能够在他乡遇故知，这也算是人生四大喜之一，于是热情地与他攀谈一番而离去。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先生乃是南京的杨靖华，他原本给我刻过闲章。
为了一座书楼，能与远方的朋友在之相会，可见书楼魅力何等之大。
其实不仅如此，前人在此的相遇比我更令人羡慕，因为钱玄同就曾经在古越藏书楼读书数年，徐明浩在文中写道：“钱玄同先生，也曾在古越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之久，并由此而奠定了学业基础。
据父辈传说，钱先生之与徐家联姻的缘由，是因为他在藏书楼用功苦读，被祖父徐元钊和二祖父徐尔谷看中了，认为钱先生少年好学而有为，遂将大姑母许配与他。
”古挂钩当年的地板在古越藏书楼读书还能抱得美人归，这样的福分怎能不令人艳羡。
我跟方俞明悄悄交流着这方面的心得，他很认真地说：“现在这样的机会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