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文学人类学,基本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角度作人类学研究,二是从人类学角度作文学研究。因而从界定上看有两个角度和立场,人类学的和文学的应该说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一定见,基本上还是各持己见。以致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萨加尼干脆提出使用“文学人类学”和“文学的人类学”两个概念,以便加以区分。他认为前者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的社会文化状况,而后者则关注作者、读者在符号活动中的不同作用。

综合现在已有的尝试性界定,来自文学立场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1.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2.用文学手段表达人类学的思想,或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3.文学与人类学在某些边缘的互动,即跨学科的研究领域;4.还原文学的“人类学性”,即把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的研究;5.通过人类学的“全人类”视界(或泛文化比较)对“世界文学”的重建,以追寻世俗或人性的本源;6.通过文学的形式达成文学与人类学的资源共享。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亦园也提出了自己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的看法,同样也是六个方面:传统人类学对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文化展演的研究;人类学作品的文学化;人类学的影视表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类学阐释;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化。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正好反映了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不同学科体系和建制之间理论与方法的张力,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文本与田野的关系;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的关系。尽管来自两方面的声音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1997年于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大致认同于“文学人类学是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文学艺术,同时,通过文学艺术及其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内容进一步研究文化人类学”。显然这也反映了西方理论现状:文学理论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这两个理论构建方向代表了当前的潮流,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了文化诗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批评;而后者还进一步分化出了人类学诗学和民族诗学。二、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学人类学

人类学的本体应是人,是探讨人、人性的学问,应是向人的本质的靠近、回归和挖掘。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渴望了解自身及其存在的意义是人特有的一种本性,“人类文化的各个扇面都是开拓意义以及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人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伴随着后现代哲学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质疑,整个思想界中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结构-解构的语境转换,以及西方话语中心论的破碎,人文社会学科的各分支都纷纷对自身的学科性质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学科及学科之间的分化、整合与重建,学科边界开始模糊,相继出现了一些交叉性的边缘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出现可以说正是这个思想大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注意到,人类史、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的演进及其分支学科发展的脉络,皆呈现出对人性的认可和揭示,展现着由外在向主体趋近的轨迹:文化进化—文化播化—文化功能—文化相对—文化人格—文化象征—文化解释—文化解构,勾勒出其对象由历史规律、组织制度、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向心理、人观、主观、人性、个性迫近的轮廓。在文化的演进及古典人类学的旗帜之下,对于人类特殊性与个体心智的格外关注是被冷落的。后来,人类学者认识到,学科知识理论的相对性与个人性有关,不同文化对人的观察有一致,同一文化对人的注解也有不一。布尔迪厄指出,文化对个体的制约有范围及局限度,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也是人的造物。萨林斯则认为,复制社会文化体系更重要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而是“日常生活实践”。由是,反思人类学将人类学者和被研究者的角色与解说一同作为描述的对象。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进入中国文化权力(杜赞奇)与社会建构(达顿Ｄｕｔｔｕｎ)等研究。人类学家不再能依赖传统工具性媒介,如公共仪式、家庭或社会结构,而须凭借深层的意义系统来捕捉文化特性。自我、情感和个人成为现代主义文本的重要成分。

在人类学界,这种反思过程一方面增强了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文学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学的文化表述向更为文学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喻说理论认为,历史具有其内在的“文学性”,这也成为后来部分理论家解读人类学作品的方法论来源,即把它作为文本和话语规范内的写作进行解读。米德，萨皮尔和本尼迪克特

都视自己为人类学家和文学家。特纳、道格拉斯、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对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感兴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模糊了科学与艺术的界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格尔茨以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作品开启了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创立了“解释人类学”一派。认为,民族志权威是一个“写作的”行为,它源于一个创作的、利己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情景,在此情景中,作者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在交流中将自己的经历与别人的经历进行交流的商谈者。因此,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非传统上所以为的科学。

1984年,10位学者(主要是人类学者)以“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为中心议题,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美洲研究所召开了一个高级研讨会。与会者以批判的眼光对不同时期经典民族志作品的写作进行了文本的和文学的分析,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修辞的应用以及民族志的虚构性质,并试图强调文化表述的政治学和诗学。指出经典民族志中,作者的主观性与文本表述的客观现实是分离的,作者真实的田野经历以一种固定的格式陈述,在田野经历中发生的感受、困惑、变故和欢快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中都被删除了。然而隐喻、比喻、叙述这样的文学过程会影响文化的表述方式,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生动而信服的描述,说明民族志具有文学的特性,一部作品应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说具有艺术的结构。提出民族志写作的新的自传体形式,即自我反思的个人田野叙述,以第一人称单数,使田野中获得的最重要、最生动、最具情感和情趣的东西,包括人类学家对自己的认识,得以在民族志中体现。

1986年,克里福德和马尔库斯将文集主编出版,题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此书与同年出版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道成为“写文化”大论争的旗舰性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学理论的构架和话语方向。1988年,第11届魁北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之主题即“文学人类学”,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文学人类学开始形成一定的声势。加拿大布伦斯威克大学人类学教授波亚托斯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

他提交了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范式作了全面论述。波蒂斯-温纳则指出,人类学在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人类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模塑作用,并将研究得出的模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相似性中的差异。波蒂斯-温纳则指出,人类学在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文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文学人类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模塑作用,并将研究得出的模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相似性中的差异。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是民族志的新的写作方式,它与人类学诗和民族诗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诗学,并成为其主体,形成了人类学新的表达方法及风格。一些人类学者尝试采用了一些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人类学观念,它们增进了现代主义民族志体验的交流。文学或诗在强调信息所采用的形式时,以科学所摈弃的诗学作为它的首要目的,这使文学人类学的解析领域充满诗意和哲学魅力。

三、文学角度下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角度下的文学人类学的代表性研究是所谓的“原型批评”。它的提出显然受到以弗雷泽《金枝》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的写作的影响,同时也与文学领域中的神话倾向有关。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神话原型的自觉运用,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等人就曾运用神话术把文学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成功地表达了本来不可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原型批评就是以神话和仪式的模式为基础研究文学,其主要内容就是探求文学原型的发生及其内在置换规律。在这个领域中弗莱和维克雷的研究比较突出,影响最为广泛。

弗莱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可以说是原型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批评是否准确取决于对文学现象内在结构规则的认识程度。因此他极力批评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它们关注的只是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却忽略了其内在的结构,尤其是忽略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关联。由于文学的产生源于神话,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就自然地成为确认原型模式的基本方法。他自己在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时候,就参照了古希腊和希伯来《旧约》神话。后来他还开始了对具体作品的破译性解读,《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维克雷于20世纪60年代主编了一本影响广泛的论文集《神话与文学:当代理论与实践》,继续为人类学角度的文学研究呐喊。他在弗莱认为《金枝》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之后,进一步提出用《金枝》所提供的人类学方法来解读《金枝》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并认为正是《金枝》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原

型基础。

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批评则反映了人类学对文学研究的最新影响。这种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哲学来源直接来于法国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而人类学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新近兴起的文化阐释方法。这与影响弗莱、维克雷等人的古典人类学方法有着显著的不同。葛林伯雷这样写道:我在本书中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或人类学的批评，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也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

这种视角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创作、社会规范及其历史背景的全盘审视,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作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批评家不仅自己意识到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意义系统”,是“建构”的,同时自己的解读也是一种新的建构,而且他们还努力提醒读者意识到这一点,使读者也可能产生自己的意义建构。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比弗莱等人的原型批评更为深刻和精细,更为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化文本意义。

四、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成长

人类学传入中国大概始于20世纪初,其“神话”观念及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的文史研究。这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尝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郭沫若对甲骨文的解说(从婚姻进化史的角度)、闻一多对《诗经》、《楚辞》的再考(从神话民俗的角度)、茅盾对汉族古代神话的梳理(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郑振铎对汤祷传说的分析(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文学人类学的话题也再次被提出。而这一时期以来仍然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得比较早,比较快。其中,乐黛云、叶舒宪等人的研究比较突出和具代表性。1987年,《金枝》中文节译本,以及介绍弗莱文学人类学观点的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相继出版,文学界遂出现了文学人类学热潮。一些专业理论刊物竟相登载相关文章甚至专栏予以介绍。从1995年开始,《文艺研究》陆续刊载了大量有关理论文章,在专著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当然,这些创作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和人类学理论的运用,与专业人类学的角度是有偏差的。

文学人类学在文学领域的发展于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时叶舒宪等人提出几个有关“文学的人类学”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次年,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五十余位来自人类学、文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参加了讨论。同年,国家教委重点教材《比较文学》特设“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一章,将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上了学科建制的日程。

文学人类学的这些尝试性研究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人类学破译”丛书更是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赞誉。乐黛云给予了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代表的“破译”,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重新诠释中国原典,使其真正成为当代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可以说他们已超越了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努力从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高度去省视某一文化现象。在这样的研究和诠释中,很可能会逐渐产生既非传统的西方话语,亦非传统的东方话语的新的话语,从而人类能在共同建造的思维基础上相互沟通……这样,东西方就有可能在彼此都熟悉的语境里对话,不但能够消弭过去有关东西方文化“优劣成败”的某些情绪化的争执和误解,而且可能由此寻找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新的契合点和生长点。

不过在一片赞誉的同时,也有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如康正果对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和《阉割与狂狷》的批评。

康正果的观察和批评引起文学人类学界的思考,这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的三大问题之一,即对文本的单一关注失却了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中的文本的田野情境特性,亦即其说的“历史的上下文”。这种没有情境参与的纯文本解读必定会遗漏田野情境的重要信息。其次,国内目前的专著或论文所关注或解读的基本上都是“民俗意趣较浓厚”的文本,而它反映出当前研究中选材的局限性。这直接导致了第三个问题:既然

选材是有限的,那么“重建世界文学”的构想就不免变得虚乌。这种宏大目标的提出本是期望通过对文本的诠释和比较获得对“普遍真理”的认识,但由于能够被诠释和比较的文本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此很容易得出一些附会的解释。

人类学者在文学人类学领域的介入相对较晚,影响较小,即使在人类学内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林耀华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金翼》可以说是人类学小说的典范之作,但却势单力孤,真正在国内提出集中探讨文学人类学话题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主要有李亦园、庄孔韶、彭兆荣等人。他们先后进行教学、讲座、引荐、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人类学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这一学科的建树。

文学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严格说,应该属于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个新学派,基本属于文化学范畴;而人类学领域内的文学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庄孔韶教授自1994年由华盛顿大学回到中国大陆起,即演讲介绍这一学科,并在其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教改中,增设了这一课程,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建设研究和创作实践,撰写、发表和组织翻译了数篇理论文章;2001年庄孔韶主编教育部重点教材《人类学通论》专章论述了文学人类学;同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庄孔韶《“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收录了其人类学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摄影等多种表述方式的人类学作品。这些可说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重要专业成果,而后者可称中国人类学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诸种文学形式,尝试不同种族、人观下人性、人格的比较、勾连与透视。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更多联系中,庄氏认为,诗的形式对于人的情感和灵感的直觉表达,优于学术论作的“写白”、“道白”,而含蓄和直觉一直是从中国文化哲学到民众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成分,这正是中国诗的发展历久不衰的文化基础之一,附以人类学的观点入诗则如同往诗坛的磨盘里注水,其益处显然是可以期待的。诗人如同被神灵抓住的萨满那样进入角色,赋有人神传通的中介内涵,以及仪式和场景中被他的族众用心灵接收的、又经常被外来的考察者误读的诗意。人类学诗,是在常规比较文化研究中寻找人性的精髓和文化意韵之流程,发现文化差异和透视不同族群中人的本质,作为诗比兴的铺垫,是人类学入诗的基本点,人类学诗正是以文化相对观达到雅俗共赏。[在此,我们不难想到谢林顿曾提出过的“心智”观,它包含愿望、热忱、真性、爱、知识与价值,认为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信仰、希望和善举,也就排除了动因、力量和引力,以及角色和文化,它们在我们的世界中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因而情感不仅是文化的造物,文化亦是情感的造化。而“正是被记忆和预期的感觉活动……正是由想象塑型的感知,给了我们我们所知的外部世界……借助我们的思维和想象,我们有感情而且有感情生活”。

《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是中国大陆人类学领域、第一个涉入白色人种家族历史的开篇之作。它不是拘谨的人类学作品,而是以小说体裁撰述的、北美大陆移民家族的创业史,从中探讨人类学的话题。在此,庄氏始终贯穿人类学的视野,关注、揭示美利坚族群文化的传递与转换是如何实现的。人类学的文化镜焦对于时空、制度和人性、个性的审视,赋予人类学者的文学创作以洞悉社会和人生的视觉。亦如庄先生所言,人类学的诗学活动、历史观察及影像观察,都经过了文化镜头的过滤。庄氏以文学体小说形式撰述家族创业史,可谓对林耀华大师手法的弘扬;而庄氏写的是白人种族家族史,则更赋予文化横向比较的蕴涵;在具体表述手法上,他多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更易于展示人物的内心和思想;在代际上后者比前者的跨度多出两辈人,揭示了文化主体、文化载体和文化内涵本身的纵向变化;在文化的知识层面,后者不限于人文知识,而呈现了生态学和信息工具变革的进程。正如乔治?马尔库斯和米开尔?费彻尔所认为:人类学者在适当的范围内,可以吸收有效的小说型叙事技巧,把对社会结构基本原则和文化意义范畴的抽象分析性探讨与对社会生活中单独事件的浓厚表述联结起来。

并且,对话作为交流成分的增多,无疑与主体及自主性的增加相伴随。文字和语言的本质是达到真正的交流,而如同人类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归结为单一的“科学”生活方式一样,人类的语词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科学的”语词。反思的理性意味着对话与宽容,“是一种能够使个人和群体与其他个人和群体和平共处……汇集各种新的、融和、妥协、包容的生活方式的美德”,后现代的文化,质疑科学的神话、政治的神话和语言的神话,它“不再由客观认识的理想而是由美学升华的理想所支配……艺术和科学将成为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心理动力文本的当代实验就是以话语的展示为标志的。利科尔在《解释的冲突》和《活的隐喻与历史

的境况》等著述中提出其话语理论,认为科学话语和诗歌话语是能相互补充和转化的,诗意的话语充满了象征、隐喻、谜语、新颖和歧义,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构造出人们的生活态度。庄孔韶以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提出人类学的人文精神不应失落于科学,使之撰著赋有了文学的敞开、创新、可塑和更易交流的特性,而文学人类学的建构意味着人类学学科本身的拓展;其对个体及其个性塑造的关照,则昭示人们去尝试一种新的创作及生活方式的趋向和可能。

人类学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受益的学问,它的研究作品应提供于学界以外的各种人群,应综合各种表达手段,以使人们共享和明晰一种或诸种文化及其本质。因此,写作拥有多种心声的、且清楚考虑到多种读者需要的文本,对当代人类学的实践及文化批评是有益的激励。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运动,提示了读者角色应有的重要性;后来结构主义框定文本以科学、客观的位置,使读者的见解和情感变得式微;后结构主义否定作者支配读者意见的模式,给读者与作者同样解读文本的地位,使其以批评的姿态主观地建构文本的言外之意,显现出文本的意义不单是作者的创造,还来自读者的接受和释说,突出了读者与文本的相互衍生关系,使之以相对、开放、随意、生动及主体感受,对文献代码发出了挑战,从而鼓励人们去阅读他人和新的话题。即20世纪70～80年代,文学批评和解释学领域的理论发展,策动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思维,亦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80年代中期指出:对人类学修辞与文本的认识及争论,从根本上反省了用抽象、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指导的经验研究;因为,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表现形式细致考察,也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目前存在更多的是问题或者准确地说是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够”。首先人类学界对文学人类学的关注不够;其自然结果就是投入不够(指投入的研究时间和精力),除了上述作品之外,鲜有其他相关成果;其三是理论建构不够,本土的和西方理论介绍均着力不够,像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和Ａｆｔ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这样代表西方文学人类学新发展的重要作品至今还没有汉译版本面世。